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以载道_中国悲剧与西方悲剧的本质区别_兼论大团圆结局的根源_廖建荣

2011年第4期总第142期

王国维是用西方悲剧理论系统研究中国悲剧的第一人，他在《红楼梦评论》里分析，《红楼梦》最大的美学价值在于它与中国传统的乐天精神相悖，可以说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悲剧；而其他作品由于大团圆结局，所以算不上是真正的悲剧。虽然后来他也做出修正，说《桃花扇》《赵氏孤儿》也是悲剧，但是后来的学者公认大团圆结局是中国悲剧与西方悲剧的本质区别，而中国是否有悲剧的争议也是围绕着大团圆结局来展开的。

其实，通过悲剧的功能、冲突、人物的比较，可以发现中国悲剧与西方悲剧的本质区别，不是大团圆结局，而是中国悲剧侧重于道德宣扬，即戏以载道。戏以载道是大团圆结局的根源，正是其导致了中国悲剧在功能和冲突上更倾向于大团圆结局。

一

道德宣扬是中国悲剧乃至中国戏曲最大的功能。谭帆和陆炜的《中国古典戏曲理论史》指出“教化是中国古典戏曲审美理想表现之一”。①这个教化不是官方的道德说教，而是剧作家、观众认可和极力维护的伦理道德。而道德宣扬不仅是中国戏曲审美理想表现之一，还是中国戏曲最大的功能。

从唐代段安节的《乐府杂录》说戏剧“上可以吁天降神，下可以移风变俗”起，②中国剧论大多将道德宣扬放在戏剧功能的首位。王世贞的《曲藻》认为《拜月亭》不如《琵琶记》，所持理由就是因为《拜月亭》无益风教。吕天成在《曲品》中谈到“南剧十要”时也特别强调了其中的“合世情，关风化”，并认为南戏种类有六种，最重要者乃“忠孝”、“节义”。

相比于中国戏曲道德宣扬的宗旨，西方的悲剧没有刻意强调善恶，而是偏向于求真，即认识人生和世界。这始于古希腊的艺术模仿论。

柏拉图就认为，衡量包括悲剧在内的诗歌的标准就是其真实性，可以说诗是对感性世界的模仿，而感性世界又是对理念世界的模仿，只是“影子”的“影子”，与真理相去甚远。

亚里士多德说：“悲剧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③他认为悲剧的功能是“净化”，即在观看悲剧人物因为自身缺陷、命运不济招致的不幸过程中，会产生恐惧和怜悯，让情感得以宣泄。至于悲剧为什么有净化的功能，主要与悲剧的普遍性有关：述说着人在命运面前的无力、因过失导致的不幸，自然会引起观众对命运、悲剧人物的深刻思索，感慨人在命运面前的无力和无助。

黑格尔接受了“净化说”的悲剧功能，并进一步提出“调解”的功能。在黑格尔看来，所有的艺术都反映真理，而悲剧能让人恐惧和怜悯，还使冲突的片面合理性双方得以统一，揭示了“永恒的正义”。观众因为看到了永恒正义的胜利，产生了“调解”的欢慰。可以看出，黑格尔强调的是悲剧的认识功能，在这里，“永恒正义”是理念，它不等同于道德。

叔本华和尼采都认为悲剧是一种特殊的认知方式，起到认识世界和人生本质的作用。叔本华认为悲剧揭示人生的苦难本质，引导人们抛弃生命意志，获得解脱。在尼采看来，人在悲剧的狂欢中认识到人的本质，从而回归本我。

雅斯贝尔斯提出导致悲剧的“悲剧知识”，认为它让人看到了“个人与普遍的冲突”、“生命方式的冲突”、“人与神的抗争”、“诸神之间的对抗”。这种看法似乎是使人重新回到了道德的选择上，但实际雅斯贝尔斯更侧重的是人在悲剧中认识的提高。

由以上比较可以看出，在悲剧功能观上，中国是向往善，西方是向往真。而由于侧重道德宣扬，中国悲剧更喜欢让好人有好报，坏人得报应，以大团圆结局居多。如果好人一直受屈，坏人作恶多端却逃脱惩罚，就有悖于中国的道德价值观了。只有善恶到头终有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才能回归对道德的肯定。

