论三言中商人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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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三言”中商人形象
【摘要】“三言”是明代白话短篇小说的代表之作,是市民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品中涌现了大量的商人形象,反映了明代的社会经济状况和社会思潮,商人多以正面的形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是当时社会风气下商人形象的典型的代表,但与此同时,又不可忽视冯梦龙作为封建知识分子在作品中流露出的不足,本文从正反两个角度来探究“三言”中出现的商人形象的特点。
【关键词】“三言”商人形象进步性与局限性
一、绪论
冯梦龙(1574——1646),字犹龙,又字耳犹、子犹,别号龙子犹、墨憨斋,墨憨斋一别号,系因其居题为“墨憨斋”而得,长洲(今江苏吴县)人。
冯梦龙自少有才气,但生活放荡不羁。
崇祯三年,57岁时方考取贡生。
61岁时,任福建寿宁知县,颇有政名。
65岁时,离任返乡。
明亡后,忧国而死,卒年73岁。
冯梦龙的一生颇不得志,但这却促成了他在文学上的更大的成就。
他把一生的精力,主要从事通俗文学的研究、整理与创作,成就卓著,为古代文人中所罕见。
他曾改编长篇小说《三遂平妖传》、《新列国志》,推动书商购印《金瓶梅词话》,刊行民间歌曲集《挂枝儿》、《山歌》,编印《笑府》、《古今谈概》、《情史类略》,编辑有散曲集《太霞新奏》,也曾写作传奇剧本,并刻印了《墨憨斋传奇定本》十种。
而最重要的成就,是编著“三言”。
[1](章培恒文学史)
“三言”,指的是《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
三言是宋元明话本的选集。
所谓的“话本”即是“说话人”使用的一种文学底本;而主“说话”本是一种口头艺术,“口说古今惊听之事”,在民间由来已久。
至两宋,伴随汴梁(今开封)和临安(今杭州)等大都市的繁荣,杂剧场中“说话”形成专门。
这是一种既不同于传统的文人诗文,也不同于六朝志怪和唐人传奇的新的文体,鲁迅在《是中国小说史略》里提到“即以俚语著书,叙述故事,谓之‘平话’,即今所谓‘白话小说’者是也。
”话本小说也被称为“俗文学”,兴起于唐末五代,发达在两宋,繁荣则是在晚明,当时晚明有一股思想解放的思潮,对俗文学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冯梦龙正是在这种新的思潮的影响下,从事俗文学的研究,编纂了三言,起到了承先启后的作用。
“三言”作为拟话本短篇小说集,题材十分地广泛,它能覆盖各个社会阶层,能比较全面地反映晚明社会思潮的变化,描绘了众多的人物形象,但在这些形象中描写量最大,最富有新的时代特点的是关于商人的描写。
商人自古以来就是倍受争议的群体。
商人的出现和商业的兴起经历了一段过程。
自周武王灭商后,商朝的遗民为了维持生计,东奔西跑地作买卖,日子一长,便形成一个固定的职业。
周人就称他们为“商人”,称他们的职业为“商业”。
这种叫法一直延续到今天。
商周时,商业由官府控制;而春秋战国时,出现许多商品市场和商人,是商人阶级的成长阶段;秦统一货币、度量衡,修建驰道,又大大地促进商业的发展,汉朝是商人的成长阶段,中外贸易发展起来,出现商业中心;隋唐时期、宋元以及明清时期商业呈现出繁荣的景象,明清尤以徽商与晋商闻名天下。
战国时期商鞅、荀况首提“重农抑商”的思想,
孟子提出惠商论而韩非子反视“工商之民”为五蠹之一,文学作品对商人描写多侧重其惟利是图一面的描写,如白居易在《琵琶行》中塑造了“商人重利轻别离”的经典形象;而司马迁却为商贾立传,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肯定了商人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列叙了范蠡、子贡、白圭、猗顿等人的事迹;但到了明代,商人地位有了突破性的提高,王阳明在《节庵方公墓表》提了“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
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
