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大学》读书笔记

《中庸》、《大学》读书笔记- [杂文]

一、源起

《四书》中的《大学》和《中庸》，本属于《礼记》中的篇目。南宋理学家朱熹将二者单提出，与《论语》、《孟子》合在一起，作《四书章句集注》。此是四书来源。

但为什么会在宋朝时四书形成呢？下面将从两个方面来分析这个问题。

（一）社会的发展趋势

这还是要从魏晋时说起，魏晋时流行玄学，而儒学丧失了自两汉时开始拥有的独尊地位。但这并不表明儒学从此衰微。我们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农耕经济始终是我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生产方式，相对来说，儒学更容易与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

到了隋唐时期，农业的小生产仍占支配地位，这就意味着儒学中衰是暂时的，而自魏晋时期兴起的佛道二教并不能从根本上取代儒学的地位。

先看佛教。佛教在唐朝也是极为盛行的，尤其是高宗、武皇、睿宗三朝更是极盛一时，但是佛教在土地与人口这两个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方面与国家争胜，这会引起统治者的憎恶和打击的。历史上著名的毁佛运动无不与此有关，而“三武一宗”更是在佛教史上赫赫有名，加之佛教此是进入禅宗独领风骚的时代，其思想也由“即心即佛”发展到“超佛越祖”的阶段，走向了极端。这显然是与统治者相违背的。

再看道教方面。我们知道，唐朝统治者自称是老子的后代，道教伴随着唐朝政权盛行起来，虽然与方术有联系，但是缺乏有力的经济基础支撑，兴也李唐、败也李唐，从当时的社会状况来看，道教也只是流行语上层社会，未能普及到下层百姓中间，影响不大，自然无从对儒学产生太大危害。

反观儒学，凭借着深厚的经济基础以及对皇权无形中的有力支持，逐渐恢复了原本的活力。唐时儒学已经开始复兴了，其代表人物是著名的文学家韩愈。他自述道：“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答李翊书》）说明他自幼受儒学思想熏陶。他主张恢复儒家道统，即历代相传的孔孟之道。同一时期和他意见类似的还有唐宗室李翱，有兴趣的不妨查找一下思想史方面书，此处概不赘言。

时间一转就到了宋代，众所周知，宋朝统治者在巩固皇权方面采取了很多措施，一方面，将政权、财权、兵权收归皇帝手中，牢牢掌握；一方面着手重建统治思想。《宋史·本纪第一》载宋太祖的一段话：“（建隆）三年春正月庚申朔，……，壬午，上谓侍臣曰：…朕欲武臣尽读书以通治道，何如？‟”这段话充分表明了宋朝统治者重文的意愿，故即位初期，诏“增修国子监学舍，修饰先贤十哲像”（《宋会要辑稿·崇儒》，中华书局影印，1957）。此后，宋朝统治者对待儒学越发重视。太宗亲临文宣庙礼拜孔子，真宗封孔子为“至圣文宣王”……诸如此类。统治者的这种行为，极大地刺激了儒学复兴运动。

（二）学术思想趋势

宋儒在儒学方面有着巨大成就，当然，吾人窃以为这种对于经典的诠释是种误读，但不可否认的是，理学能在此后兴起，也必有其兴起的缘由，这里暂不讨论。北宋庆历年间，儒学界出现了一股疑经风潮。王应麟的《困学纪闻》中载有陆游的一段话，云：“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宋儒用此种怀疑的新方法来治经，也就意味着汉唐经学的没落，同时宋学的义理之风确立。而宋朝统治者崇儒而大办学校，教育青年，必须要有一套符合统治标准的教材。汉儒所注重的六经年代久远，而且宋朝疑经风气方兴未艾，在此种客观条件的要求下，一套新的不同于六经的体系出现了，这便是四书。

以上便是四书兴起的原因。

二、《大学》、《中庸》缘何被看重？

经历了此次中衰，唐宋儒开始反思原因。唐朝的韩愈认为佛道二教导致礼乐不兴，纲常紊乱，进而儒学中衰，并要求以极端的方式毁弃二教。唐武宗时期的灭佛运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对韩愈这种思想的实践。但是二教并没有因此而消亡，武宗灭佛而兴道，佛教经历此浩劫后又开始兴起，这使得宋儒对此做了进一步分析。他们认为，与其用强力的方式来毁弃二教，不如用儒家的思想修身固本来抵制二教思想的传播。宋人欧阳修有如下言语：“佛法为中国患千余岁，……攻之暂破而愈坚，扑之未灭而愈炽……然则将奈何？曰：莫若修本以胜之。”（欧阳修《本论上》）。

