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摄影史研究

关于中国摄影史研究

摄影史是一门人文学科，是属于艺术学所包含的内容。根据中国的现实情况，艺术学科的确立，首先由教育体制中学科设置构架中体现。在目前，除了已列入目录的戏曲、音乐、美术以外，摄影并未列入国家《授予博士、硕士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这就意味着摄影学在中国尚未进入艺术学学科的大框架，因而摄影史学科的确立在我国仍处于任务艰巨的探索阶段。中国摄影史学的研究方向是包括对摄影术传入中国以后的摄影家、摄影事件、照相材料的使用与发展等诸方面问题的探求，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逐步建立起来的学科，它不仅是艺术史的组成部分，同时又属于自然科技史学科的边缘。

中国摄影史研究范围主要包括：

1.对西方摄影史的一般认识；

2.对摄影史前阶段及自然科技史的研究；

3.对摄影技术传入过程的有关文献研究和早期图片研究；

4.对中国摄影史发展进程中摄影家及作品的研究；

5.对各个时期中国摄影社团、流派的研究；

6.对历史照片、文献的收集和研究。

摄影技术是通过各国科学家、艺术家的共同努力，在近代科学技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发明的，19世纪上半叶由法国人达盖尔（L•Daguerre）和尼普斯（N•Niepce）发明的银版摄影法首先问世，并由法国政府于1839年8月19日公布于众。几乎同时，英国人塔博特（W-H-Fox Talbot）发明的卡罗摄影法也取得成功。

中国人对摄影术发明的记述，最早见于1911年上海文明书局出版的白话小说《上下古今谈》，一名为《无量数世界变相》，该书共分四卷，章回体。第八章题目是《望远镜先登荷兰市，写真术创始协南城》。小说作者为吴敬恒（号稚晖，曾留学法国学习照相制版），以庚子事变为背景，描述一个旧官僚的眷属乘船南下避难，在船上听水手讲外国新奇事件。书中人物继英问水手老郭“你且说说那法国的倪浦士（即尼普斯），他究竟怎样做起照相”。于是老郭先描述了照相器具，并说尼普斯使用的照相机“在法国协隆府的博物院里，当作无价之宝”。“道光七年（1827年），才做了第一张照片”，“他有一个朋友，也是法兰西人，叫做陶久礼?达盖尔。把倪浦士的法子，略略变换，叫药粉变色。变得快了一点，第一个能照活人，道光19年（1939年）取得官府的专利。同时早有一位英国人已经想了把药粉涂在玻璃上的法子出来。跟着道光21年（1841年）又有一位英国人早在中国嘉庆十年光景，英国有位化学先生，他查考得用银粉混了一

种海草熬出新的东西……”作者通过水手之口，讲述尼普斯和达盖尔发明摄影术的经过，这是我国对于西方摄影历史的早期介绍。

《照相发明弹词》一书，属名义水。作者在开篇中声称：“我国自与西洋通商以来，各样技术无不遍传内地，其中以照相一法为盛。因其用途最广，所以通告最远。但是用照片的人，多只羡其法之妙，却不晓得发明是何人，今日课余无事，不免将法国答解儿（达盖尔）发明照像的原委，细述一番。”（《小说月报》1916年第7卷第6号）。也讲述了西方摄影术的发明过程。

广东为摄影术最先传入中国的地区。1922年，广州摄影工会编辑印刷的《摄影杂志》第一期刊登了《摄影术略史》。

梁启超则在本世纪初撰写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提出了中国清代数学家、广东人邹伯奇于1844年写成的《摄影之器记》及《格术补》两篇有关光学和“摄影之器”研究的文章，这是学术界首次对中国摄影史人物的提出。

20世纪50年代末期，中国摄影史研究进入到史料收集阶段。1960年起在中国摄影学会主办的《大众摄影》杂志上，陆续发表了吴群（1923〜1995）研究文章六篇，为：《我国早期出版的“摄影杂志”》《清末获银牌奖的“实用映相学”》《早期流行的“分身像”和“化装像”》《我国最早出版的摄影画报》《辛亥革命时期的摄影出版物》《上海地下党

报的摄影工作》，引起了学术界和摄影理论界的重视。1957年彭永祥在《新闻摄影》（新华社摄影部编）发表《中国摄影术发展史》文章。

根据广州博物馆馆藏的邹伯奇照片，初步认定广东地区是摄影术传入中国最早的地方。1962年中国摄影学会委托中国摄影学会广东分会对广东省南海县泌冲邹伯奇故里、新会县等地进行考察，发现了邹伯奇用“湿版玻璃黑衬法”工艺摄制的原版照片及木制三脚架等摄影器具，此次发现的还有19世纪中叶拍摄的“老妪像”和“罗以礼像”等照片实物。同年，中国摄影学会广东分会编印了华南工学院梁恒心教授根据调查和考证撰写的《邹伯奇摄影史料初探》及钟信撰写的《关于清代摄影家邹伯奇的初步研究报告》。这两篇考察报告对中国摄影史早期的研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962年，中国摄影家学会广东分会还征集到邹伯奇记述有关摄影方法的零散手稿。

邹伯奇在中国摄影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早在1954年，广州博物馆征集到由邹伯奇曾孙邹孟才

（1905〜2002）保存的14件遗物，其中包括邹本人玻璃黑衬法自拍像一幅，而当时尚存另外四幅邹伯奇拍摄的照片，仍保存于邹氏家族中，现已不知下落。在此仍需记述的是：现在可知唯一的一幅“邹伯奇像”1954年由邹伯奇后人捐赠入藏。“罗以礼像”现由中国摄影家协会收藏。两件

藏品仍是目前国内研究中国摄影史少见的实物资料。

1958年，时任中国摄影学会主席的石少华

（1918〜1998）根据其在北京大学文学系的讲稿，于《中国摄影》杂志上发表了《中国摄影简史》一文。上世纪60年代中期，身在台湾的摄影家郎静山（1892〜1995年）发表了题为《中国摄影史》的长篇文章，根据作者本人见闻着重回忆了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摄影社团活动情况，同样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在这一时期日本学者编著的《日本现代摄影史》一书中，提到了中国早期银版摄影师罗森于19世纪50年代到日本一些地区摄影活动的情况。以上的发现及有关文论对日后中国摄影史的深入研究具有基础性建设的意义。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中国摄影史研究无论作为艺术史的分支学科，或是西方学术界对于东方学研究的项目选题，都促进了国内文艺理论界人士对中国摄影史研究的热情。中国摄影家协会恢复后，中国摄影史研究进入了新阶段，一些摄影理论工作者也相继转入了中国摄影史的研究课题。1984年11月，美国华人收藏家刘洪钧的《中国早期摄影历史照片展览，1850―1900》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展出。展出历史照片原作作品100余幅。其中标明1853年上海“丽昌”照相馆拍摄银版照片“中国大将军”像在展览中露面，这件存有疑义的中国早期照相馆作品以后多被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