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章学诚的“以史明道”观念

在中国学术史上，历代学者对“道”作了各种探索，不断赋予它新的含义，使之具备了非常丰富的内涵。且不说先秦诸子“各道其所道”的阐发，仅以汉代以后最主要的思潮而论，就有唐宋古文学家提出的“文以载道”，宋明理学家提出的“义理明道”和清代朴学家提出的“训诂明道”等不同命题。《六经》为“道”之载体，所以求“道”必于经学入手，这大概是汉代以后历代儒家的共识。到清代乾嘉时期，浙东学派史家章学诚主张“《六经》皆史”，明确提出“以史明道”的思想。对于章学诚的“以史明道”观念，前贤亦有研究，但大多认为仅仅是针对清儒“训诂明道”观念而发。钱穆指出：“经学家最大理论，莫若谓道在《六经》，通经所以明道，此自亭林唱‘经学即理学’之说以来，迄东原无变，实斋始对此持异议。”

[1](p421)余英时也认为：“我们试以实斋之‘道’与当时考证家由分疏六经中之名物、制度、字义等所得之‘道’作一比较，即可见两者不但迥异，抑且适处于相反的地位。……综观实斋‘六经皆史’之说，实为针对东原‘道在六经’的基本假定而发，同时也是对顾亭林以来所谓‘经学即理学’的中心理论作一种最有系统的反挑战。”[2](p56-59)这种看法当然不错，但是如果我们全面考察章学诚“以史明道”观念，就会发现他不仅不完全赞同清代经学家标榜“训诂明道”的观念，而且也反对唐宋古文学家片面强调“文以载道”的观念，更反对宋明理学家枵腹侈谈“义理明道”的观念，其“以史明道”的内涵表现为根绝辞章、义理和考证三者纷争，避免三家各执一端而矜炫得“道”的弊端，具有独特的明“道”方法与观念。

一

章学诚认为，宋明理学家主张“义理明道”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最终架空了经学致用的功能。按照传统儒家的看法，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以来所传的道统，至孔子删述《六经》而见诸文字，是以后人求“道”必于《六经》，汉唐诸儒皆如此。至唐宋以后，理学兴起，学者开始离开具体的历史事实而纷纷深究《六经》的义理和孔子的微言大义，试图找到超越特定时代和具体事物而永恒存在的“道”。其实，孔子未尝离事而言理，更没有为后世空悬《六经》之道。章学诚指出：“夫子曰：我观夏道，杞不足征，吾得夏时焉。我观殷道，宋不足征，吾得乾坤焉。夫夏时，《夏正》书也；乾坤，《易》类也。夫子憾夏商之文献无所征矣，而乾坤乃与《夏正》之书同为观于夏商之所得，则其所以厚民生与利民用者，盖与治历明时同为一代之法宪，而非圣人一己之心思，离事物而特著一书，以谓明道也。”[3]（《易教上》）既然孔子没有以《六经》存“道”的意识，那么后人盲目推崇《六经》，以为“道”尽在此，导致空言说经论道的空疏学风。章学诚指出：“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后世服夫子之教者自《六经》，以谓《六经》载道之书也，而不知《六经》皆器也。……而儒家者流，守其六籍，以为是特载道之书耳。夫天下岂有离器言道，离形存影者哉？彼舍天下事物、人伦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则固不可与言夫道矣。”[3]（《原道中》）倘若轻视学问文章、经济事功与人伦日用，汲汲于探求儒家义理，以为只此可以明“道”，乃是舍本逐末之举。宋明理学求“道”的局限，恰恰是以为上古圣人之“道”超然于人类社会之外而独立存在，最终陷入理障。章学诚认为：“世儒言道，不知即事物而求所以然，故诵法圣人之言，以谓圣人别有一道，在我辈日用事为之外耳。故宋人讥韩昌黎氏，以谓因文见道，不知韩子未至于孔、孟者，义方敬直之功，存心养性之学，不能无间然耳。若以因文见道为韩子之弊，是离学问文章以言道，恐韩子所不屑也。”[4]（《与邵二云论学》）在章学诚看来，唐代韩愈所提倡的“因文见道”、“文以载道”之说在学理上有没有错误是一个问题，而韩愈能不能够达到明“道”的境界是另一个问题。因为“文，虚器也；道，实指也。文欲其工，犹弓矢欲其良也。弓矢可以御寇，亦可以为寇，非关弓矢之良与不良也。文可以明道，亦可以叛道，非关文之工与不工也。……然则徒善文辞，而无当于道，譬彼舟车之良，洵便于乘者矣，适燕与粤，未可知也。”[3]（《言公中》）由此可见，韩愈以文为载体而明“道”在学理上本不错，但是

