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翻译

3.财政联邦主义与全球化

朝私有化或财政权力下放的趋势正发生在这个时候，世界正在经历一段激烈的全球化。全球化有很多含义，但在本质上意味着：以前许多地方或国家的活动已经成为全球性或国际性的范围;全球公共产品（或公共“危害”）已成为常见的;收入的国分配已经成为经济讨论显著元素，部分原因是因为它寓意着，通常是非法的，迁移流动;对某些活动的全局调控的需要有所增加。一些公共产品，是全球性的，需要全球而不是国家的融资。这并不是太牵强的去假设，全球化的世界需要一个全球性的政府（或者一个代理），如同一个国家需要政府。如果存在一个合理的情况，一个全球性的政府在1950年存在，现在的全球化将会更强。对于全球化明显的政治障碍并不会减少对于它的理论需要。全球政府的规范是强大的。该规范的情况下，它成为现实的可能性会是一个不同的故事。让我们提一些指向全球化需要一个有意义的全球机构或主管部门的发展组织。这些发展机构可能也被沿着分配，分配和稳定的传统功能而组织。

由于技术和政策变化的反映，金融体系已成为真正的全球性，并且以全球化的视角来规范它已经变的非常明显。＊见Schinasi（2006）＊。巴塞尔协议II和欧洲央行（ECB）的日益有力的呼叫方，德国政府和监管对冲基金和加强国际支付系统的其他组织成为标志。还有一个关于改变国际金融体系的架构多谈。尤其参见，梯若尔（2002）。

交通运输系统（飞机，轮船，火车，卡车）不再仅仅覆盖一个国家的境内，而是已经变的国际化。因此，它们需要达成关于协调企业和在特定的国家注册的车辆的的活动和行为的规则的协议，而且要国际化经营。不同的协议已经达成，以促进这些国际活动。目前全球监管机构在多个相关领域的需求不断增长。

国际贸易的增长引人注目，并已导致对于为贸易国和当冲突出现时仲裁冲突而建立规则的机构（如世界贸易组织）的需要。对于转基因农产品的贸易或是用濒危物种或在其他方面有缺陷品来制造产品的争论都是典型例子。这种历史中各个国家在过去享有的自由裁量权不再是可取的或可能的。

由于全球化越来越多的不同的国家的人进行频繁接触，并且因为无法对细菌和病毒辨别国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传染性疾病的传播在“前所未有的速度”不

断增加。协调国家卫生部门各项活动的需要已经变得明显和迫切。因此，明智的做法是增加世界卫生组织的作用和力量。不再遥远的可能致命的流行病已经制定出急切的全球计划和对这个挑战的应对机制的协调。独立的国家的应对已经不再足够。

如同病毒，国际性犯罪行为的频率越来越高。国际犯罪行为和恐怖主义正在导致对于协调警察部队和安全机构的活动的需要，同时这种需要为国际刑警组织和其他类似的国际机构提供了不断增长的权利和资源。见坦齐（2001年），Masciandaro （2004年）和伊姆（2006年）。一个国际范围的国际刑事法院已经存在。

金融系统的全球性为洗钱提供便利，洗钱已成为一个世界性难题，导致对有全球影响力的机构的呼吁。见Masciandaro等。（2007）。

在世界的特定部分（达尔富尔，科索沃，阿富汗，伊拉克，黎巴嫩）的发展有了显著溢出效应，所以这些地方需要，或呼吁，国际国际社会的关注。

税务系统正在越来越多的受到税收竞争或对某些国家的一部分试图出口其税的影响。跨国企业，或者在不同国家经营的个人的税收，需要各国之间的协调。这既可以通过扩大现有的国际机构的范围（欧盟，OECD），又可以通过更好的途径，就是通过世界税务组织，它将能够提出规则，协调讨论，为世界定期财政发展准备报告，鼓励交流国家之间的信息，并且，如果时机成熟，征收可以为全球商品提供资金的全球商品税。见坦齐（1999年）。将引进国际或全球性的税收的建议，例如污染费或托宾税的变化，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特别是“科研活动”（特别是在原子或生物区）已成为全球关注的问题，从而产生由国际社会监督的需要。利用原子能植物产生日益稀缺的能源的可能性普及将增加这方面的需求。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作用很可能会日益重要。

汇率，利率，或外国投资行为已经变成全球关注的焦点。重要的国家（中国，美国的新英格兰，日本）在特定地区的行为或是不采取行动，如汇率变动或是贸易不平衡，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于是再次要求一些国际组织的协调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由于全球变暖和公民在其他国家的健康，污染不再是一个国家的“负公共产品”。全球变暖可能会成为一个负面的外部性，这会带来摩擦和重大危机。它只能全局寻址。对于所有的缺点，京都协议是在全球协调这方面的尝试的例子。

有必要为协调利用无形资本和为一个全球性机构去注册并授予专利权，著作权和商标，并去裁定这些领域的纠纷。对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正在造成国家之间日益增长的摩擦。

协调使用水和获得能源的需要变得明显。例如，有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要求开发北极的部分地区，由于可能包含水资源。水战争正被广泛预期，除非潜在纠纷和平解决。

收入水平在世界不同地区的巨大差异正在创造巨大的（而且往往是非法的）国家间的移民潮。协调政策，以应对这些流动作出反应的需要变得明显。在美国和欧洲，移民已导致重大的政治辩论。再次，国家应对（或者，在美国，国家的反应）不再足够。

实际上，经济稳定的作用正从国家移动到国际领域，因为各国政府为追求稳定政策的力量正在减弱，正如经济变得更加开放，并且金融市场变得更加全球化。有越来越多关于协调的谈论要求在国际层面的管理政策。

以上并非是正在成为全球性的过程或活动和所需要的国际反应或行动详尽的例子。当公共品或外部性在一国之内存在，他们往往证明了各国政府的干预是正当的。当他们成为全球性的，如果它的存在，他们将证明一个全球性的政府的作用。如果没有一个全球性的政府，他们需要（中央）国家政府权力对国际组织或国际协定，或者甚至对限制国家行动的理解的一些授权。谷歌列出如今存在约200个国际组织，但他们的数量要高得多。因此，我们过去长期被Musgrave in 1959预测的世界（这句我真的不懂怎么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