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王蒙小说中的意识流

浅析王蒙小说中的意识流
【内容提要】新时期王蒙创作了一系列被称为“东方意识流”的小说，近几年又有评论者认为“东方意识流”并非意识流，甚至有人认为王蒙的这一系列小说仍是现实主义小说。

本文不对王蒙的这一系列小说定性，只探讨这一系列小说中意识流的特点并指出王蒙小说中意识流与西方意识流的根本区别。

【关键词】意识流；内心独白；自由联想；借鉴
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王蒙的“集束手榴弹”----中篇小说《布礼》、《蝴蝶》，短篇小说《夜的眼》、《春之声》、《海的梦》以及《风筝飘带》在文坛引起不小轰动，并引发了关于“意识流”问题的争论。

那么，王蒙当时文学实践的思想观念与西方文学“意识流”之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呢？本文从西方意识流产生的背景入手对王蒙小说中的意识流作简单分析。

一、意识流的产生及其特点
西方意识流产生于“一战”后，属于表现主义、未来主义、荒诞派戏剧等在内的现代主义文学大家庭中的一员。

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政治经济的窘迫形态加剧了西方社会的精神危机，导致了民众普遍的孤独感与苦闷感。

因此，人们的精神生活也相应地转向内心化。

为了发泄内心的失望、孤独、彷徨、抑郁、苦闷、恐惧等，知识分子用文学手段将人们的心理活动与意识生活完整、细致地刻画出来，意识流小说的出现满足了这种需要。

另一方面，社会的动荡导致人们对传统信念的动摇，人们开始怀疑过去的一切，认为不确定性才是一种真正的规范。

作家们也在寻找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来表现真正复杂的社会人生。

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在1919年发表的《论现代小说》中，是这样评价传统小说家的：“他们写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他们浪费了无比的技巧和无穷的精力，使琐屑的、暂时的东西变成貌似真实的、持久的东西。

”可见，传统小说的按时间顺序、因果关系叙事的线性结构模式，以及着力刻画人物性格的表面真实已无法满足时代发展的要求。

当时一些作家们认为应该把单一的、物质的、简单的、客观的外部真实“转向内心的、复杂的、特殊的、主观的真实”。

他们认为对客观真实的了解是间接的，这种了解只有通过深层次的内心描写与透彻的精神感受来表达和阐述，才能真正做到真实地持久地反映现实和刻画生活。

外在的结构和客观的表面只是一种金玉其外的短暂性和肤浅化的文学存在。

哲学上意识流以19世纪下半叶以来的非理性为基础。

20世纪初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提出“心理时间说”，认为“心理时间”是各个时刻互相渗透的、表现强度的质量概念，他劝说小说家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追摄人物的意识流动。

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认为艺术的功能与梦的功能相似，都是被压抑的本能升华。

均能反映人的心理最深层次的潜在愿望。

他提出的潜意识与无意识学说为意识流作家侧重写梦幻意识和大量运用自由联想提供了理论依据。

“意识流”作为一种文学创作方法来源于20世纪初在欧美兴起的意识流小说流派。

该流派的作家如普鲁斯特、伍尔芙在摒弃了传统的小说语言结构的基础上，采用一种流行不已、语意不清、飘忽不定和文理不顺的意识流文体来表现西方现代人纷乱多变，离奇复杂的心理结构。

意识流的写作技巧之一为“内心独白”。

所谓“内心独白”，是指作家将某一人物在某一特定情景中的思想、感觉用自己的自言自语方式道出。

意识流小说家主张作家退出小说，纯客观地让人物展开自
己的心理活动。

意识流的写作技巧之二是“内部分析”。

它是把人物的印象汇总在作者的叙述内，也就是作者用自己的语言表达人物的观念与思索。

意识流的写作技巧之三是“感觉印象”。

这种手法接近于内心独白，最大的差别是涉及范围不同。

感觉印象一般是记录人物纯粹的五官感觉与印象，只和一小部分意识有关，而内心独白则包括全部意识。

二、王蒙小说中的意识流及特点
西方意识流产生于“一战后”，当时整个西方世界面临着严重的政治危机、经济危机、思想、精神危机和“人”的危机不断加重。

在中国，自建国以来，各种政治运动和不断升级的阶级斗争使人的危机（尤其知识分子阶层为典型）开始凸显。

十年浩劫把人们的思想禁锢起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的思维变得单一、麻木、根本不敢表达内心真实的渴望与幻想。

人的危机和人的悲剧性存在与西方人的异化这一问题具有了很大的相似性。

进入八十年代，在思想解放和艺术革新的大潮中，人们的心灵世界空前活跃，接受者的心理需求推动了作家写作技巧的革新，于是，大胆地借鉴西方侧重内心描写的艺术手法，开辟小说创作的新天地成为必然结果。

从1979年开始，小说家王蒙率先借鉴了意识流手法，两年间，先后写了《布礼》、《夜的眼》、《风筝飘带》、《蝴蝶》、《春之声》、《海的梦》这一组小说。

这些作品对传统小说的叙述规范发起挑战，不再老老实实地按照时间顺序有条理地叙述事件的发展过程，不再把生活的原来面貌装在生硬的艺术形式中，而是以意识的流动作为作品结构的线索，强调人物内心变化及其精神模式，通过错综复杂的思绪描写来模仿人物持续流动的思想意识的活动过程。

