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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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综述
作者:贾颖妮
来源:《社会科学动态》2018年第04期
摘要:综览2016年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无论是作家作品评论,还是文学现象的综合论述,都有新的开拓,理论建构也取得长足进步。具体而言,理论建构聚焦“华语语系文学”、中华文化与海外华文文学的关系等议题,对相关研究范式展开学理性辨析。华文传媒与华文文学的互动研究能深入文学现场,在掌握大量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展开论述。汉诗研究反思启蒙现代性对传统文化的贬斥,不乏洞见。作家作品研究涉及面广,研究方法多样。文学社群研究重点关注马华新生代作家和泰国“小诗磨坊”,论述有新意。跨界研究从多个角度剖析马华文学。可喜的是,马来西亚学术兵团蓬勃发展,新加坡、泰国、越南的本地学者开始冒现,他们的成果有望开拓研究的新视阈。
关键词:东南亚华文文学;汉诗;跨界;小诗磨坊;马华新生代
中图分类号:I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18)04-0051-09
2016年的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既得力于研究队伍的壮大,也得益于研究资料的丰富和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开拓。本文将从六个方面梳理本年度研究成果:理论建构与研究范式反思;华文传媒与华文文学的互动研究;汉诗研究;作家作品研究;文学现象、文学社群、文学史研究;跨界研究。本论文援引的文章主要来自中国知网,偶尔涉及会议论文和境外出版的专著。
一、理论建构与研究范式反思
王德威是近年着力倡导“华语语系文学”的学者。他的《华夷风起:马来西亚与华语语系文学》(《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6年第1期)一文不仅阐释了华语语系研究的理论价值,而且认为马华文学恰可提供检验此一论述的特别视角。论文关注马华文学有待开发的两项议题:一是用后遗民/后移民/后夷民论述来阐释马华文学的丰富性,从而超越殖民、后殖民语境去思考华夷之间的多重变奏与转换,考察在“落叶归根”与“落地生根”选项之外,身份标记的游动不拘。二是引入华语语系论述来因应当前马来西亚的政治现实,摆脱多年来各方立场泾渭分明,局限于中国性/马国性等国族论述的弊端,思考马华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对话。此外,王德威还与马来西亚旅台学者高嘉谦、胡金伦编撰了《华夷风:华语语系文学读本》(联经出版,2016年10月)。全书共分四辑。第一辑“地与景”呈现华语写作对地理空间、民情风土的敏锐感知。第二辑“声与象”触及华语写作的表述中介,即华语的混杂与在地化现象如何有效地传达出华人散居各地的社会感觉结构。第三辑“根与径”探讨华语语系文学对国族、疆域的打破,展现离散个体和社群身份认同的多方拉锯。第四辑“史与势”强调华语语系文学跨越国族历史的局限,在铭刻历史星散之余,亦随物宛转,参与历史的建构。该书共收录33篇作品,分别来自大陆、香港、台湾、东南亚、欧美和非洲,呈现了华语语系文学的多元面貌,其中选入的新马
作家有陈大为、黄锦树、张贵兴、李天葆、李永平、黎紫书、贺淑芳、谢裕民等8位,可见,在编者眼中新马华文文学占据了华语语系文学谱系多么重要的分量。在《导言》部分,王德威特别提到自己离台赴海外任教30余年以及高嘉谦、胡金伦离马来台的迁徙经历,因此,对三位编者而言,“华夷风”不仅是学术课题,也是个人经验的体现。尽管有不少学者质疑王德威文学批评背后的意识形态色彩和“去中国”化的取向,但他倡导的“华语语系文学”客观上对开拓东南亚华文文学的研究范式颇具意义,也多有洞见。
与王德威的论述构成对话和辩证关系的有刘俊教授的《“世界华文文学”/“华语语系文学”视野下的“新华文学”——以〈备忘录——新加坡华文小说读本为中心〉》(《暨南学报》2016年第12期)。论文梳理了“世界华文文学”与“华语语系文学”两种命名的来龙去脉及不同的特性,然后以新华文学重要选本《备忘录——新加坡华文小说读本为中心》为对象,比较了“新华文学”在“世界华文文学”和“华语语系文学”两种文学谱系下的不同命运。认为“新华文学”在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有一种上不入天(不是中国文学)、下不着地(在所在国的文学地位十分尴尬)的悬浮特性,如果再去强调它的“华语语系”特征,将更凸显其“漂浮性”,相反,若将之放在“世界华文文学”的总体框架下来认识,那么“新华文学”的本土性和独特性,不但非常“实在”,而且还成为它介入“世界华文文学”这个文学共同体的基础与价值所在。李杨的《“华语语系”与“想象的共同体”:解构视域中的“中国”认同》(《华文文学》2016年第5期)切中肯綮地指出:“华语语系”是西方“后学”的理论实践,其理论的“洞见”与“盲视”取决于“后学”研究方法。论文强调“华语语系”不仅仅涉及对作家作品的艺术价值的认定,更关涉一系列当代“认同政治”的核心命题,包括全球化时代迁徙社群的情感结构、历史记忆与现实关怀。
中华文化与海外华文文学的关系是理论辨析的重要议题,不少专家学者对此展开了深入探讨。杨匡汉的《异的价值》(《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6年第1期)一文,从理论的高度指出海外华文文学因地区、社会、族群、人文环境的不同而衍生出不同的文学生态,“异”促进了不同作家的创新个性,构成了海外华文文学的多元与丰富,因此,作家和学者不仅要致力“求同尊异”,还要追求“聚同化异”,真正走向“和而不同”的诗学境界。黄万华的《在地和旅外:从“三史”看华文文学和中华文化》(《广东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改变以往研究从中华(内地)文化传统出发的惯例,转而从“台湾文学史”、“香港澳门文学史”和“海外华文文学史”出发,重新思考华文文学和中华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论文提出,“旅外”和“在地”是华文文学的两种基本形态,在华文文学从“旅外”转化为“在地”的展开过程中,各地华文文学形成了自身传统并丰富了中华文化,最终“反哺”中华文化。刘小新的《乡愁、华语文学与中华性》(《福建论坛》2016年第12期)认为海外华文文学中的乡愁书写表现了海外离散华人的心理需求和情结,也是对书写者所处的政治文化环境的“在地回应”;在文化乡愁与思想游牧之间,中华性完全有可能创造性地转化成文学想象与思想动力的来源。朱崇科的《如何中华文化,怎样本土文学?——新加坡、马来西亚华文/华人文学与中华文化研究论纲》(《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一文,强调摒弃中国中心主义的立场,应尊重文化事实,尤其是作家们再现出来的各种可能性,这样才能更好地研究他域的本土与中华文化的关系。龙扬志的《作为文化镜像的海外中文——马华文学及其学术价值》(《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6年第1期)认為马华文学是中文在域外的变异和再生,与中国文学产生密切的互文关系,构成理解中国文学的海外镜像,但马华文学的价值并不局限于此,它自有作为“华语语系文学”之一元的文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