即使是一悲到底的中国作品，它往往也是以悲剧结尾来强化道德批判，其间消失的只是个体的生命，长存的还是道德正气。《崖山烈》里，殉国的文天祥等人彰显了忠义，精神不灭。《精忠旗》里岳飞岳云虽然被害，但是激荡着的精忠报国的精神会深深感召观众，人们会对秦桧等乱臣贼子咬牙切齿，会为忠良被害扼腕叹息。《张千替杀妻》的张千被判斩首，却为人们所同情和支持。

二

中国悲剧冲突大多是伦理善恶的对立，表现的是扬善惩恶。刚开始是好人被冤屈、陷害，在受难时表现出凛然大义、坚贞不屈，引起观众的共鸣；坏人得逞，使人对奸恶更为深恶痛绝；最后邪不胜正，正义得以高扬，从而使忠、义、孝等道德规范得到强化。这样最终便形成了好人先离后合或始困终亨、坏人为非作歹终于恶有恶报的模式，即便少数不是完满结局，也是好人在道义上取得了胜利。不幸的

□廖建荣

戏以载道：中国悲剧与西方悲剧的本质区别——

—兼论大团圆结局的根源

古典戏曲今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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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突发的自然灾害，以及叔本华所说的好人立场差异，都不是中国悲剧的冲突。如《赵氏孤儿》是奸臣屠岸贾陷害灭了赵氏满门，连小孩也要赶尽杀绝，是悲剧冲突的根源；赵氏门客公孙杵臼牺牲性命、程婴牺牲儿子，保住赵氏孤儿，是悲剧冲突的张力。《桃花扇》的冲突既是李香君、侯方域和叛国奸贼阮大铖、马士英的对立，也是爱国忠义志士和亡国奸党叛贼的对立。《窦娥冤》的冲突，是善良、坚强、孤苦的弱女子窦娥与流氓张驴儿父子、昏庸贪官桃杌的抗争。窦娥受到张驴儿父子的威逼，被张驴儿诬蔑为“杀害公公”，为了保护婆婆，被桃杌屈打成招。窦娥行刑前的誓愿，是善恶冲突的高潮，也是对世上不公的控诉。

在对中国悲剧冲突的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善恶交战是永恒的主题。悲剧就是赞颂美好和控诉罪恶，揭示坏人的存在，使好人的遭遇变得悲剧、恐怖，世界不仅仅只有明朗和美好。中国悲剧让善获胜，不是安详地宁静地忍受折磨，而是以悲剧反抗着现实的黑暗和不公，坚定着道德信念。为了高扬正义，中国悲剧大多选择大团圆结局，这不是自我欺骗和麻醉，是道德信仰的现实化。

西方悲剧因为不局限于道德宣扬，冲突更为丰富和深刻，除了善恶冲突，还有人与命运的冲突、人与社会的冲突、人与自我的冲突。

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冲突是悲剧人物的“过失”。罗念生解释“过失”时说这是由于看事不明——

—例如不知道对方是自己的亲属而犯了错误，不是指道德上有缺点。俄狄浦斯的过失是他错杀了父亲，因而有了接下来的娶母，而不是他的杀戮酿成了悲剧；观众想到的是命运的不可测和恐怖，不是对俄狄浦斯的道德谴责。

谢林认为悲剧冲突是自由与命运的抗争，其中命运由必然性来表现，既神秘而又无法摆脱，它支配着人的所有自由，而人努力要摆脱这种支配，于是这便成了悲剧冲突的根源。

黑格尔则认为有三种悲剧冲突。第一种是物理的或自然的情况所产生的冲突，有自然灾害、疾病、罪孽等。第二种由自然条件产生的心灵冲突，这主要是指继承权的争夺、出身，如麦克白为了篡位而弑君，还有天生性情所造成的主体情欲。第三种是由心灵性的差异产生的分裂，即悲剧各方都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又有其片面性，造成了冲突。