小说随心所欲地超越时空的束缚，尽情地表达人物所有的想法与感受，这些小说明显地带有“意识流”小说的一些特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由外向转向内向，着意于心理描写。

运用内心独白和自由联想等艺术手法展示人物的心理世界。

王蒙把对社会现实反映的焦点聚焦在人物心灵世界的塑造上，着意于心理描写，剖析人物的精神世界。

在王蒙看来，略过外在的细节写心理，写感情，写联想和想象，写意识活动，“它能探索人的心灵的奥秘，它提供的是旋律和节奏”。

①《夜的眼》描述的重点完全是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即以简单的事件取代戏剧性较强的故事。

没有故事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等情节主线，取而代之的是纵横于广阔时空的，多线条展开的心理活动。

这是典型的意识流手法。

《蝴蝶》中，作品虽然只写了张思远离开山村回到部长官邸的两天时间，但主人公的内心独白、幻觉、情绪、闪念等内心活动却展示了其大半生：小石头----张指导----张书记----张老头----张副部长的曲折变化过程。

小说在描写张思远的心理活动时，一方面将30年的政治风云与个人的命运沉浮紧紧相连；另一方面，还紧紧联系张思远的婚姻家庭变化：张思远与海云的初恋、结合及离异，与美兰的没有爱情的婚姻，与秋文的被控制在友谊范围内的思念，与儿子冬冬的冲突及父子真情等。

展现了张思远在不同时期的痛苦、自责、反省和追求灵魂复归的复杂状态。

作品通过主体意识的跳跃与滑动，深刻地描写了张思远、张书记、张老头、张副部长之间的灵魂搏斗。

《风筝飘带》中佳原与素素在偌大的北京城竟然寻找不到一块适宜的谈情之地时，作者有这样一段描写：“他们寻找坐的地方。

找啊，找啊，一晚上也就完了。

我们的辽阔广大的天空和土地啊，我们的宏伟的三度空间，让年轻人在你的哪个角落里谈情、拥抱和接吻呢？我们只需要一片很小很小的地
方。

而你，你容得下那么多顶天立地的英雄、翻天覆地的起义者、欺天毁地的害虫和昏天黑地的废物，你容得下那么多战场、爆破场、广场、会场、刑场……却容不下身高一米六、体重四十八公斤和身高一米七、体重五十四公斤的素素和佳原的热恋吗？”这像是不加引号的内心独白。

它是素素的？是佳原的？还是两人合一的？还是作者的？应当说这是作者与两个人物三人合一的。

本应是独语似的内心独白，在这里变异为音调激越的合奏。

作家的使命感和流淌着的沸腾热血，将内心独白扩音、染色，使内心独白变成了三人合唱。

作者在谈到自己的作品《春之声》的时候说道：“我打破常规，通过主人公的联想，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把笔触伸向过去和现在，外国和中国，城市和乡村。

”在《春之声》这篇作品中，全篇描写的是岳之峰春节前夕从国外回家探亲，坐在闷罐子车里的心理感受。

任由主人公的思绪自由地驰骋：忽而是童年在故乡的种种记忆，忽而是解放前激荡着革命歌曲的北平，忽而是解放后飘扬着五星红旗的洋溢着春的气息的北京……由车轮撞击铁轨的声音，到《泉水叮咚响》的歌谣，广州人凉棚底下垂挂着的三角形瓷板发出的叮咚叮咚的清音，令人发狂的美国抽象派音乐，京剧锣鼓里的噪音。

作者的笔触也跳跃着、变换着，通过自由联想的艺术手法描绘色彩斑斓的印象，纷至沓来的感受，充分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

此外，作品中还有大量的内心独白，“这不是运货和运畜生的车吗？倒霉！可又有什么倒霉的呢？咒骂是最容易不过的。

咒骂闷罐子车比起制造新的美丽舒适的客运列车来，既省力又出风头。

无所事事而又怨气冲天的人的口水，正淹没着忍辱负重、埋头苦干的人的劳动。

人们时而用高调，时而用低调冲击着，替代着那些一件又一件，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地坚忍不拔的工作。

”
（二）打破自然时空，凸现“心理结构”的叙事结构。

王蒙的这一系列小说，并不是遵循自然的时空顺序，按照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或是逻辑顺序来安排情节，而是以人物的心理活动为线索，通过人物的联想来组织故事，自然时空顺序被打乱，过去、现在、将来或并置，或交错，或颠倒。

比如，中篇小说《布礼》写一个忠诚的年轻共产党员钟亦成被错化成“右派”的故事，整部小说由七部分构成，这七个部分并不是按照时间顺序来排列，每个部分里面的各个片段也是打破自然时序的。

