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王蒙意识流小说和西方意识流小说的异同

比较王蒙意识流小说和西方意识流小说的异同

意识流小说是指小说叙事过程对于人物持续流动的意识过程的模仿。其创作原则强调感性,反映直觉,充分揭示西方的现代意识。

王蒙,因其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几篇“集束手榴弹”式小说的问世,一时引起中国文坛的轰动,当时,其新作曾被称为“中国的意识流小说”。伍尔夫被认为是西方意识流小说流派的重要代表作家和意识流小说理论的阐述者,其创作背景、理念和手法等与该派作家大同小异,其著作能大体反映该派小说的创作特色。所以，我认为比较王蒙意识流小说和西方意识流小说，可以从王蒙意识流小说和伍尔夫意识流小说的异同中得出结论。

一、王蒙与伍尔夫意识流小说手法之同

王蒙的小说之所以在80年代被称为意识流小说,多因为他与伍尔夫等西方意识流小说家们在艺术手法上的选择上存在一致性。

1、有意淡化情节。

在伍尔夫看来,英国小说之所以陷入困境是因为历代小说家都试图用它来讲故事,而故事是文学有机体中最低级的一种,她取消情节或把之降至最低限度。她的《墙上的斑点》就毫无情节可言。《达罗卫夫人》表面上讲的是达罗卫夫人和精神病患者赛普蒂默斯在街上的经历,但它终不成“情节”,顶多为事件。《海浪》更无故事情节而言,只有像汹涌的海浪一样此起彼伏的意识的波涛。我们不难看出,在她的小说里,故事情节和外部世界的描述一降再降,取而代之的是飘忽不定、连绵不绝的意识流。王蒙小说多为主人公的一段经历：素素与男朋友会面、(《风筝飘带》)、科级干部探亲在车上(《春之声》)等只做事件叙述从而串联全篇,

意不在编织曲折离奇情节。相对而言,《布礼》《蝴蝶》中的故事多了一些,但未产生错综复杂的吸引力,

重在人生的体验。

2、以有限物理时间表现无限心理时间。

两人的创作目的反映到时间的处理上,一个旨在呈现人物心理意识,一个意在跨越历史的维度,获取沧桑之

生命体验,他们找到了心理有穿梭时空之自由的切合点。伍尔夫的《达罗卫夫人》里的时间跨度仅从上午九点到午夜时分约15个小时；《到灯塔去》象征性地建立在一种类似于从傍晚到上午的时间顺序上；《海浪》仅涉及从黎明到黄昏一个白昼的物理时间。但在有限的网络世界里却反映了人物从青年到中年或从童年到老年等几十年的人生历程。而王蒙的《夜的眼》从华灯初上写起到下夜班为止,仅三个小时左右的钟表时间,却涉及到20年前的人生改造；在《风筝飘带》中，“一个多么愉快的夜晚”里重现了两人从初识至今的整个过程；《蝴蝶》里的张思远回城路上追忆了几十年的沉浮变化。往事以回忆的形式便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重演”一遍。

3、内心独白、象征暗示与“蒙太奇”手法的组合运用。

伍尔夫小说中的内心独白是不言而喻的,在《墙上的斑点》和《海浪》中达到了不可复加的地步。王蒙作品也多用内心独白,《布礼》第五章中间标明“1951年到1958年”很长一节中以“我们”自称,写出心中想的没说出来的话。他们还同时使用象征来揭示主题。在伍尔夫的意识流小说中,不仅“灯塔”“浪”“窗”等许多事物有象征性,而且文章的谋篇布局也具象征意义。《到灯塔去》第一二三章长短不一,且对应黄昏、黑夜和黎明,暗示人生悲欢交替,象征人的生与死变化。王蒙小说中的“风筝飘带”“海的梦”“春之声”等都被赋予了象征之意。蒙太奇手法具有时空转换的自由度。在《布礼》《蝴蝶》等反映历史跨度的小说中,镜头时而停在1957年8月,时而飞至1966年6月,随即又回到1949年1月；画面此刻在回城的路上,

