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富论》谈谈当下中国

从《国富论》谈谈当下中国

——读《国富论》

《国富论》被誉为西方经济学里的《圣经》，它的出版标志着经济学独立为一门专门的学科。它对后世影响之大可谓众所周知，也正因此，我们无法用文字来概括这深刻的影响。作为一名接触政治经济学不久的大一非经管类的学生，我能做的，仅仅是简单地梳理整部作品的脉络和粗糙地写下一些自己的思考——将一些经典政治经济学原理映射到今天我们的经济生活中，谈谈自己颇为浅显的认识或者说是感受。

从著作本身来看，它以社会财富的生产和分配为中心，分五篇具体有序地阐述了政治经济学理论。笔者在下文会逐篇概述并谈谈自己的一些思考。

在第一篇《论劳动生产力改进的原因，以及劳动产品自然地分配给各阶级人们的顺序》中，亚当斯密主要介绍了与劳动分工、货币和商业价格有关的一些基本理论。其中包括的重要经济学原理有1、人性中进行交换的倾向是劳动分工产生的原因，市场范围（绝对距离和交通便捷度）对劳动分工的限制很大。2、货币的本质是一般等价物，货币天然是金银。3、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4、商品和劳动的价格有真实价格和名义价格之分，劳动是真实价格，货币只表现名义价值。5、一切商品的价格，最终都可以分解为工资、地租和利润三个部分或者其中一个部分。6、商品市场价格受供求关系影响，常常与自然价格相背离。

在本篇的阅读中，有一个问题一直回荡在我的脑海，那便是今日中国的房价。不论是近年来中国日益富裕的中产阶级投资（或者投资）不动产的高热情是需求量增加进而使房价日益走高，还是近日政府强硬的宏观调控政策等特殊影响下房价似乎下行的趋势，都反映了价值规律。不过，这里我想说的，也是我认为更值得人们重视的有两点，一是从经济学角度讲，在日益壮大的中国中产阶级中存在着巨大的可以利用资本，换言之，可靠精致的非不定产投资产品有着巨大的潜在市场。笔者大胆估计五年内，会有一个包罗各种新型理财产品的新兴产业（非银行业）发展起来，就如同昔日的电子商务；而是房价或升或降都会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此现象本身也反映了中国某些行业中经济泡沫的存在。与其说是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带动了住房的需求，还不如说是急功近利，充斥浮躁的社会意识间接导致了房价的上涨或者说房地产泡沫的久久未灭。

在第二篇《论财富的性质、蓄积和作用》中，亚当斯密从资本着眼，论述了它存在的形式和用途，进而研究其对社会生产的影响。这一篇包含的重要经济学原理有：1、国家或社会的总财富即全体居民财富的总和按其不同作用可分为三类，即留作目前消费、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2、银行安全经营，促使闲置资本被利用，进而促进国内产业发展。3、节俭是资本增加的直接原因。（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期新教为积累资本而采取极为节俭的生活方式便是历史证明）4、资本的数量，决定着国家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品价值量，决定着一国人民的真实财富与收入。5、非生产性劳动（而不是非生产性劳动）的发展有利于国民财富的增长。

在本篇中，引发我思考的是亚当斯密以劳动能否增加物品价值为标准，将劳动分为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制造业工人，农业生产者属于前一类，而家仆和国家上层人士属于后一类。作者认为增加社会财富的时生产性劳动，但并不否认非生产性劳动意义重大。从类别上看，中国实体经济（或者说产业经济）从

业者无疑是生产性劳动者。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最核心的竞争力来源于实体经济，这一点毋庸置疑。而美国次贷危机辐射至全球成为金融危机正是从反面说明了实体经济对于一国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性。但所谓的中国精英阶层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预期并未指向实体经济。近日看到沃顿商学院Erick.Clemons写的一篇文章，充分说明的这个问题的存在和严重性。教授记叙了几位来自中国顶尖大学的学生来到Wharton访问与Wharton教授们交流的经历。教授发现并惊讶与中国青年精英们对进入外国投行工作的迫不及待。教授谈及中国中产阶级的壮大，正形成着极大的实体产业市场和中国自身孕育出投资银行的巨大潜力，并建议这些学生们走Bill Gates，Mark Zuckerburg甚至Steven P. Jobs的创业道路或者借鉴J.P Morgan曾经为美国所做的一切，令教授更为惊讶的是学生们对此毫无兴趣。由此，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的青年精英们趋于摒弃成为高级生产性劳动者的道路，对成为高级非生产型劳动者的趋之若鹜。浮躁的急功近利的心态正在扼杀中国青年的创造力。这也正是在Steven P. Jobs逝世后，反复被问到的问题“中国为什么没有乔布斯？”的答案。我们有生产N种pad，建立人人网和百度的能力，但我们没有创立Apple、Facebook和Google的创造力。从中国日益壮大的计算机精英群体来看，中国距离拥有Steven P. Jobs, Mark Zuckerburg这样的商业领袖仅一步之遥，但急功近利的社会心态不改变，这一步便会成为无法逾越的鸿沟。

《国富论》前两篇主要阐明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也让我思考了上述两个当下中国的经济症结。写至此处，本文篇幅已是很长，此外，作品后面三篇跟当下中国国情联系不甚密切，所以笔者仅在下文做一个简洁概述。

第三篇《不同国家中财富的不同发展》中，作者以史为证，从农村和城市两个方面论述了影响社会财富增长的具体因素。

第四篇《论政治经济学的体系》中，亚当斯密针对历史上三种经济思想，即重商主义、殖民主义和重农主义，进行批判，说明自由市场对财富增加、不同产业平衡的重要意义。

第五篇《论郡主或联邦国家的收入》中，作者论述了国家财政对国民财富增加的作用。其中作者的两个观点特别值得注意，意识君主或国家的义务之一是建立并维持公共工程和公共机关以促进商业与国民教育，二是赋税的四项原则中的第一条，国民须按能力即按收入水平纳税。就前者，笔者很自然地想到公路收费问题，很多公路在建设费用已经收回后仍继续收费，这直接导致了去年臭名昭著的“天价过路费”的发生，同时滋生腐败。而就后者而言，笔者认为中国农业税的取消是正确的也是必须的，个税起征点还应上升，个税税率应当集体下调，约一月前巴菲特提出的对美国富人征相对高的税的建议应当被借鉴。原因如下，一方面国民收入水平应以可购买的生活资料来衡量，物价暴涨的今天，国民收入水平并不绝对高，另一方面，国企的近似垄断已经为国家提供了大量税收收入而这部分的根本来源是作为消费者的国民。

《国富论》读毕，收获很大。想通了一些问题，也思考了一些新问题。由于时间有限和专业的相差甚远，我并未仔细阅读作品，所以很多理论也并未理解到位，很多思考也显得浅薄甚至出现了方向性的错误。但它为我打开了一扇门，让我更好地理解政治经济学，更准确地把握社会经济现象背后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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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惠灵

中国语言文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