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
士农以其尽心于修治具养者,而利器通货犹其士与农也。
工商以其尽心于利器通货者,而修治具养,尤其工与农也。
故曰:四民异业而同道。
”[2](4)他把传统观念中一直被视作“贱业”的工商摆到与士同等的水平。
因此,在文学史上对商人的褒贬不一。
三言中刻画了众多的商人形象,冯梦龙对宋元明话本在主题、情节、以及人物形象的塑造都作了不同程度的修改,重新赋予了小说新的价值和意义,在文学史上有了突破性地进展,比起以往的文学作品关于商人的描写,更加旗帜鲜明。
三言中出现关于主要的商人形象的描写,大致如以下的归纳。
不能大致,要完整归纳出来,所有关于商人的形象必须罗列出来。
1、《喻世明言》
第一卷蒋兴哥重会珍珠衫蒋兴哥
第四卷闲云庵阮三偿冤债阮员外阮大郞阮二郞
第十二卷众名姬春风吊柳七刘员外孙员外
第二十一卷临安城里钱婆留发迹顾三郞
第十八卷杨八老越国奇逢杨八老
第二十六卷沈小官一鸟害七命沈昱李吉贺客朱客
第二十八卷李秀卿义结黄贞女黄老实黄善聪李秀卿
第三十九卷汪信之一死救全家汪信之
2、《警世通言》
第五卷吕大郞还金完骨肉吕大郞
第六卷俞仲举题诗遇上皇吕玉陈朝奉
第十五卷金令史美婢酬年少矫公
第二十二卷宋小官团圆破毡笠宋金
第二十三卷乐小舍拚生觅偶乐美善
第二十四卷玉堂春落难逢夫沈洪
第二十五卷桂员外穷途忏悔桂富五
第三十二卷杜十郞怒沉百宝箱孙富
第三十三卷乔彦杰一妾破家乔俊
3、《醒世恒言》
第三卷卖油郞独占花魁朱老十、秦重
第七卷钱秀才错占凤凰俦高赞
第十卷刘小官雌雄兄弟刘德、刘奇、刘方
第十八卷施润泽滩阙遇友施复、朱恩
第二十卷张廷秀逃生救父张权
第三十五卷徐老仆义愤成家阿寄
第三十六卷蔡瑞虹忍辱报仇卞福
二、特点
本文就文中几个鲜明的人物形象的描写为例来探讨“三言”中商人形象的进步性与局限性。
其进步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内外兼备,重点突出商人身上的优秀品质,重义轻利,乐善好施。
“三言”中描写的商人多是中小商人,他们多是以正面的形象出现在公众的视线中,作品中对商人的美好品质和道德进行赞颂和肯定,摆脱了以住作品中大数对商人的打压和偏见。
“三言”中商人再也不是传统末业中的卑微角色,而是被当成一个重要的主体,同时作者也注入了更多的理性和情感。
这些商人大都是真诚守信,为人正直善良,重义轻利,有着商人的职业操守和道德准则。
在《喻世明言》中第一卷《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即塑造了一个典型的商人形象蒋兴哥,外貌生得“眉清目秀,齿白唇红。
行步端庄,言辞敏捷。
聪明赛过读书家,伶俐不输长大汉。
人人唤做粉孩儿,个个羡他无价宝”[3],与生俱来的优越条件让蒋兴哥打小就显得与众不同,故事中的蒋兴哥与王三巧结成连理,为了生计,前往广东做生意,不得不与妻子分开,在这段时间,王三巧出轨与陈商发生了关系,作为丈夫的他不是将所有责任推到妻子王三巧的身上,而是马上进行反省,想起“当初夫妻何等恩爱,只为我贪着蝇头微利,撇他少年守寡,弄出这场丑来,如今悔之何及!”,在妻子改嫁了,将十六个箱笼,原封不动,送到三巧那里当陪嫁,顾全妻子的面子,蒋兴哥身上的忠厚,大度,重感情的一面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最终获得大团圆的美好结局。
《醒世恒言》第十八卷《施润泽滩阙遇友》里的商人施复的拾金不昧,能以一个生意人的角度换位为他人着想,“倘然是个小经纪,只有这些本钱,或是与我一般样苦挣过日,或卖了绸,或胶了丝,这两锭银乃是养命之根,不争失了,就如绝了咽喉之气。
一家良善,没甚过活,互相埋怨,必致鬻身卖子。
倘是个执性的,气恼不过,肮脏送了性命,也未可知。
我虽是拾得的,不十分罪过,但日常动念,使得也不安稳。
就是有了这银子,未必真个便营运发积起来。
一向没这东西时,依原将就过了日子。
不如原往那所在,等失主来寻,还了他去,到得安乐。
”[4]一连串细腻的心理描写,把施复身上重利轻义,拾金不昧的道德情操和当时明朝社会里存在某些不良的风气形成鲜明的对比,更突显了施复这个商人形象的特别。
《醒世恒言》第十卷《刘小官雌雄兄弟》中也塑造了一个忠厚老实,乐
善好施的商人形象刘德。
“刘德夫妇两口,年纪六十有余,并无弟兄子女。
自己有几间房屋,数十亩田地,门首又开一个小酒店儿。
刘公平昔好善,极肯周济人的缓急。
凡来吃酒的,偶然身边缺钱缺少,他也不十分计较。
