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春之声》看王蒙意识流小说

从《春之声》看王蒙意识流小说

【摘要】：《春之声》是王蒙新时期意识流表现手法的代表作之一。在结构上，以放射式心理为主，加以蒙太奇表现效果，领略社会生活翻天覆地变化。在语言上，肆意铺陈的语言尽显强烈的扩张感，具有纵横衍生的气势。在内容上，是对文革无情的鞭挞和反思，彰显生命的美学价值，及对改革春天的美好祝愿与向往。

【关键词】：意识流,蒙太奇;语言特征;时代气息

在中国文坛里有许多为小说风格而不懈努力奋斗的，但是像王蒙这样能够在不同时期都能够始终站在艺术革新之巅却是少之又少。王蒙以一篇《青春岁月》震撼文坛，那时候他年仅19岁，又一篇《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描绘了年轻人林振对工作积极热情，对党和国家忠心耿耿，反对官僚主义的思想也令人叹为观止。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原本可以在写作大展宏图的他却因为中国文化大革命而断送美好青春，成为政治革命的牺牲品，下放到新疆乌鲁木齐甚至更为偏远地区劳动改造。这段经历对王蒙来说并非是坏事，他没有像刘少奇那样被打到，相反，在劳动中领悟了很多，积聚了写作创作的源泉，把二十多年苦行僧作为磨练期坚持写作，把文学当作是生活的一部分。直到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才再次登上中国文坛，并将改造时期积攒的文学功底成功运用到改革开放大解放当中去，成为文学领域举足轻重的代表作家。

在80年代文学中，王蒙文坛地位不仅仅表现在文学作品的数量上，更在于作品表达的思想和文化方面显示的厚度上。对于文革他没有像伤痕文学那样仅仅停留在感性批判层次上，而是更加理性思考，深层次地对文革进行鞭挞，将文学与人的关系紧密联系起来，并创造运用大跨度的时空转换，主客观交织的意识流表现手法加以揭露文革给人们带来精神层面的伤害，更加关注人的心理、情感，这与文革时期小说主题大相径庭，用作品表现人的思想，将人的内心想法表现在作品上，本文就其在《春之声》这篇文章进行加以阐述。

一、突破狭隘政治束缚彰显生命的美学价值

王蒙经历过文革时期黑暗年代，了解中国不仅在经济上饱受摧残，同样在文化上也一片凋零。为此，王蒙在新时期创造性的将西方意识流表现手法运用到文学创作中，表现人的意识活动，展现恍惚迷离的意识世界为主要内容，反应人的真实心灵和心理现实，描写真切可信的典型人物和典型形象的规范，完全面向自我，重在表现人的下意识，潜意识和无意识的内心世界，这是对文革时期极左思潮下原有政治小说主题的突破，是尊重生命渴望内心世界的表达，所以，王蒙在新时期发出了第一声。

（一）对文革无情鞭挞和讽刺

王蒙借助自己手中的笔杆冷静深刻揭露文革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对文革的社会历史根源进行深入思考。在《春之声》中这这样写到：“他已经有二十多年没有回过家乡了。谁让他投错了胎？地主，地主？一九五六年他回过一次家，一次就够用了——回家呆了四天，却检讨了二十二年！伟人的一句话，也够人们学习贯彻一百年。使他惶恐的是，难道人生一世就是为了作检讨？难道他生在中华，就是为了作一辈子的检讨的吗？好在这一切都过了。”“再不会以用“革命化”的名义取消春节了”［1］主人公岳之峰作为地主的儿子，就仅仅只是回趟家，却要用二十二年来作为深刻检讨，幸而他远赴他国求学，免除了在文革期间的迫害，但是作为地主的父亲却不能幸免。今天，父亲终于摘掉了这顶地主帽子，这样的消息怎能不让岳之峰兴奋。想起过去，一个喝过洋墨水的知识分子内心是何等的委屈，面对这样的不公，最后只能用“好在这一切都过了”来抚平内心的不甘。可这样的错误不仅仅是作品中出现的，作为作者本身也是深受其害，他背井离乡仅仅因为伟人的一句话一个政策，自己也要跟着数百万知识分子上山下乡，被迫离开亲人的怀抱，在新疆劳作二十年。面对这样的事实，作品中的主人公就是他的翻版，诉说着文革惨无人道的行径，无情的披露文革造成的实质性伤害，而他在新时期重返文坛，用自己的文笔突破狭