小说将原本比较完整、复杂的情节故意用人物的心理感受切割、打乱、拆散，按照人物的心理感受来重新组合，从而获得一种“震撼人心”的效果。

作者写钟亦成从1957年被打为右派到1979年得以平反的心理感受，还有上溯到1949年的回忆，这30年间的各个事件互相交错，甚至还有一个标明“年代不详”的片断，这都打破了传统小说的时空顺序。

作品开场第一部分的第一个片断是写1957年8月钟亦成在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中开始遭到怀疑、批判，内心迷茫不安，突然跳至第二个片断，1966年6月，九年之后钟亦成遭受造反派的拷问、毒打，在痛苦中充满对光明的坚信和渴望，然后又突然跳至第二部分。

1949年1月，写当年作为少年布尔什维克的钟亦成积极地组织迎接解放的活动，心中充满“神圣而又令人满怀喜悦”的激情，接着又跳回1966年6月的严刑拷打中……这充分展示了人物内心那种美好和苦难交织的心理历程。

（三）运用感觉印象，记录人物纯粹的五官感觉与印象。

《夜的眼》就是写人的感觉，一个长期生活于边陲的人对大城市之夜的独特的主观感觉。

主人公陈杲在遇到了一个轻浮的小伙子并受到他的无理嘲弄之后，心绪昏乱；但是优美的舞曲却使他暂时驻步，让他引发了自由联想，感觉到了边陲----他的第二故乡的绮丽风光。

这是他在大城市办事处受挫后，听这首舞曲的
独特感受，即带有对比性的感受。

别人不一定有这样的感受，这是他在特定情景中的特定心态。

接下去这一段，他对“咚咚咚咚”的声音分辨不清是脚步声还是心声、把变红了的灯泡看成如同魔鬼的眼睛，这也是他此时此刻独特的感觉印象：同那个小伙子的不愉快的谈话，小伙子房间中的庸俗摆设，都使陈杲窒息，他像躲避魔鬼一样地赶紧逃离此地，谁料余悸尚存，又看见“魔鬼的眼睛”能使鸟变成鼠，马变成虫，更是由于陈杲不会走后门办事而不得不走门子为单位办事，结果备遇嘲讽、受窘如受刑后的真实心态。

现实生活中的不正之风，使许多事物变形、异化了。

三、王蒙对西方意识流的借鉴与扬弃
关于王蒙的文字“意识流”实践究竟是接受了外来的影响还是他本人独具慧眼的创造，抑或是两者兼而有之，王蒙本人最有发言权。

在这个问题上，他说：“有人说《春之声》是意识流手法，我想，我不必否认我从某些现代派小说包括意识流小说中所得到的启发。

”②这些说法又集中到他的核心旨趣：“我吸收融合一些东西不是为了它本身，而是为了表达我和我这一代人的思想和情感。

”③但王蒙对西方的意识流并非全盘接受，他曾说：“我没有好好研究过意识流。

我想它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有很多潜意识的东西，就是不见得非常自觉的那些东西，而这些意识又是不断流动的，永远不会终止。

我想这也是客观存在的人的精神世界的一部分，是可以反映的。

因为，有时人的潜意识里头也非常真实地反映着这个人的情操、灵魂、志趣、境界。

但是把它夸张成主要的、首先的甚至唯一真实的，并认为人的正常的思维判断反倒是不足取、无关宏旨的，那就成了蒙昧主义、神秘主义、非理性主义了。

”“对这种非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的东西，我是反对的。

我从来不否定思想，谁能够完全不用思想呢？谁能够不用理智、思想来指导自己的行动呢？④新时期之初以王蒙等为发端的作家对意识流的应用正是带着改造传统文学样式，“创造更丰富的文学样式”的实用理性而学习意识流的。

王蒙、张贤亮等作家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作家，他们以推动社会发展和促进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为己任，对于意识流的吸收打上了他们鲜明的实用烙印。

王蒙曾说：“我们搞一点‘意识流’不是为了发神经，不是为了发泄世纪末的悲哀，而是为了塑造一种更深沉、更美丽、更丰实也更文明的灵魂。

”⑤所以王蒙是站在“以我为主”的接收立场和价值取向上进行意识流的创作，意识流的众多技巧中，“心理时间”、“内心独白”、“自由联想”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但王蒙小说中的意识流与西方意识流最本质的区别是：精神内核不一样。

理性的高扬、对苦难的隐忍克制是王蒙小说中意识流的精神内核。

《布礼》写钟亦成在政治斗争中巨大的心灵创伤和磨难，却始终坚持着赤诚的信仰，向社会主义的祖国致以布尔什维克的敬礼。

《春之声》写岳之峰坐闷罐子车心里的种种感慨，最后贯穿主题的仍是一曲洋溢着希望和乐观的“春之歌”。

《风筝飘带》表现了在如此贫困的条件下，青春仍是美好的，仍然是充满希望的。

新时期，王蒙在自己的一系列中、短篇小说创作中借鉴了西方意识流的技巧，但凭着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他摒弃了西方意识流中的糟粕，所以说他的这一系列小说色彩应该是“春”色的，虽然，还残留着冬的冷酷，但还是洋溢着春的气息和希望。

王蒙的这种批判继承外国文化以及继承发扬民族文化传统的精神值得后辈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