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张之洞

张之洞，晚清四大重臣之一，出生在一个很不幸运的年代，繁荣富强的中国已成为过去，却随之而来的是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他操劳一生，创出的丰功伟业令后人瞻仰，其局限性的眼光所导致的历史悲剧，同样发人深思。然纵观张之洞的一生，他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一些消极的因素在里面，但在那个贪官污吏横行，国家整体衰败的时代，站在当时的时期去评价他，他还是功大于过的【1】。

张之洞的爱国情结很浓，几乎贯穿于他的一生，这从他办的很多事情都可以看出。当时晚清政府腐败无能，大部分官员是推测揣摩上级，摸清楚上级的脾气和喜好，进而是阿谀奉承，然而张之洞却是尽忠为国，公正廉洁，励精图治，兢兢业业地为百姓谋福【2】。1884年春，中法战争前夕，奉命署理旋补授两广总督。任内力主抗法，筹饷备械，击败法国军队,这对于屡战屡败的中国而言，的确是一个奇迹，而奇迹的创造者正是张之洞。在甲午战争中，张之洞力主抗日，在当时，统治者都是消极应对，只有张之洞在极力的说服，虽然成效不大，但毕竟尽到了一个做臣子的责任和义务，在当时的社会是难能可贵的。

张之洞具有很强的洞察力和前瞻性。在近代史上他的思想和意识是那些顽固守旧的满清官员所永远无法达到的，他的一生中，最大的贡献不是他为守护清王朝做过了什么，而是他开启了中国重工业和教育事业的长足发展。在洋务运动中，张之洞作出的贡献也是别人所望尘莫及的，张之洞所办的实业主要两件，一件是督办芦汉铁路，另外一件是把内陆武汉打造为当时中国最大的重工业基地【7】。以武汉为中心，他先后创办了汉阳铁厂、大冶铁矿、汉阳铁厂机器厂、钢轨厂、湖北织布局、缫丝局、纺纱局、制麻局、制革厂等一批近代工业化企业。汉阳钢铁厂成为当时亚洲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并形成了以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为龙头的湖北工业内部结构，纵观中国近代的发展，能如此重视重工业的发展，张之洞恐怕也是第一人。

在教育事业方面，张之洞的教育思想在当时是比较领先的 ,并且在其所有的政绩中 ,教育方面的成就是最突出的 ,其兴办学校、教育人才地思想及实践在中国近代的教育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张之洞做出的功绩是有目共睹的，对于教育的重要性，张之洞很敏锐的注意到，并且不遗余力的为之努力和奋斗，在继续主张改革传统教育的同时 ,张之洞开始认识到“西学”的重要性 ,并着手试办以“西学”为主的新式学堂，在兴办新式学堂方面，其创办的算学学堂、矿务学堂、自强学堂、湖北师范学堂、两湖总师范学堂、女子师范学堂等等，则涵盖了普通教育、军事教育、实业教育、师范教育等多个层面。这对于中国今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促使中国能够更快的发展【6】。

张之洞生命的最后几年，是在忧患国事日非的悲凉心境中度过的。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张之洞由湖广任奉召人京厘定学堂章程。此时离他于光绪十年（1884年）离京赴任两广总督，已近二十载。重返京师，但见“老辈凋零，风雅歇绝，守旧者率鄙陋闭塞，言新者又多后进践躁之流，可与言者殆少。感愤之余，屡屡形诸吟咏。”他邀约宾客往观慈仁寺双松，归来感叹：“遗此区区老秃树，岂足增壮帝京色。”远足西山，那秀媚的名胜佳境仍不足排遣他胸中的郁闷：“西山佳气自葱葱，闻见心情百不同，花院无从寻道士，

都人何用看衰翁。”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张之洞以体仁阁大学士身份入军机，“天下喁喁望治”，然而此时朝政腐败已达极点，满贵集团挂羊头卖狗肉，借“新政”之名，行专权之实。慈禧死后，载沣摄政，更是变本加厉，加紧排斥异己，集权于皇室。张之洞“入此非驴非马之政府，且时相龁，遂致一无展布，名实俱损。”载沣等人虽然对张之洞不象对袁世凯那样，必欲除之而后快，表面上仍以“顾命重臣”待之，优礼有加，但实际上往往并不采纳他的政见【5】。

宣统元年（1909年）八月二十一日亥刻，张之洞逝世，终年七十二岁。二十三日，上谕加恩予谥文襄，晋赠太保，入祀贤良祠，翌年，灵柩归葬故乡南皮。

橘过淮南便成枳。吴秋衣说张之洞的洋务，是橘过淮南便成枳，真是一语中的。这中西方土壤的差异主要在于，第一，西方文化重视科学技术，而东方文化重视礼教人伦；第二，西方的工业兴起以商办的形式，讲究绩效与权责；东方的工业以官办的形式，充斥官派的敷衍与推诿风气；第三是目的不同，西方重在兴盛经济，东方重在保家卫国【3】。即使土壤环境有极大的差异，但当时还是有兴办洋务的必要。办工厂，办学堂，派留学生，其实相当于先把国外的优良种子引进过来。土壤环境并非一朝一夕可以改变，但引进种子与改善土壤环境并非是明显的先后关系。洋务的兴办，培养了一批与时俱进的人才，激发了百姓重视科学的意识，这无疑是功大于过的。但张之洞与世人一般，容易看到播种发芽的喜悦，甚至忽略了连眼下一片贫瘠的土地，这便是橘过淮南便成枳的可悲之处吧。

真所谓是：“当此国步维艰，外患日棘，民穷财尽，百废待兴，朝廷方宵旰忧勤，预备立宪，但能自强不息，终可转危为安。……所有因革损益之端，务审先后缓急之序，满汉视为一体，内外必须兼筹，理财以养民为本，恪守祖宗永不加赋之规，教战以明耻为先，无忘古人不戢自焚之戒，至用人养才尤为国家根本至计，务使明于尊亲大义，则急公奉上者自然日见其多。【8】”

当然，张之洞的业绩并不能因他所竭力维护的清王朝和纲常名教的衰落崩解而一笔抹杀。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被评论者的主观意愿并不是主要尺度，他的全部实践对历史贡献了什么，才是基本准绳。如果要给作为思想家的张之洞在漫长曲折的中国文化史上定位，似乎可以这样说：在中华文化从中古走向近代，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转型阶段，张之洞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为探求转型机制做出来不懈的努力。他有足够的明智，意识到原封不动地保持“中学”是无效的，全盘拒斥“西学”也是迂腐的，于是他选择了会通中西的道路。这种“会通”的特点，是以中学为本位，将作为客体的西学的技艺部分从原有文化系统中离析出来，与作为主体的中学相结合，从而给中学带来应对世变的新活力。他对中学系统内已经因时代变迂而应予扬弃的部分（如三纲之类），却固守如仪；对西学系统内的政治伦理层面则坚决加以排异。这样，当政治变革和观念启蒙已势在必行的历史关头，他也就成为了强悍的卫道者【9】。

总其全人，张之洞自脱离清流的壮年以后，即执著地力行“中体西用”文化路线，集能吏与儒臣于一身，兼开新与卫道于一体，其功在史，其过亦在史，其理论得失、思维教训值得人们深长回味【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