中国悲剧的冲突局限于正邪对立，仅仅是看到人在社会中的冲突，没有达到西方悲剧的高度，冲突的深刻也远远不如。西方悲剧给人一种崇高感，先是令人恐惧的痛感，接着是克服了恐惧的快感。中国悲剧缺乏使人恐惧的崇高感，主要是引发观众对恶人恶行的愤慨、对好人受难的同情，最后是在善恶报应中得到满足，或者是在唾弃邪恶中肯定道德价值，回复平静，这正是戏以载道要达到的效果。

三

中国悲剧和西方悲剧在人物塑造上的差异，如阶层身份、善恶形象等，都体现了中国悲剧戏以载道的宗旨。

中国悲剧的主角没有任何的身份限制，不分阶层。有王侯将相，如《汉宫秋》的汉元帝和王昭君、《长生殿》的唐明皇和杨贵妃、《精忠旗》的岳飞岳云；有底层人民，如窦

娥、《张千替杀妻》的张千；有才子佳人，如《桃花扇》的侯方

域和李香君、《娇红记》的娇红和申纯；甚至是神仙鬼怪，如

《雷峰塔》的白蛇。因为道德不分阶层，每一个阶层都可以

有好人和坏人，所以中国悲剧只有以善恶、不以阶层划分

人物。古希腊悲剧是将悲剧人物留给国王、贵族和英雄。亚

里士多德说悲剧应该比普通人要好一些，而且地位上是王

公贵族。直到近代西方悲剧才突破了这个局限。

中国悲剧在人物塑造上，虽然不是脸谱化或单一化，

但却是非常典型化，善恶鲜明，分别是正义的好人和穷凶

极恶的坏人。而且是正邪人物的冲突，较少涉及个人内部

的善恶冲突。好人没有大的缺点甚至是近乎完美，这是出

于突出宣扬道德的需要，不会深层揭示悲剧人物身上的缺

点，悲剧人物即使偶有过失，也不是过错的主因。如《汉宫

秋》责怪汉元帝耽误朝政，致使国力不强，《长生殿》埋怨唐

明皇荒淫、误信奸臣，但悲剧基调是同情他们，而且罪魁祸

首另有其人：投敌的毛延寿和狼子野心的安禄山。坏人则

是穷凶极恶，鲜有优点，对比强烈。如秦桧是彻头彻尾的坏

蛋，卖国投敌，骗取高宗信任，在岳飞大胜金国即将直捣黄

龙时自毁长城，其恶行令人发指。张驴儿、毛延寿、魏忠贤、

阮大铖、屠岸贾也都是这类十恶不赦的坏人，是以善的对

立面出现的。

西方悲剧能刻画出人性中的多样性，如麦克白本来是

有功的忠臣，却为野心所驱使弑君夺位，步入万劫不复的

境地。他在为恶时内心充满了矛盾，为自己的罪过害怕、悔

恨，几乎崩溃。

中国悲剧人物是道德化身，不分阶层，善恶形象鲜明，

有利于开展善恶冲突，宣扬道德。西方悲剧探究真理，于是

表现人物的多样性，展现冲突的丰富性。

纵观中西方悲剧，戏以载道的本质区别造成了悲剧功

能、冲突、人物的差异，大团圆结局是中国悲剧道德宣扬的

目的、善恶冲突最终是惩恶扬善的选择，因此不能简单地

以大团圆结局来否定或贬低中国悲剧。而且中西方悲剧都

是对人生苦难的应对，西方悲剧是直面苦难，认识到悲剧

冲突根源，在崇高感中超越不幸，而中国悲剧则是以道德

的坚守来克服苦难，关注悲剧冲突的善恶，在肯定美好中

蔑视不幸。只有看清了这一本质区别，才能从根本上理解

大团圆结局，驳倒中国无悲剧论，深刻理解中国悲剧的内

涵，更好地比较中西方悲剧的异同。

注释：

①谭帆、陆炜：《中国古典戏曲理论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

社，2005年版。

②段安节：《乐府杂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

③亚里士多德著，陈中梅译：《诗学》，商务印书馆，1996年

版。

（作者单位：广东工业大学）

责任编辑：程利辉古典戏曲今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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