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国家竞争的“微笑曲线”-20120401

国家竞争的“微笑曲线”

（温铁军2012年2月16日战略思想库座谈会发言记录，已经本人审阅）

近来，听到有些关于全球化和中国内部问题的相关说法。感到思想领域很多人其实在把不同客观事物拼接起来形成逻辑解释，以支撑某种主流话语权。我多年来不参与类似争论，这里所提供的只算是一种经验层次的逻辑解释，供不同利益背景的群体自主选择。

一、新币缘战略的三角结构是消纳西方QE造成全球通胀的内因

我先对刚才王湘穗关于美国是否打伊朗问题给出的说法提点不同意见。

王湘穗曾经比较全面地讨论过币缘战略，明确提出当代金融资本以币权为核心的新战略不再是传统的地缘战略。我们最近要刊发的文章，很大程度上是借鉴这个观点，主要讲当代金融资本阶段币权为核心的币缘战略与中国的因应和调整。其中，重点分析了一个我们称之为三角结构的美元霸权——当人们把美元霸权地位放在币缘战略之核心的时候，就会看到之所以能够使美国不断通过N个量化宽松QE政策创造增量货币来缓解美国自身债务危机，在于同时得有像垃圾消纳场那样的吸收过量增发美元的经济领域，才能够随时消化QE美元，那就是能源和食品（或者是食物），简单说就是石油和粮食。客观上看，石油战略和粮食战略是密切配合美元霸权的币缘战略形成的三角结构——这三者紧密结合，才构成当代金融资本阶段的美国单极霸权延续条件——凭借一定的军事优势构造一个政治强权，而以政治强权来形成对美元货币体系的赋权，才有可能使金融全球化或者金融深化被粮食和能源这两个战略物资市场不断地把过度增发的美元增量部分消纳掉。

美元霸权的币缘战略通过这个三角结构，消纳了过量增发美元，所造成的巨大代价当然必须转嫁出去，那就是全球通货膨胀的本源。

但是，向世界转嫁通货膨胀对美国经济没有直接作用，而是世界上那些大量购进粮食、大量购进能源和原材料国家在“进口通胀”。因此，一旦美国把能源、原材料和粮食价格打上去了，那就由于通胀不发生在美国，这些实体经济国家也就等于替美国承担了美元大量增发的制度成本，也就是说，包括中国这样的制造业为主的这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以自己国内的高通胀对冲了大量增发美元货币带来的全球通胀！

只要人们愿意去意识形态化地看全球化，就会发现内涵性地体现着金融资本阶段“币权”主导的制度演变。

这就是我们的文章主要内容，大致符合王湘穗讲的币缘战略的币权核心。美国可以在这个三角关系上不断增发货币，同时靠对外通胀转嫁来消纳过量增发的货币。这是个金融全球化内在的经济逻辑。

如果根据这个逻辑来看你刚才介绍的关于美国对伊朗打还是不打的分析，各位的说法内在的不是这个币缘战略的思路；还是传统的老地缘战略思路。如果按照老地缘战略思路，那得出的逻辑结论当然就是美国不会打伊朗。而如果愿意用新的币缘战略思路分析，那就是巧实力运作——已经采取了能够把石油价格搞上去的最低成本的打法；据此看，石油价格实际上已经被打起来了。

如果人们从华尔街金融海啸发生以后最近几年的情况看，新的币缘战略之下的巧实力战术，对于转嫁发达国家债务危机的作用，是高度有效的。

上一轮自2009-2010年转嫁危机是一次成功的币缘战略实践，造成北非、中东街头动乱和政权危机，是在2008年美国华尔街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一年里，随着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制造通胀，造成2009-2010年粮食价格大幅度提升，特别是北非地区紧缺品种的小麦、面粉，价格上涨超过100%，玉米价格上涨超过70%。

此时，相对而言亚洲地区之所以最稳定，因为这个区域老百姓超过半数还是半自足的农民生产者，还能使外部风险内部化；其主食稻米的价格，也只涨了34%。

国际组织2008年确定38国会发生粮荒。实际结果是：除了中国因战略性地保持着粮食进口依存度不到10%才未受严重影响之外，其他37个国家都变成饥饿国家——这是上一轮2008-09年西方金融危机的代价转移造成的。也是由于看到2008年华尔街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客观上发生的这个三角关系的显著作用——粮食和石油价格受美元量化宽松的影响而大幅度上涨，我们才特别注意到你的观点，写出了币缘战略三角结构的文章。

这个新的币缘战略，确实造成有利于美国只需采取巧实力就足以制胜全球的新格局。

如果看到以上这些现象，那就应该认识到，王湘穗分析的美国与伊朗的关系比较传统。而如果依据他提出的币权核心理论看，则是美国人不必采用传统地缘战略时代的方式去打那么一场地面占领形式的战争。既不必用老的方式打伊朗，也不必用老的方式打叙利亚。那么，只不过是所谓以币权为核心的巧实力运用——只要使用各种手段把油价折腾上去，就能够靠制造进一步的全球通胀来消纳美国政府连续过量增发的美元，那，就是新币缘战略最低成本的胜利。

二、美国巧实力对中国起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作用

中国入世以来逐步表现出宏观调控中的政府失灵，往往引起各界非议；但作为研究者不能跟着产业化的媒体走，因为主要原因不是新班子当家人没有过去那种所谓“铁腕”，而是没有面对输入型通货膨胀的经验；因为上一届政府留下的，只是1998年以后处置4年输入型通缩的经验。

我们也认为，近20年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确实越来越密切。但，我们的不同之处在于理解了以G2为名的中美之间实际战略关系并非G1+G1=G2。因为二者关系有一个要点。就是“一高一低”，亦即，美国“低利率+高汇率”，直接对应中国“高利率+低汇率”。或者说是美国资本与制度的双重输入对应中国商品和资本的双重输出。

一方面是中国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都在竞争着长期向美国输入低价商品，客观上保证美国享受了长期低通胀，而低通胀就能使美国大量增发货币的同时维持资金低利率。于是，则由极低的资金价格而促进美国过剩资本投到那些因输入了高通胀势而必造成高利率的发展中国家；如中国，不仅使得跨国公司低价资金只要进来就立即赚取了利差，而且随之变成对发展中国家战略性的经济领域的控制力量！这也是中国相对附加值较高的产品出口内资占比极低的根源。

而另一方面，由于中国长期遵循“特里芬悖论”不得不维持美元汇价稳定，使得美国在中国的投资收益就是低风险而有保障的。大家都看得到的这个过程。这也就是为什么老有人说“高增长低就业”——道琼斯500种工业公司指数是很好，原因之一是美国公司在国外的投资回报率很高；但这不可能同时带来国内就业增加。在中国，从上一个十年，就是1990年代以来这个十年美国在华公司的投资回报率不足20%，到新世纪这个十年，现在超过30%。这个很高的投资收益当然会推高美国资本市场股票价值，吸纳更多投资进去。

总之，发展中国家只要资本极度稀缺就会竞争着吸引FDI，那就得按照外国投资需求来改变本国制度。而美国对海外输出的投资几乎是占比最高的，同期，制度及其意识形态输出也是最多的，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回报率也在同步提高。由此，我们大都可以理解国内很多部门和大资本也都在说应该投资美元、投资美国国债、投资美国股市……确实，中国官方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