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陶渊明境界

浅论陶渊明的境界

在我国文学史上，东晋大诗人陶渊明是独特的。他以他的生活，他的诗文展现了一个充满个性魅力的人生境界。

境界，对一个成熟的作家来说，既指他的生活境界，也指他作品创造的境界。陶渊明的境界，自然包括他的精神风貌，如从生活经历中表现出来的个性、思想等，也包括他的艺术风貌，既在诗文作品中表现的艺术追求和审美心理。我们只有从诗人的生活和作品两个方面去探索，才能真正诠释陶渊明的境界。

（一）

陶渊明生活的时代是中国古代政治上最痛苦、最混乱的时期，也是精神上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时代。（1）当时的名士们面对恐怖的社会现实，崇尚老庄的无为。他们服用五石散，披头散发，行为放诞，或者隐入山林，终日狂饮，忘却世事，企图以逃避人世或佯狂混世来摆脱人生苦闷。而陶渊明不同，他既不玩世，也没有避世，而是坚守自己的理想，保持清醒的头脑，努力在乱世中寻找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

陶渊明自幼接受儒家传统教育，所以有积极用世之心。他在诗中吟道：“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拟古九首》），“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八首》）。少年时期就渴望建功立业。在《读史述》里说“进德修业，将以及时，如彼稷契，孰不愿之？”明白地表达出了他自已的愿望。在《命子》诗里还盛赞其祖陶侃的功业。在少年读书居田时期，陶渊明对国家和社会抱有极大的热忱和强烈的参与意识。

然而，到陶渊明出仕时期，东晋政治已完全陷入混乱，所以渊明空有一腔壮志，却无由施展，无法实现。他渐渐意识到自己的出仕未得其时，自己个人也是不为当世所容，因此萌发了归家的念头。“遥遥从羁役，一心处两端”（《杂诗三首》），过着很予盾的生活。虽时仕时归，渊明并没有对统治阶级完全绝望。先为州祭酒，后又任桓玄的参军、刘裕的镇军参军、刘敬宣的建威参军和彭泽令。诗人一而再、再而三地“误落尘网”，应该说是诗人的用世精神在起作用。渊明二十九岁为江州祭酒，四十一岁时“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而任彭泽令。或许可以说是为贫而仕。但官场的黑暗、狡诈，既使他为贫而出仕，也不可得。他还仕桓玄、仕刘裕、仕刘敬宣，却好象不是因为贫困而做官。因为在他担任桓玄幕府官职以前，桓玄的野心已暴露，他却入桓玄幕府四年之久。如果仍是为贫而仕，他不致于冒那么大的风险。我们看他此时的诗：“自古叹行役，我今始知之……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又叹：“诗书敦夙好，园林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丑岁七月赴江陵》）。此时，诗人的心情是非常痛苦的，他不能有其他选择，否则会有杀身之祸。随后是桓玄篡位，讨玄战争开始后，渊明在本州就辟刘裕参军。出于桓玄的教训，他深感仕途的险恶，加倍小心，提防刘裕是否也是此种人，这种情绪明显反映在

诗中：“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饮酒之十》）后来随着局势的发展，刘裕的面目开始清晰，渊明眼看自己的悲观的预见成为现实，他的愤怒和痛苦实在是难以诉说的。

在四十一岁时，渊明终于对动乱时局和封建统治者完全绝望，他断然与官场决别。“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感士不遇赋》）。诗人的时仕时归，到最后归田的人生道路，应是当时的环境下最为明智的选择。诗人处在那样混乱污浊的时代，不能“兼济天下”，就退而“安贫乐道”，这也是他唯一的出路，他年轻时就“不慕荣利”、“忘怀得失”，他或仕或隐，动机都是为了自己的理想。所以后来尽管归田生活困苦，渊明也有“有志不获骋”的遗恨，但最终还是以“固穷”、“守节”的儒家思想坚定了自己的态度。归田躬耕的陶渊明并没有成为不问世事的隐者，他只是从官场退到农村，立志从文，以手中的笔，对社会现实进行批判和揭露，抒写自己的理想。从狭小的官场来到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使诗人更广泛地接触了社会，对社会有了更多的了解。既使从41岁就与政界决别，但仍时刻关心政治，从未消退干一番事业的雄心。王廷箴先生在文中写道：“陶渊明的一生是为实现‘大济苍生’的志愿而奋斗的一生。渊明从出仕到归田，只是改变了他实现志愿的途径，而没有改变志愿的本身，他是以另一种方式即赋诗著文表达他的理想与追求。”②魏正申先生也认为：“陶渊明面对现实，在政治上‘欲有为而不能’，转而从文，反映他在事业上的积极进取，并非消极隐逸。”④

