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红高粱家族》中的珍贵意识

暨南大学

本科生课程论文

论文题目：浅谈《红高粱家族》中珍贵的价值意识

学院：人文学院

学系：

专业：汉语言文学

课程名称：西方文论

学生姓名：张建荣

学号：2010052609

指导教师：韩瑞辉

2012年 6 月25 日

浅谈《红高粱家族》中珍贵的价值意识

[摘要]《红高粱家族》中充满对于人的个性和生命强力的热烈赞美。莫言在写作《红高粱家族》时就痛感现代都市中人性的龌龊和生命力的萎缩，转而在高密东北乡那一片粗犷、野蛮的乡土大地上发现爷爷、奶奶们那种强悍的个性生命力，自由自在、无所畏惧、朴素坦荡的生活方式。这种现实人生与过往历史的交流，使过往民间世界中所蕴含的精神转化为当代人重要的组成部分并对其人格的生成产生重要影响，从而在作品中创造了一个个感性丰盈、生命鲜活的艺术形象。崇尚生命的强力、赞美个性生命的伟大是莫言《红高粱家族》的主题，小说是如何表现这份汹涌澎湃的生命意识的呢？我从以下三方面进行分析。

[关键词]《红高粱家族》；原始生命力；生命意识；追求自由；

一、原始生命力的价值意识

我国几千年的文学发展中，深受儒家农耕文化思想的影响，生命意识以阴柔、含蓄为主，儒家文化崇尚自然和人际关系的和谐，如“子曰：‘礼之用，和为贵’”①，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②。尽管如此，生命的狂野和力量作为阴柔生命的对立面在中国文学中也有积极的表现在中国原始神话资料中，记载有巫官文化“力崇尚”的资料，通过历史资料的证实，我们可以看到粗莽的、动物性的原始生命力的恣肆。而后来的屈原、李白、杜甫、苏轼等这些不拘礼法、忧国忧民的思想的作品中展示了坚强而痛苦的灵魂，表现了对人生原始自由的热切向往，更成为我们民族乃至人类的宝贵财富。

然而进入文明社会后，人类的本性被逐渐掩盖，但是并未消失，而在《红高粱家族》中，莫言引出了一个关于“原始生命力”的主题。这一主题首先可以通过其所描写的野生的“红高粱”这一富于象征寓意的意象而得以确立。这些野生的、蓬勃的“红高粱”，“红高粱”在这里是一个巨大的象征，是名族英魂与历史灵魂，原始生命的蓬勃向上与狂野的表现。“一穗穗被露水打得精湿的高粱在雾洞里幽怨地注视着父亲，父亲也虔诚的看着它们，父亲恍然大悟，明白了它们都是活生生的灵物。它们扎根黑土，受日月精华，得雨露滋润，上知天文，下知地理”③。“红高粱”既是农民们赖于生存的物质食粮，又是他们生存活动的现实空间。他们在高粱地里野合和打埋伏。这里是性和暴力、生命和死亡的聚合地。“红高粱”蓬勃的野性和旺盛的生命力，成为北方中国农民的生命力的象征。《红高粱家族》显然超越了其题材所固有的一般意识形态和文化历史观念的含义，而是展现了中国人的生存活动与生存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并包含了更为深刻的关于生命力的寓意。与此主题相关，莫言笔下的主要人物往往不是那种由正统文明观念所认定的所谓“历史主体”，而是那些被主流历史排斥在外的人群。在《红高粱家族》

①孔子.论语学11【M】.河北：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8.

②孟子.孟子.公孙丑下【M】.河北：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2.

③莫言.莫言.红高粱家族【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45.

