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空间研究述评_徐小霞

摘要：当代学界的空间转向引发人们对文学空间研究的关注，纵观20世纪文学的空间研究历程，随着人们对空间观念的认识变化，文学空间研究大致经历了从关注文本形式美学的空间形式到凸现文本再现空间的社会文化意义的历程。文章梳理了20世纪文学的空间研究历程，以空间观念变化为线索，对空间研究的基本观点、重要成果以及相关的理论渊源做出相应总结评析。

关键词：文学空间；文学再现空间；空间形式

时间和空间是事物存在的最基本方式，离开两者中的任何一个，便无从奢谈任何事物及其存在。但长久以来，相对于时间，空间一直被压抑和贬值，被视为匀质空洞、静态孤立的容器。福柯对此曾指出“空间以往被当作僵死的，刻板的，非辩证的和静止的东西。相反，时间却是丰富的，多产的，有生命力的，辩证的。”[1]20世纪以来，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社会生活的空间化重组进一步加剧，人们的空间意识和空间体验日益凸显，空间成为一种社会生活的经验事实，构成了经验现象的表征和知识系统，并浓缩和聚焦着当代社会一切重大问题的符码。在如此现实语境下，当代学术主流话语向“空间转向”嬗变，已是不争的事实，空间研究成为后现代显学，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人类学、文（化）学纷纷参与空间转向的命题，人们对空间的理解已超越了对其本体论的探讨，关注空间的社会实践，以及人们在其中的主体性行为和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为当代人文科学带来整体学术范式的变革。

文学领域的空间研究，在18世纪莱辛对诗与画美学风格的评论中，已零星触及到文学的空间形式问题，到20世纪50年代，西方文学评论家以专题形式系统探讨现代小说的空间形式，再到当代专注于彰显文学再现空间社会意义的文学空间理论，它的发展历程，既有自己独立的渊源和学科品格，又是对当代学界“空间转向”趋势的策应互动。纵观文学的空间研究历程，随着人们对空间观念认识的变化，从研究纬度、内容、对象来看，大致经历了两个主要时期：40年代到80年代，侧重于文学空间形式美学的研究；90年代至今则聚焦于文学再现空间所凸现的社会文化意义。本文以人们对空间观念认识的变化为主要线索，在重点介绍一些颇有影响的重要观点、论著及其理论渊源同时，试图勾勒出文学的空间研究发展轨迹，评价其中的得失成就，对正处于建构期的当代文学空间理论或有裨益。

一、形式美学纬度：文学空间形式研究

艺术发展史上，艺术家的直觉和创作实践往往先于任何可以阐释它的理论，文学空间研究亦然。20世纪初叶，现代主义小说异军突起，以乔伊斯、普鲁斯特为代表的小说创作打破了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单一时间顺序，大量运用时空倒置，时空交叉，使文本呈现出碎片化、拼贴化的美学效果，传统的时间线性逻辑不再成为文本结构重心，文本结构中的空间并置成为现代小说情有独钟的美学喜好，面对新的小说实践，传统的小说理论已无法应对，为此，一种可以恰如其分地阐释这种新的小说实践的理论呼之欲出。美国文学评论家约瑟夫·弗兰克敏感地意识到文学创作实践这一趋势，将之归于人与外在现实相脱离的时代体验，认为“自19世纪后四分之一以来的现代文化史不安全，不稳定的主题，那种在科学技术连续胜利中产生的，把握生活的目的和意义上的失落感。”[2]并于1945年发表了《现代小说的空间形式》一文，首次提出文学空间形式的概念，初步系统确立了以研究文学空间形式为主要对象的理论范式，[3]并阐述了一系列具有原创性的概念和批评方法。文中认为“空间形式”是“与造型艺术所出现的发展相对应的文学补充物。二者都试图克服包含在其结构中的时间因素。”[4]在对一些现代主义具体文本解读中，弗兰克从语言的空间形式、故事的物理空间和读者的心理空间三个方面分析现代小说的空间形式，指出现代小说通过采用并置、主题重复、多重故事和夸大的反讽等手段取得和造型艺术相似的空间效果。文学空间效果的最终实现，又必须需要读者的心理参预共同实现，读者运用“反应参照”的办法把事实和推想拼合在一起，将独立于时间顺序之外又彼此关联的各个片断在空间中融接，重构小说。[5]这篇原创性的论文引起人们对文学的“空间形式”的普遍关注，成为文学系统研究空间形式之滥觞，也开启了文学空间研究的形式美学纬度。