或有人多把与他,他便勾自己价钱,余下的定然退还,分毫不肯苟取”, [5]正因为他做人公平讲信用,镇里的人都十分敬重佩服他,都叫他为“刘长者”,这是对以往商人出现过的尖酸刻薄,唯利是图的丑陋嘴脸的颠覆。
(二)、敢于向世俗挑战,追求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体现在女性商人形象的塑造上。
“三言”里公正公平地评价商人的崛起,肯定商人在经商过程的智慧,冲击了当时人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两千多年来的中国封建社会,由于统治阶级推行“重本抑末”的政策,商人的地位一直不高,明代社会的商业气氛越来越浓厚,商人敢于正视自身的需求,大胆创新,突破原来的束缚,在社会上谋求自已的一席之地,男商人的处境已是十分艰难,更何况是作为女性的商人,“三言”中的女子不仅加入了商人的行列,更在经商的过程中尽量坚守商人作为人应有的人格平等。
在《喻世明言》第二十八卷《李秀卿义结黄贞女》中的黄善聪“眉目生成清气,资性那更伶俐。
若还伯道相逢,十个九个过继”,在父亲黄老实去世之后,以张胜的假名与李秀卿结为异姓兄弟,在庐州合伙做生理。
而《醒世恒言》第十卷《刘小官雌雄兄弟》中的刘方,自父亲过世之后,认刘公为父,“自此帮家过活,奉侍刘公妇,极其尽礼孝敬。
老夫妇也把他如亲生一般看待。
”这两个故事里都是女扮男装的商人,她们充分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商业社会里小有成就,做到节孝兼全。
她们可以坚守自己的信念,洁身自好懂得如何在男权的社会中巧妙地保护自己,既是为了生存,也是为了更好地展现女性商人特有细心与智慧,这是对商人形象的新的领域的开拓,是文学作品中的一个亮点,丰富了商人的形象。
(三)、商品经济的发展促成了商人阶层的壮大,大胆追求自身的发展,肯定自我价值,个人意识觉醒,追求人的权利自由。
提高社会地位,肯定个人价值
正如李泽厚在《美的历程》里提到的“在怀疑和否定旧有传统标准和信仰价值的条件下,人对自己生命、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这也许是新的思想解放运动唤醒了人的觉醒,“这一思潮使传统的思想观念受到冲击,使传统观念压制的商人的意识发生了巨大变化,而最突出的是个人意识的觉醒和对人道主义的张扬。
他们由幻想而付诸行动,为改变自身处境,追求人的尊严,提高社会地位而奋斗,同时为了洗刷‘无商不奸’的恶谥,他们以新兴商人的姿态出现在商品交换中”[6]2经商无尊卑之分,无所谓的阶级门槛,只要有胆识有智慧就可以加入商人的大潮中,萌发与上层阶级相抗衡的竞争意识。
《喻世明言》第十八卷《杨八老越国奇逢》中的杨八老,“年近三旬,读书不就”,决定改行经商,其妻也不以读书科考为唯一出路,劝夫“不必迟疑”。
后虽经千难万险,终也“安享荣华,寿登耆耋”。
摒弃以前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想法,将经商看作是一种正当的职业,隐隐也可以看出当时商人的地位在当时有了提高,人们不再以经商为不正当的职业。
《醒世恒言》第三十五卷《徐老仆义愤成家》里则塑造了一个鲜明的人物形象——阿寄,在徐家兄弟争夺产业的斗争中,年迈的他被当成废物
一脚踢给了孤儿寡母的一家,为了不被人看不起,也为了尽主仆的情分,“那经商之道,虽不曾做,也都明白……三娘急急收拾些本钱,待老奴出去做些生意,一年几转,其利岂不胜似马牛数倍……营运数年,怕不挣起个事业,何消愁闷”。
[7]他毅然出外经商,勇挑大任,历尽千辛万苦,十年在外经商便使主人成为巨富,而自己“自经营以来,从不曾私吃一些好饮食,也不曾私做一件好衣服,寸丝尺帛,必禀命颜氏,方才敢用” [8],终于拯救寡妇一家于穷困潦倒之中。
阿寄用他的忠诚与勇气获得众人的敬重,获得了人格独立与自尊,同时也抱答了当年主人的收留之恩,做到了仁至义尽。
《醒世恒言》第三卷《卖油郞独占花魁》中讲究商之德的秦重被侍女诬陷偷银,又遭自己养父误解,离开朱家,自己挑起生活的重担,出去创业。
“那油坊里认得朱小官是个老实好人。
况且小小年纪,当初坐店,今朝挑担上街,都因邢伙计挑拨他出来,心中甚是不平。
有心扶持他,只拣窨清的上好净油与他,签子上又明让他些,”,加上秦重自己省吃俭用,深知做生意的门路,挣点家业,偶遇花魁娘子,一年的真心追求,终于抱得美人归,不上一年,把家业挣得花锦般相似,驱奴使婢,这在前代的商人几乎是想也不敢想。