那么这个根本又如何获得呢？

这还是要从唐以来三教的思想谈起。

赖永海先生在其《中国佛性论》中谈到：“中国佛性论自隋唐之后，表现出一种注重心性的唯心倾向，亦即日愈把佛性归诸心性，把成佛诉诸反悟自心，了见自性。……这种理论的主要特点之一，是把佛的本性变成人的本性，从而使人的本性变成佛的本性；把佛性论变成人性论，从而使人性论变成佛性论。”

而同一时期的道教学者也提出了“道性”的问题，任继愈先生在《中国道教史》中做如下论述：“所谓道性，指众生禀赋于道或与道同一的不变之性，为其能修道而得道的根本依据或可能性。”

我们知道，理学是集三教之精华（此处用三教只是为了简单，并不是代表吾人认同儒教这个概念）的，那么佛道二教这种已趋成型的心性论，势必要对同一时期的儒学产生影响。所以宋儒非常关注“心性”的问题。那么这种所谓的人性的“道”从哪得到？答案就是自家经典，有的宋代学者认为“道”出自《易·系辞》、《乐记》和《中庸》等书，而其实质，则是要以儒家经典为归依，吸收佛道的心性论，重新建立儒学的心性学说。

《论语》、《孟子》二书中关于人性的语句在此不多赘言，单看《中庸》和《大学》。

《中庸》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大学》则倡导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说。前者是儒家的新心性论建立的理论基础，后者则是修身养性的实践方式。故二者为宋儒所重，再经过其间种种诠释，二者便升格为四书。

三、《大学》之我读

《大学》是《礼记》的第四十二篇，上承《儒行》一篇，继续讲学习的目的。

吾侪从小到大，一直都在学习，但是吾侪学习的目的是什么呢？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看法。而在古代，《大学》给出的答案却很简单。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学习的目的，在于彰明内心的美善，在于使人自新，在于使人处于最美善的道德环境下。也就是说，通过学习来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这种道德修养是什么？就是“礼”。

时下的教育中，只注重了对于知识的积累，却未能同时培养人的道德修养，私以为这是现代人精神上的一种缺失，也是现代人急功近利造成的可怕后果，这种情况，若不能及时纠正，其影响恐怕是要比以往任何暴风骤雨式的思想改造更为惨烈。

回到正题，既然学习的目的是在于使人达到至善的境界，那么必然有一个过程来实现。这个过程，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这一系列的基础，但是在修身之下，还有更为基础的。这就是格物。

此间“格物”，杨天宇在《礼记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中解释为：“格除物欲。”这里的物欲，私以为并不是简单地将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完全割裂开的意思，而是在物质生活可以基本满足生存需要的条件下开拓精神领域的生活。《史记·管晏列传》中有这样一段话：“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可以看做是对这段话的补充，人，只有在达到了温饱的状况下，才有可能进行精神上的探寻，而是这种可能实现的条件，就是格物。

私以为，格物可以用另外一个词来解释，就是心静。杜如柏先生在《国学治学方法》中也提到了心静，并将心静与谦虚并列为治学的基本要诀，这是不无道理的。心静不仅用在治学中，也同样可以适用于其他方面，它并不是一种仅仅存在于某一个方面的哲学概念。时下对于这类哲学概念方面的解读，要么将其捧得高高在上，要么将其打入十八层地狱，这两种都是不可取的。哲学是抽象化了的概念，来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而回归生活才能让哲学真正存活下去。无论做什么事情，心静才能认清前方的道路，执迷于自身而不加悔改，则是要为此付出代价的。

继续回到正题。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私以为身修之前都是为修身做准备的，摒除了外部和内心的干扰，才能更好地修身，进而扩展到齐家治国平天下。

那么，什么是修身？

所谓修身，即修养好自身，私以为修身分两个部分，一个是道德方面，吾人用“礼”来替代它，一个是知识方面，吾人用“知”来替代它。修身的目的在于更好地生活，用礼来敬人，用知来服人。礼与知不可分，缺乏任一方面，都将导致人格上的缺陷和实际生活中的失误。这种失误和缺陷，并不是一下子就显现出其严重后果，而是潜移默化地，慢慢地露出毒蛇的牙，直到被咬了之后，才追悔莫及。

如何修身？除了以上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外，还要有对外界事物的感知。修身并不是排斥外部世界，而是为了更好地融入外部世界，从下面的齐家治国平天下可以看得出来，《大学》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