在弗兰克的启发下，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积极参与文学空间形式的研究，对空间形式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杰罗姆·科林柯维支在《作为人造物的小说：当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中，具体分析了美国当代小说的空间形式，认为当代小说创作摆脱了人物、情节、主题发展、叙述顺序等一切时间因素的制约，是纯粹的空间形式小说。埃里克·S·雷比肯的《空间形式与情节》和戴维·米切尔森的《叙述中的空间结构类型》，对情节和结构的空间形式进行分析，提出“空间形式小说所依赖的原则不遵循线性原则，它一直描绘现在，破坏了线性的因果联系”[6]，当小说情节的各个片断之间相互并无因果联系，而以片段方式出现，且它们是“同类”时，便具有并置性的空间效果。

在诸多文学空间形式研究中，W.T.J.米切尔对空间形式的认识值得一提，他在《文学的空间形式：走向一种总体理论》中，深化了对“空间形式”概念的认识，阐述了文学的空间内涵，最早对文学的空间类型做了区分。在该文中，米切尔从“空间”概念入手切入到“空间形式”概念，指出长久以来人们误将空间形式视为静止的，与时间二元对立的误区和背后的哲学渊源，认为“空间是一种共存状态的序列”[7]，尤其在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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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空间并不排斥时间范畴，因为文字和读者阅读经验以时间空间双重方式同时进行，“时间是空间的灵魂，两者是推动人们体验的一个看不见的整体，”[8]文学空间与时间水乳交融地交织在一起。随之，米切尔借用弗莱《批评的解剖》中有关中世纪讽喻的四个层次体系，划分出文学空间的四个类型：字面层，即文本的物理形式；描绘层，作品中表征，模仿或所指世界，它是读者阅读的心理建构，为时间所掩盖；结构和形式层，是文本的时间结构层，也即通常意义上的“空间形式”；故事形而上层，意义生成空间。这样，米切尔将对文学空间形式的探讨最终拓展到文学空间类型的问题上，扩充了文学空间形式研究的范围和内容。

随后，以色列学者加百利·佐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构建出更复杂严谨，包括空间形式在内的文学空间形式美学研究理论，他的理论堪称文学空间形式研究的顶点，“如果说约瑟夫·弗兰克对空间叙事理论作出了伟大的开拓性贡献，加百利·佐侬的《建构叙事空间理论》一文对于叙事文本的空间结构讨论则最为复杂，也最为完整。”[9]与前人不同，佐伦不再仅限于对空间形式的关注，更注重文学空间整体范畴，意在阐明文本中的空间结构一般模型，他将文学空间严格限定在“模仿真实空间存在于作品中重塑的空间纬度”[10]，而以“空间模式”指代“空间形式”那种通过文本断续单位而获得的对文本的共时感知，认为叙事文本的空间建构有空间形式的参与，但空间形式只是在视阈层面上起作用，且仅有空间形式是远远不够的，他在垂直纬度上划分出叙事空间再现的三个层次：地形的，时空体的，和文本的；又在水平纬度上也区分了三个层次的空间结构：总体空间，空间复合体与空间单位，并将两个纬度上的空间分层综合起来考察文本空间整体模式。这样，佐侬建构出“可能是迄今最具有实用价值和理论高度的空间理论模型”。[11]

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文学空间形式研究对文学的空间认识在逐渐深化，从仅限于对文本形式层面所取得共时性的空间美学效果探讨到对文本空间整体模式的构建，文学空间内涵不断丰富，意义功能也更为复杂。尽管如此，对文学空间的探讨仍重点在于以文本符号自身和形式为旨归，空间对他们而言仅是一个静态被动的容器，无从看到空间作为一种社会产物所具有的辩证性、矛盾性、异质性、能动性，为此他们的文学空间研究未能真正着眼于文本指涉层面即文本再现空间所凸显的社会、文化意义。但毕竟弗兰克等人在文学领域率先系统关注文学空间问题，将之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他们对于文学空间形式美学纬度的开拓和理论建树，为文学空间研究提供了独特视角，丰富了文学研究领域。