秦重在面对困境时,产生前所未有的自信和勇气,同时也是对自我价值的发现与肯定。
“三言”在当时迎合了社会潮流的发展,投合广大市民阶层读者的阅读趣味的,从一个角度来看,是当时社会的一个真实的写照,体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社会经济繁荣发展的一面,具有进步的意义,但冯梦龙作为当时封建社会的一名知识分子,思想上难免会打上时代的烙印,封建思想使得他在作品中流于明显的道德说教,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首先,冯梦龙在商人形象注入了过多的教化说理,在《醒世恒言》叙中冯梦龙明确提到他写“三言”的目的,“明者,取其可以导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适俗也;恒则习之而不厌,传之而可久。
三刻殊名,其义一耳。
”《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三部作品里讲述的故事,寄托了作者的希望,通过这些故事可以使凡夫俗子知道方向,更加理性,消除自己的愚昧,而且通俗的故事更有利于众人所接受,传播得更远,从而可以起到正确的导向作用,流传于世间。
因而从“三言”的书名就可以看出小说具有浓厚的道教训诫色彩,商人被塑造成宣扬道义的工具,作品中的商人描写,有一定的写实,但也有一种趋向于理想的建构,“三言”中商人群体大多带有一定的相同点,在大多数商人的身上都有着共同的优良品质,如重仁义,讲信用,善良等,体现情与欲,义与理的统一。
阐述封建社会伦理纲常,为封建社会服务,在一定程度上是巩固封建社会秩序的一剂良药,因此,在“三言”中“一方面是作品中的人物和事件具有新的思想、新的社会气息;另一方面是浅薄迂腐的道德说教导前殿后。
”[9]5其次,在“三言”强调因果轮回报应,提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渗透贞节观念等落后的封建思想。
《警世通言》第二十五卷《桂员外穷途忏悔》桂富五不知感恩,在恩人深陷危机时不但不施加援助之手,反而落井下石,结果他的老婆和儿子都变成犬,受到了应有的报应,劝人从善,警告世人因果循环终有报,有诗为证“桂迁悔过身无恙,施济行仁嗣果昌;奉劝世人行好事,皇天不佑负心郞”,在作品中有一些封建迷信思想的存在,是作品中无法摆脱的模式。
《醒世恒言》第三十五卷《徐老仆义愤成
家》里,老仆人阿寄知恩图报,对主人家忠心不二,是值得赞扬的,但在某些程度上还是有一定的落后的地方,在当时封建社会里,阿寄处于被压迫的地位,但却无法改变奴仆的境遇,生活在不公平,不平等,不合理的社会秩序中,身受奴役与欺凌,但却不想却改变这种社会秩序,甚至于他们自己的所作所为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在维护这种不合理的封建社会秩序。
同时在《喻世明言》第二十八卷《李秀卿义结黄贞女》我们不得不承认黄善聪作为女子的坚强与智慧,但在面对自己喜欢的男生时,却“欲表人间清白操,故甘薄幸拒姻亲”,宁可失去一段美好的姻缘,也不肯轻易把自己看重的七年贞节付诸东流。
封建社会贞节观是封建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时成为压迫女性的残酷枷锁,而黄善聪的行为同样也是在变相地维护这个不合理的封建传统
最后,商人阶级仍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清醒明确认识自己的地位,在当时还是明显有商不敌仕的倾向,有多少的商人企图通过和仕阶级联姻,来证实自己的能力,从而提高自己的声望。
在《钱秀才错占凤凰俦》中的粮商高赞是洞庭地区的富商,生有一个女儿标志聪慧,“高赞见女儿人物整齐,且又聪明,不肯将他配个平等人,定要拣个读书君子,才貌兼全的配他,聘礼厚薄到也不论。
若对头好时,就赔些妆奁嫁去,也自情愿。
有多少豪门富室,日来求亲的,高赞访得他子弟才不压众,貌不超群,所以不曾许允。
”[10]高赞有了雄厚的经济实力,作为一个市井之辈的人能够像当时的贵族一样为女儿选择佳偶,对当时的门当户对的观念有极大的冲击,但仍可以看出市井之辈对仕阶层的向往。
三、原因
明代商人身上会有这些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社会经济的影响,明代的社会经济在中后期时候达到一个高峰期,生产力水平大大地提高,商