中，参与那场英勇的战斗的主角是一帮由土匪、流浪汉、轿夫、残疾人之流拼凑起来的乌合之众。然而，正是在这些粗鲁、愚顽的乡下人身上，莫言发现了强大的生命力。站在正统的文化立场上看，这些人是历史的“边缘性人物”。他们的生存方式和行为，大大僭越了文明的成规。他们随意野合、杀人越货、行为放荡、无所顾忌，是未被文明所驯化的野蛮族群。在他们身上，体现出了生命力的破坏性因素。莫言赋予这种破坏性和生命强力以精神性，升华为一种“酒神精神”，透露了民族文化中所隐含的强悍有力的生命意志。

尼采曾说:“肯定生命，哪怕是在最异样最艰难的问题上;生命意志在其最高类型的牺牲中，为自身的不可穷竭而欢欣鼓舞，我称这为酒神精神，我把这看作通往悲剧诗人心理的桥梁，不是为了摆脱恐惧和怜悯，不是为了通过猛烈的宣泄而从一种危险的激情中净化自己(亚里士多德如此误解);而是为了超越恐惧和怜悯，为了成为生命之永恒喜悦本身，这种喜悦在自身中也包含着毁灭的喜悦。”④尼采对生命自身的充分肯定与莫言小说的生命形态虽然有着不同，然而把生命看作人生存意义的最高原则却与莫言《红高粱》中以生存为根本的乡土民间世界有着相似之处。

这一肯定性的主题却又通过父辈形象才得以展开。从《红高粱家族》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乃是站在子辈的位置上来追忆父辈的故事。小说的一开头便写道“一九三九年古历八月初九”，这一双重的纪年方式标明了“父”与“子”的历史距离。“父辈”的生活状况以过去时态存在，而“子辈”则只能依靠对过去了的“父辈”的辉煌生命的追忆而苟活。在《红高粱家族》中，明显地存在着一个族系级差:“爷爷”余占鳌，“父亲”豆官，“我”。这一“族系链”，就生命力角度言之，则表现为“力的衰减”。“爷爷”是一位匪气十足、野性蓬勃的英雄，“父亲”则在一定程度上仰仗着“爷爷”的余威。更加意味深长的是，“父亲”带着“爷爷”杀敌，却只是对一群癞皮狗作战，并且，在这场并不体面的战斗中，自己丧失了两枚睾丸中的一枚。这也就意味着其生殖力(生命力)的减半。至于“我”，一个现代文明社会中的分子，在作者看来，则是更为内在和更加彻底地被“阉割”了。与“父辈”的生机勃勃的感性生活相对照，现代的“子辈”满脑子机械僵死的现代理性思维，有着“被肮脏的都市生活臭水浸泡得每个毛孔都散发着扑鼻恶臭的肉体”，显得像个饿了三年的白虱子一样干“瘪”。回到“红高粱”的隐喻世界之内，作者则是将现代的“子辈”比作劣质、杂芜、缺乏繁殖力的“杂种高粱”，孱弱的不肖之子。

由此可见，“生命力主题”在莫言那里同时还包含一个深刻的“文明批判”主题。与“寻根派”的一般立场不同，莫言并未以简单的历史主义眼光来看待“文明”进程，没有将“文明”处理为“进步/保守”的单一模式，而是把“文明”放到“生命力”的对立面，把它看成是一个“压抑性”的机制，并由此发现现代人普遍的生存困境。

莫言笔下的妇女形象，同样也表现出对生命强力的赞美。这些女性尽管命运多蹇，但她们都有着大胆泼辣的性格，敢作敢为的精神，而且，还有着健壮的体格和旺盛的生殖力。她们是生命的创造者和养育者。在她们身上，显示了生命力的生产性的一面。女性往往以其果敢的行为、鲜活的个性活跃于字里行间，男性则往往处于被动地位，甚至人格萎缩、行为乖僻。莫言的主要小说中，富有个性的女性人物很多，茂密的“红高梁”地里，“我奶奶”像一团烈火熊熊燃烧，释放出了人性的光辉。甚至她的死，也与众不同，不是死在自家炕头或女性必经的生育关头，而是为余占鳌的队伍送饭被敌人打死。痛痛快快地生，轰轰烈烈地死，使其人格具有了崇高的特质。

④尼采.《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第33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