顷刻置换为10年前的山村。而在《达罗卫夫人》中,则表现为空间的转换,随着汽车巨响,闪出达罗卫夫人惊跳的镜头,忽而转为赛普蒂默斯恐慌的场面。显然,他们用蒙太奇技法,或为顺利展现历史变迁,或为成功实现人物在同一时刻内意识活动的交替并置,不过都强化了小说的层次感和立体感。

然而，伍尔夫意识流小说与王蒙的“意识流小说”在创作背景、思想价值取向、叙述策略等方面存有迥异之处。正如郭宝亮先生在《王蒙小说文体研究》中所说:王蒙(小说)与西方“意识流”的区别是根本的。

二、王蒙与伍尔夫意识流小说手法之同

1、创作背景之别。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任何艺术形式的创新并非空穴来风,它必定脱颖于一定社会现实与文化背景。伍尔夫生活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国,这是一个风云变幻、动荡不安的时代和国度。她认为作家应抛弃“物质主义者”着力描写“躯体”等外部环境的一贯技法,选用新的小说模式窥测人类心灵的真实。意识流小说是她不断探索而寻求到的现代小说模式,它以“主观性”“内倾性”之优势真切反映现代人的生存状态。王蒙,与新中国一起经历了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的反右派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风暴。要想如实反映“故国八千里,风云三十年”大起大落、大伤大悲的生命历程,真切地反映历史断裂时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把历史的巨大裂隙修补接续起来,必须选用合适的小说表现形式。他借鉴西方意识流小说的表现手法,又将之与中国传统文学中的“兴”体,庄子、李白、李商隐等人超凡的想象力以及《红楼梦》、鲁迅作品中的联想方法进行整合,创造了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之上的“意识流小说”。

2、主题基调之异。

伍尔夫在西方现代主义的历史文化背景下试图以艺术的形式来探寻现代人的生存状态与本质。通观伍尔夫的意识流小说,它们与西方意识流小说乃至整个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感情基调和价值取向是一致的:反映人类失去理想和价值观念之后,迷失自我、抑郁无望、恐惑不安、茫然不知所措的生存境遇。

王蒙,在政治风云中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在浮出后所写的“意识流小说”中,虽发出了不解的拷问,痛楚的呻吟,却仍保持着“少共情结”。王蒙作品积极乐观、昂扬向上的思想情感基调与新时期中国的思想文化主调色彩相一致,与他的共产党身份不无联系。同时,中国长期以来政治强权压制文学,使中国文人在重获新生后虽有锐意改革之势,却还不能从阴影中彻底走出,采取趋步妥协之举以迎合时代潮流似乎也在情理之中。当然,不能说这不是王蒙创作时思想情感的真实取向。他说:“我们搞一点意识流,不是……而是为了塑造一种更深沉、更美丽、更丰实也更文明的灵魂。

3、内在情理之殊。

伍尔夫的意识流小说在实践着她的“非个人观念”,其主旨之一便是“作家退出小说”,采取不介入态度,使其人物的意识流动呈自由性。而王蒙在创作中却无这种自觉性,他在写心理、感觉、意识的时候,并没有忘记它们是生活的折光,没有忘记它们的社会意义。社会意义嵌入“意识流小说”,一定程度上会有叙述者的介入,人物的意识流动也被过滤和逻辑化了。作家表现人心理意识的自由度以及使用的叙事策略,从文本的内部分析可窥见一斑。

伍尔夫与王蒙作品中叙述方位多为第三人称有限主角人物角心,但在单复上存在显豁差异。伍尔夫多用复式,叙述视角随着所叙述主人公的改变而变化,读者随这一变化而感知不同人物的意识流动,从而了解多个人物的内在精神世界。

王蒙也采用第三人称有限视角,却用了双重性身份主角人物角心的单式形式。他的几部作品都围绕单个主人公的行为而展开,其他人物则成了附属于主人公的次要人物,叙述的视角多集中于主人公一人之身而呈单式形式,意识的流动不存在多人间的置换,只限于一人意识流动的自由。

以上即是我认为的王蒙意识流小说和西方意识流小说的异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