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建设所经历的曲折

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理论成果

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毛泽东就向全党提出，要探索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走出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毛泽东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是同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过程中的经验教训相联系的，也是同如何借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相联系的。他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认为它对我们最重要的教益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要“以苏为鉴”，探索自己的道路。他明确指出，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找到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

1956年4月，在经过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作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围绕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深刻论述了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关系。讲话提出了正确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以及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的基本原则；提出了改革过于集中的计划体制的初步构想，要求中央向地方分权和扩大企业自主权。讲话提出的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理论观点，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正如后来邓小平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所说：“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鉴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同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强调要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

1957年2月，毛泽东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

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的思想；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两类矛盾的学说，强调了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

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特别是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提出了从全体人民出发，

“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

提出了发展工业必须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的工业化方针。同年

8

月，毛泽东又提出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

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

业和现代农业的思想。此外，毛泽东还提出了许多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观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

国防、

外交、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

1958

年，他又提出要把对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这些

都是对党的八大路线的继续发展。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初步探索中提出的许多重要思想观点，尽管有的还是不够成熟的设想、有的并未付

诸实施、有的在实践中没能坚持下去，但它们都为后来的探索做了开创性工作，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正

如邓小平指出的：

“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

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

”

二、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曲折发展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的十年中，我们虽然遭到过严重挫折，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1957年下半年以后，国际国内出现了一些复杂的情况。由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人们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有些已经比较清楚，更多的还有待于继续探索。我们党过去长期处于战争和激烈的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对于迅速到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对建设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缺乏深刻的认识。因此，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认为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有利的国内环境，可以很快地实现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愿望，在经济建设上往往急于求成；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新矛盾新问题时，容易把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做阶级斗争；在党内生活中，容易把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中产生的不同意见视为“路线斗争”、“阶级斗争”，导致党在指导思想上逐渐发生了“左”的偏差，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逐渐偏离了正确方向，出现了曲折，以致后来又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

虽然如此，党没有停止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泽东在总结“大跃进”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继续进行探索，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观点。主要包括：在领导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时提出了不能剥夺农民，不能超越阶段；提出了社会主义可以区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提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要反对平均主义，重视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的作用；在社会主义经济占优势的条件下“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毛泽东还从哲学的高度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有它自身的规律，必须不断在实践中积累经验，逐步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才能实现认识上的飞跃；提出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社会主义建设具有艰难性、复杂性和长期性，没有100多年的时间，是不行的，要准备着由于盲目性而遭受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提出了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就无法提高；在中国的具体国情下，应当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同时，从世界范围内两种社会制度的根本对立与斗争的角度，提出了要防止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保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先进性和永不变质的思想；等等。

与此同时，党中央许多领导同志都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上，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刘少奇提出，我们应该学会自己走路，应该根据中国的特点，采取适合中国情况的方法来进行建设，要按经济办法管理经济。他认为，农村生产和分配的单位不能太大，如果生产关系跑到生产力的前头就会破坏生产力；主张在农业生产中实行同产量联系起来的责任制。周恩来提出了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科学技术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关键性作用等观点。陈云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主张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是补充；在生产计划方面，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进行的自由生产是补充；在流通领域，国家市场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的主体，一定范围内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