（二）

一个人的人生境界，是由他个性的修养、人生的理想和生活实践等因素构成。修养的不断提高、人生理想的不断完善、生活实践的不断丰富，人生境界也就逐渐明朗。陶渊明对生活、对人生、有着独到的认识和深刻的体验，他的态度是非常睿智而又现实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谋道”与“谋食”、“忧道”与“忧贫”的统一。渊明从小就受儒家思想教育。他熟读儒家经典，遵循儒教孔道。“谈谐无俗调，所说圣人篇。”（《答庞参军》），“岂不知其极，非道故无忧。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咏贫士七首》）。在生活中严于律已，孜孜以求，以行“道”为自己的神圣职责。这个“道”为何物，从古到今，众说纷纭，姑且不论。但能肯定的是“道”者很注重事功，关心国家社会，又很重视个人的志节操守。《论语》中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一方面表现为对“道”的价值追求，另一方面又表现为对“道”的坚守，又如“君子固穷”、“谋道不谋食”，渊明虽崇信儒家，但他清醒地认识到，在他那样的情况下，“忧道”和“谋道”都不可能脱离生活实际情况。渊明几乎一生都为饥寒所迫，在他的诗言文中可以明显看到这一点：“少而贫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与子俨等疏》），“夏日抱长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乃晨愿乌迁。”（《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他不可能“不忧贫”、不可能“不谋食”。渊明曾几次出仕，是期望有所作为，然而生不逢时。因此他“转欲志长勤”，用劳动来实现对“道”的坚持，用自己的辛勤耕作来解决衣食之忧。他还

写了一首《劝农》，委婉批评孔子不问耕耘。“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强调人人都应劳动。他非常辛勤地劳作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归园田居之三》），他关心“桑麻日已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归园田归》之二），他感慨“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诗人虽在积极谋食，但他看轻物欲，生活要求很低：“草庐寄穷巷，甘以辞华轩。”（《戌申岁六月中遇火》），“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有会而作》），在诗人心中，他最终的目的并不仅仅就是实现衣食丰足。即使回家种田，依旧“独祗修以自勤，岂三省之或废。”（感士不遇赋》），每天都勤奋努力，时刻不忘自己的理想。“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景已”，就算守着穷困，也不更改自己的志向、出卖自己的理想。

渊明不仅有“谋道”、“忧道”的高旷胸怀，而且有“谋食”、“忧贫”的朴素本色。始终把“谋道”、“忧道”放在“谋食”、“忧贫”的基础上。既能清醒地认识现实情况，又能坚守自己的理想，在当时的环境下，是非常可贵的。

其次，是执着与通达的统一。

魏晋时期，老庄思想盛行，把“道”当作万物的精神实体，要求人们顺应“道”的自然变化与发展，处无为之世，行无为之事，反对人为约束，恢复自然本性，一切顺应自然物性变化。陶渊明便是追求自然人性之真才摒弃虚伪的世俗返归田园的。他痛恨虚伪腐败的社会风气，渴求淳朴的世风，渴望率性而动的自由生活，所以感叹：“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后来终于意识到自己的归宿终究是无矫无饰的自然。自然是他生命的主宰，只有回到真诚清静的环境中去，心灵才会自由、宁静。

陶渊明虽受老庄思想的影响很深，但他并没有恪守老庄消极无为的人生观。当时政治理想受阻而回归田园后，他仍没有否弃现实人生，而是保持自己积极而正确的生活态度，坚持自己的人生理想。虽然生活道路改变了，但他一颗心却从未改变。少年时渴望大济苍生，做官时东奔西走，劳累辛苦，不为个人利益钻营，期望能为人民做点实事。回家种田了，远离官场了，忧国忧时的心依旧那么强烈。热情豪放的《咏荆轲》寄托了诗人对残暴政治的不满，在《读山海经》组诗中，更是展现了诗人的悲壮情怀。他的执着还表现在对于固穷之世节的坚守和对道义的追求。最能集中表现陶渊明积极奋发、努力实践的是《杂诗十二首》之一、之二：

盛年不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

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

诗人自爱自励，始终希望能为国家、社会作出贡献。但时光流逝、功业不成，他深感岁月的紧迫和自己肩负的责任。他是执着的，同是又是顺应自然的。所以在人生出处进退等大问题上，他没有把自己栓死在庙堂之上，而是听任自己性情而行，毫不勉强自己。由此，还认为人生的寿夭、穷通、荣辱、贵贱都是自然变迁的结果，像四季转换，寒暑代谢一样。“达人解其会，逝将不复疑”（《饮酒》之一），达人以平静的心核心态面对一切“不喜亦无惧”（《形影神》）。在诗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