品贸易往来频繁,商人的经济实力也伴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渐雄厚起来,有的商人甚至富甲一方,成为一方的势力,社会风气更加开放,市民阶层的生活倍受关注。
“三言”中商人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是文学作品中对商业繁华景象的一个写照,同时商业的发展又造就了一个又一个商人的财富神话。
二、当时明后期的社会思潮的影响。
以王阳明为代表的王学左派提出了将会儒学世俗化,让会儒学
更加贴近市民群众,发挥儒学本身的规范作用,并提出了“心即理”,把“天理”和“人欲”
两者有机地协调起来,摆脱了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人性的肯定,符合市民阶层对现世生活的追求,因此在“三言”中的商人大多敢爱敢恨,性格鲜明,敢于打破常规,摆脱封建的外在束缚,追求属于自身的幸福和人格尊严。
三、商人形象趋于正面的描写,在某个方面上说是从文学的角度对商人兴起的肯定,同时流于说教
的目的,深受明代后期,强调“复兴古学,务为有用”的社会思潮的影响,明代后期,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都发生了一些变化,出现了皇帝长期怠政,和国家体系本身存在的腐败现象,宦官专权等现象,同时,一些有识之士,对这种现象深恶痛绝,他们要求整饬风俗,铲除奸臣,
因此在这种特定的社会思潮就大量地反映在小说中,冯梦龙也是深受时代思潮影响,在塑造商人形象的同时打上时代的思想烙印,商人在“三言”还是被寄予了作者主观上的一种倾向,即强调虚构的教化价值。
四、总结
总之,明朝商人的大量兴起,是一个时代的印记,冯梦龙编辑整理的“三言”,是话本小说的艺术宝库,作品中的商人的主体地位越来越突出,他笔下的商人个个血肉丰满,富有时代性。
文学作品就好比是时代的一面镜子,是对当时社会的真实的反映,同时也有着新的自我创造,即来源于现实,高于现实,冯梦龙就是在整理中融入了自我的创作,虽说作品中仍存在一定的封建残余思想,描写商人形象的时候流于一定的形象模式,有过分强调说教的倾向,但其整体上还是进步性大于局限性。
他顺应时代潮流,摆脱“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学理念,强调人的自由和主观能动性,带有明显的反传统色彩,与当时以王守仁为代表的心学为主的时代思潮遥相呼应,在整体上反映出了市民阶层的壮大,代表了市民阶层的愿望和利益。
在“三言”中呈现了当时经济的繁荣与昌盛,商业活动的影响遍及社会的各个领域,有力地冲击着旧社会中士、农、工、商的原来的等级秩序。
写出世俗人的呼声,渴望改变商人自身处境,追求人的尊严,提高社会地位,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对命运和生命进行重新发现、思索、把握与追求。
这正是作品所体现的时代新特点,是塑造商人这一形象的典型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
[2]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941.
[3] 冯梦龙编刊陈曦钟校注.喻世明言[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5,
4.
[4] 冯梦龙编刊陈曦钟校注.喻世明言[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5,
374-375
[5] 冯梦龙编刊张明高校注.醒世恒言[M].北京:北就十月文艺出版社,1995,
208.
[6]《新疆教育学院》2000年3月第16卷第一期,《个人意识的觉醒人道主义的
张扬——从〈三言〉看明代商人的思想观念》
[7] 冯梦龙编刊张明高校注.醒世恒言[M].北京:北就十月文艺出版社,1995,
815.
[8] 冯梦龙编刊张明高校注.醒世恒言[M].北京:北就十月文艺出版社,1995,
823.
[9] 学术交流 1997年第1期王桂清.冯梦龙的世界观与“三言”对于商人的描写。
115页
[10] 冯梦龙编刊张明高校注.醒世恒言[M].北京:北就十月文艺出版社,1995,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