文章既可以使“道”显明，也可以使“道”隐晦，关键在于作者如何运用。宋代理学家不探讨“文可以明道，亦可以叛道”之度的问题，而从学理上笼统反对“因文见道”、“文以载道”的观念，不但不能证明韩愈错误，反而暴露出自身思想与方法的贫乏和空疏。

章学诚极力反对宋明理学家标榜的只有通过探究天人性命之理才能明“道”的排他理论，阐明“道”无所不在，而天人性命之理不过是“道”体之一端，远不是“道”的全部内涵。他说：“学问之事，非以为名，经经史纬，出入百家，途辙不同，同期于明道也。道非必袭天人性命、诚正治平，如宋人之别以道学为名，始谓之道。……学术无有大小，皆期于道，若区学术于道外，而别以道学为名，始谓之道，则是有道而无器矣。”[4]（《与朱沧湄中翰论学书》）宋明理学“义理明道”的观念割裂了“道”“器”合一的关系，离开具体的事物而言“道”，只能是抽象空洞的“道”，而对学术与社会价值不大。章学诚认为：“宋儒之学，自是三代以后讲求诚、正、治、平正路，第其流弊，则于学问文章、经济事功之外，别见有所谓道耳。以道名学，而外轻经济事功，内轻学问文章，则守陋自是，枵腹空谈性天，无怪通儒耻言宋学矣。”[4]（《家书五》）理学空言义理以明“道”的方法，造成了元明以来学术的空疏，逐渐受到世人鄙弃，也就不足为怪了。章学诚一针见血地指出：“义理不可空言也，博学以实之，文章以达之，三者合于一，庶几哉周、孔之道虽远，不啻累译而通矣。”[3]（《原道下》）所以，他提出“论理之文常欲使与叙事之文相间为之，则遣言不易，而虚理、实事得以互相证发，是又道不虚行之明验也。”[4]（《跋香泉读书记》）这表明空谈义理的学问没有实用价值，不能达到对“道”的正确认识。

二

章学诚认为，清代朴学家主张“训诂明道”具有很大的封闭性，最终淡化了经学致用的功能。自晚明以来，学者鉴于宋明理学空疏不实学风给学术界带来的弊病，开始力矫其弊，治学逐渐转向征实的发展方向。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提出“经学即理学”，开始把空疏玄虚的理学返归到通经服古的经学之路，形成了治学注重征实的实学思潮。到清代的乾隆年间，邵晋涵、周永年“以宿望被荐，与休宁戴震等特征修四库书，授官翰林，一时学者称荣誉。而戴以训诂治经，绍明绝学，世士疑信者半。二君者皆以博洽贯通，为时推许。于是四方才略之士，挟策来京师者，莫不斐然有天禄、石渠，勾《坟》抉《索》之思；而投卷于公卿间者，多易其诗赋举子艺业，而为名物考订，与夫声音文字之标，盖骎骎乎移风俗矣。”[4]（《周书昌别传》）人们彻底厌弃宋明学者恃胸臆解经的风气，提倡通音韵训诂解释儒家经典，形成与宋明理学路数截然相反的“训诂明道”观念。以音韵训诂通经释“道”，不失为理解儒家经典的一种有效的方法，然而一些人却不恰当地夸大这种方法，大言标榜明“道”只能通音韵训诂，舍此别无他途，陷入了很深的门户之见，并在很大程度上误导一些学者只顾埋头考据而不谈学术致用，把经学研究引上了自我封闭而最终走向死亡之路。

章学诚指出，清代朴学家矫正宋明理学离事而言理的明“道”理路，主张通过训诂历代名物度数和典章制度明“道”，是一种正本清源的举措。他说：“先王道法，非有二也，卿士大夫能论其道，而府史仅守其法。人之知识，有可使能与不可使能尔，非府史所守之外，别有先王之道也。……故道不可以空诠，文不可以空著。三代以前，未尝以道名教，而道无不存者，无空理也；三代以前，未尝以文为著作，而文为后世不可及者，无空言也。”[3]（《史释》）既然三代时期是守掌故而以法存先王之“道”，那么通过训诂三代名物度数，考订三代典章制度而明“道”，当然就是非常恰当的途径。章学诚评价戴震的学术，迥然超出同时代人的见解之上，并非仅仅简单地把他视作考据学者，认为其所著《原善》、《孟子字义疏证》诸篇空说义理，而是充分肯定其志存明“道”的功绩，同时也指出了这种主张的偏颇之处。他说：“凡戴君所学，深通训诂，究于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将以明道也。……其自尊所业，以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