隘的政治束缚，书写出时代的辉章，展望未来。

（二）内心世界的表达彰显生命的美学价值

乔治·桑塔纳说过：“我们需要的是艺术的生命欲望，其恒久的审美价值不是主要在技术方面，而是在对于‘人’的关注和关怀，在于对于人的生命及其生存环境中生命体的关注和关怀，在于对人的生存境遇、生存理想和生存智慧的关注和传达。”［2］文学应该是等同于人学，离开了人文关怀和生命意识，文学也将失去他的本质意义。

以王蒙为代表的中国意识流派接受西方现代派的洗礼，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掀起的巨浪推动着人们在思想上开始寻找“自我”,寻找逝去的”“自己”，这与当时政治功利性文学迥然不同，这时的文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渴望内心世界的表达，将过去文革中出现的错误和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勇敢表达出来。在《春之声》中，全篇通过两个小时四十七分的火车车厢里的意识流动行文，没有详细的情节描述，条理清晰的的故事架构，仅仅是用人物的内心活动全方位展现作者所思所想，所见所闻，他拓宽了小说表现范畴，将岳之峰回家探亲这一片段通过意识活动来加以体现。这种用意识流表现手法突破文革以来的常规小说创作，注重心理程度大于现实的描写是文革时所没有的，是在意识流小说里对“人”的本真发现，也是美学对生命的价值追求，由文革的政治功利性文学向内在精神文学转变，使得“人学”更加凸显，生命的美学价值得以体现，这也是王蒙意识流小说创作的最本质动力和精神追求。

二、多样的表现手法构建自由的小说结构

在《春之声》中，作者采用了多样的表现手法来构建自由的小说结构——心理时空结构，使之有别于传统现实主义小说，比如借助对比、联想、独白、象征等方式，小说在具体的闷罐子车火车行程空间与主人公的故乡、汉堡、斯图加特、北平和法兰克福等心理空间穿梭，使小说形式朝着多元化叙述形态发展，提高了艺术表现力。

（一）在《春之声》中，作品采取放射式的心理结构方式

王蒙说：“我打破常规，通过主人公的的联想，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把笔触引向过去和现在，外国和内地，城市和乡村。漫天开花，放射性线条，一方面的尽情联想，闪电般的变化，互相切入，无边无际；一方面却是万变不离其中，放出去都能收回来，所有的射线都有一个共同的端点，那就是坐在1980年春节前夕的闷罐子车里我们的主人公的心灵。”［3］正如王蒙说的，全篇都是围绕着岳之峰思绪开展的，以火车上的岳之峰为中心，如实呈现人物意识以及在感官、刺激、记忆和联想作用下人物的那种紊乱、多层次的立体感受，使读者始终体验作品人物所经历的那个时刻——心理时间。用人物内心意识流动作为行文，通过主人公在回家途中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传递着对新中国的思绪。这种意识流写作方式在当时是新颖独特的，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呈流动状态，使小说结构产生了自然流动性，开垦了人的内心世界这个大有可为的认知领域，打破了以往小说靠一条主线，按时空顺序来展开情节的传统模式，促使小说叙述形式由单一性向多元化推进。替代了传统小说刻画鲜明的人物形象，完整的情节结构，忽略了故事的起因、经过、结果等呆板的程序化写作思路，让读者通过阅读文字逐渐步入作者编织的遐想中，这看似杂乱无章的行文实则是用意识精心连串有机组合在一起的。虽没有华丽的开头，画龙点睛的神笔，但犀利的看到了神州大地瞩目的变化和春的气息。

（二）丰富的联想领略社会生活翻天覆地变化

在作品中，主人公由车身轻轻的颤动引起人们的摇摆，进而想象到童年的摇篮；法兰克福的孩子们的追逐着的、奔跑着的、跳跃着的欢乐想到自己童年时候掷石块，追野兔，拣鹌鹑彩蛋的天真，进而抒发怀念起故乡生活以及对故乡的眷念。由火车与铁轨撞击产生的噪音联想到流行的歌曲《泉水叮咚响》、广州三角形瓷板的轻音、叫人发狂的美国抽象派音乐，再到揣度基辛格听杨子荣咏叹调是何感受的抒发，这看是无关没有内在逻辑的联想实则是原发性自由联想，反映事物内本质间的关系，由此声引彼声的原发性联想共同构筑无关事物于一体，显示恰当好处。由闻到的南瓜香味，种类繁多的花生、核桃、柿饼、山药、葵花籽等联想到过去日用品严重短缺而现在却应有尽有，反应出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