二、社会文化纬度：文学再现空间研究

（一）文学空间理论的开端

从社会文化角度讨论空间问题，在20世纪初已大有人在，他们以各自的方式关注在自己时代并不流行的空间问题，启发文学空间研究于文本指涉层面的空间再现中，去洞悉空间所折射的社会意义，以实现文化意识形态批判功能，这些富有洞见的思想成为文学的空间理论开端。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和晚期的一些文章中对现身、世界、栖息等问题的存在主义探讨，已触及到“空间”与“存在”的本体论意义，他说“每逢一个世界都发现属于它的空间性。”[12]对海德格尔而言，一切行为都意味着“在某个场所”，人的存在根本于某个空间的存在。社会学家齐美尔在上世纪末发表《大都市和心灵生活》等系列论著，从社会学角度审思现代都市这一特定空间中的明显特征在于由于视觉泛滥带来的对个人心理的内部刺激，造成个人的内在主体和具象都市空间所呈现的客观文化之间的巨大心理张力关系，他对城市空间的分析“成为都市的伟大文学和鼓吹都市文化的一个起点。”［13］瓦尔特·本雅明在《拱廊计划》等文章中有对19世纪巴黎空间和文化流动的精彩分析，拱廊街之于本雅明正如商品之于马克思，在拱廊街中本雅明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空间政治经济学基础，它将资本主义的私人空间与共公空间进行调和和妥协，成为资本主义暗中起作用的某种空间策略。齐美尔、本雅明等人较早从历史哲学的反思角度探索现代主义文学艺术与城市景观之间的关系，启发了文学空间研究对城市空间的关注，他们的论述为文学空间理论的形成提供了较早的思想渊源。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巴什拉、巴赫金直接从文学文本讨论文学再现空间的社会文化哲学意义，是直接意义上的文学的空间研究。法国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在1945年出版《空间的诗学》，结合现象学与精神分析，讨论文学再现空间中特有的“诗意空间”哲学意蕴，在对波德莱尔、里尔克、爱伦·坡、雨果等人的作品分析中，对文本诗意空间如家居、天地、窝巢、介壳、角落作了存在主义现象学论述，阐发“世界是人类的窝巢”之感悟。《空间的诗学》关注文学空间意象的心理动力和隐密感的心理原型，将文学空间原型立足于人类心灵与自然宇宙的契合，堪称存在主义关于文学空间思考的一部力作。

前苏联文艺理论家米哈伊尔·巴赫金对文学空间的论述散见于《拉伯雷及其世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小说中的时间形式与时空体》。巴赫金的文学空间观吸收了新康德主义和后牛顿式的物理学，尤其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强调“空间和时间的不可分割”［14］，认为文学空间“是形式兼内容的一个文学范畴”[15]，这一看法形成他最鲜明的文学空间概念：时空体，它是“文学中已经艺术地把握了的时间关系和空间关系，相互之间的重要联系……文学中的艺术时空体里，空间和时间标示融合在一个被认识了的具体的整体中。时间在这里浓缩、凝聚，变成艺术上可见的东西；空间则趋向紧张，被卷入时间、情节、历史的运动中。时间的标示要展现在空间中，而空间则通过时间来理解和衡量。”[16]基于此，巴赫金考察了每种文类所体现的时空关系，列举了从古希腊神话小说直到福楼拜、司汤达、巴尔扎克小说中的时空关系、情节故事和人物如何被表达、小说时空和人物如何联系等问题，指出时空体是区分叙事类型特征的基础，它经历了从公共领域（狂欢广场）到私人领域（家庭）的形成演化。同时，巴赫金通过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提出“超视”与“外位”的时空及其辩证关系，认为自我与他者是一种超视与外位的接合且互补共有，进而形成他的“空间对话理论”。这一理论在当代后殖民批评、流散文学中，对于颇受关注的身份与空间的混杂性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阐述价值。[17]

巴赫金的空间观念对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所关注的意义、身体、主体等问题启发极大，他与巴舍拉一道从历史诗学角度，将社会历史语境融入到对文学空间的思考中，从某种角度上开启了文学空间研究的社会文化纬度，奠定了凸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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