垄断企业特征

垄断企业特征--财新《中国改革》特约作者唐昊

(2011-10-06 06:2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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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企业特征双重剥夺消费者

财新《中国改革》特约作者唐昊

很多西方学者会把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归结为政府主导下的经济增长。但实际情况是：创造经济奇迹的是一些经济部门，而对市场进行高度干预是另外一些部门。两者之间没有因果联系。

现今的中国经济权力结构中存在着六大主体：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国有垄断企业、民营经济、外资企业、消费者。前三者可以代表国家对经济进行非市场化的干预；后三者则属于市场经济成分。

过去30多年的经济数据明白地显示，促进经济增长的积极因素大多来自市场经济成分如私有企业、外资企业、个体经济、消费者贡献等，而非国家干预层面如地方政府、国有垄断企业等，但值得注意的是，前者参与设计经济制度、参与经济决策的机会却少之又少，与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完全倒挂。掌握更多经济权力的却恰恰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国有垄断企业这些非市场经济成分。

经济增长的主体与经济权力的主体错位存在，构成了所谓“中国模式”的核心特征，这也是随之而来的一系列问题的总根源。

中央政府财政收益大增但经济权力流失

不过，由“国家干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国有垄断企业，这三驾马车驱动的“中国模式”，其内部的经济权力发展趋势并不平衡。其中两驾马车地方政府和国有垄断企业经济权力增长过快，对中央经济权力和市场经济都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所以，中国目前的经济权力分布并不像纯粹的市场经济那样，掌握在企业、市场和消费者手中；甚至也不像纯粹的计划经济那样，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两类经济主体（地方政府和国有垄断集团）在某种意义上成了经济发展的重要领导者。这种非计划经济、也非纯粹的市场经济，理论上还存在着中央政府的调控、非国有企业的竞争、消费者的监督等，但在实践上，掌握了经济权力的国有垄断企业和地方政府往往会拒绝接受其他经济权力主体的制约而自行其事。

目前看来，“有钱弱经济权力”的中央政府所使用的调控手段多利用金融、价格、投资等杠杆来进行，如出台各种指导性政策直接干预微观经济等。但中央政府不断干预微观经济，宏观调控几乎变为微观调控，表明的是其全面调控能力的缺乏，可见其经济能力在下降而不是上升。

在调控的过程中还逐渐形成了一个不良的习惯，即每当经济出了问题，“受伤”的总是市场、民营企业和消费者。控制房价、治理通货膨胀，走的都是这个路数。中央政府频繁干预市场的结果是，导致地方政府有更多机会剥夺个体经济自由、阻断市场传递信息，使得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被削弱。

另一方面，对于同属于三驾马车的国有垄断企业等一些破坏市场公平的负外部性因素，中央政府却缺乏主动调控的意愿或者调控无效。例如，高速铁路是明确的国家工程，但是，起主导作用的却是铁道部这个介于垄断企业和政府机构之间的经济寡头。即使是在原铁道部长“落马”之后，相关部门对铁路系统的监察仍无法深入。

地方政府日益短视和急功近利

现在，随着地方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的确立，计划经济已经在很多领域瓦解了；随着垄断企业挤压了私营经济的生存空间，市场经济规律的调控作

用也无从发挥。目前地方政府和垄断企业不遗余力地追求经济增长，造成整体的经济成长慢不下来，正是一个经济体已经部分失控的表现。

地方政府自主权的扩大原本是有积极意义的，它在与地方市场经济的良性互动中迅速激发出更大的经济活力。但在中国，地方政府由于拥有高于市场经济的绝对权力，就从市场秩序维护者蜕变为市场参与主体，并在强力统御和高度介入市场的过程中形成了自身庞大的利益。

在地方利益集团形成、但却缺乏统一调度的情况下，地方比中央机构往往更加短视和急功近利。地方官员的处境使他们更加坚决地追求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以寻租的方式寻求经济利益使腐败的产生在所难免；以经营土地的名义所牺牲的民众利益更是让人触目惊心。

而地方政府与地方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也开始走向畸形。为了控制的方便，地方政府普遍通过扩大企业规模，而不是培养竞争性产业。同时，当地方政府对经济绩效的追求达到了需索无度的地步时，良好的地方市场环境也无从谈起。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私营经济在腐败的重压下发展不起来一样，中国的一些规范经营的地方民营企业同样无法正常发展，甚至连生存都有困难。要发展起来就必须和地方政府官员建立起千丝万缕关系。结果是，地方政府权力越扩大，地方产业素质就越低下。

中央政府尽管了解经济的症结并试图做出努力，如控制房价、禁止暴力拆迁，但却受到地方政府在实践中的忽略。这样一来，中国的地方政府实际上已经成了大多数经济矛盾和社会矛盾的焦点所在。而过度追求经济利益的地方政府，往往也是激起社会不满和群体性事件的主体。瓮安事件、潮洲事件都属于此种情况。

国有垄断企业集官僚和“资本家”于一身

截至2010年底，中央企业资产总额已达24.3万亿元，营业收入16.7万亿元，实现净利润8490亿元，上缴税金1.3万亿元。《财富》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国地区在2010年有43家企业进入世界500强，其中大多数为国有垄断企业。

但国有垄断企业在经济数据“辉煌”的同时，其所引发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也开始浮出水面。国有垄断企业在经济领域的压倒性存在扭曲了中国的经济伦理和社会规则。铁路事故频发也只不过是一个最新的例子而已。

回顾铁路部门处理温州动车追尾事故的方式：不但在平时对线路少有风险评估；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轻率地宣布是雷击导致事故；即使在出了重大人命事故之后，也没有经过安全评估就迫不及待地清理现场、重新通车。这些事实充分说明，在利益驱动下，垄断企业对消费者利益和安全的无视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这当然会引发公众不满，从而成为新的政治不稳定的诱因。

与此同时，由国有垄断企业所主导的经济成长本身的质量也是值得质疑的。2001年-2008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累计获得利润总额为4.9万亿元，但同期少缴纳的利息、地租、资源租以及获得财政补贴共计6.4万亿元。国有垄断企业以压制市场经济成分为获取垄断利益的手段，但是其效率低下造成亏损时又靠市场经济创造出来的成果来维系，这对市场经济成分是双重的剥夺。

民营经济：“合谋”还是“突围”？

1978年，中国的非国有部门在工业总产值方面所占的比例还只是22.4%。而据国家工商总局和全国工商联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全国登记注册的民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已达4000多万户，目前在民营企业就业的人数已经达到约1.5亿人，吸纳了占全社会最大比重的就业人数。民营企业创造的最终产品和服务价值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0%以上。另有数据显示，我国65%的专利、75%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新产品开发，都是由民营企业完成的。

但与民营经济极为重要的经济地位不相称的是，目前，中国进入世界500

强的绝大多数却是国有企业。简言之，中国经济已经起飞，但只有很少的中国民营企业飞起。

可以说，在“国进民退”以及外国资本的竞争压力下，多数民营企业只能被迫从事低端制造业，但这种低技术制造业不但不赚钱、无法实现产业升级，还极其脆弱。一旦发生通胀或外部需求下降，即面临灭顶之灾。

除了不公平竞争带给民营企业的伤害之外，民营企业发展困境还和不合理的行政规章有关。例如，在近年来多次对民营企业家的调查中，“融资难”都成为企业家们所面临最大问题的首选。此外，中国目前的企业税负已经达到世界前三位，明显过重。至于急功近利的地方政府对民营企业的设限、寻租、刁难，更使他们背上了额外的沉重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