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与大学精神——终稿

蔡元培与大学精神
一、略说著名大学的著名与校长的关系
凡一所著名大学的成长，莫不以先进的理念、有识的学者戮力一共而长期积淀作为理想结果的必要前因。

而校长的责任，便在于据适时的先进的理念聚拢一帮有责任、有真识的学者，于学术与经国的两端作适宜的掂量，并分属先后，以教育家的眼光为民族的和人类的事业戮力。

在中国，大学的年龄即使最大的也不过百余岁而已，而今日的办学层次便悬殊不齐如此，有时代也有现状的原因，但最大的问题在于校长的理念以及治校的策略各有不同。

在近代中国大学的成长过程中，凸现出来的一批著名大学，其伊始的校长大多为学术界的名流，或具有一般教育者所不有的卓识理念与治校方案。

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明确指出:“师资为大学第一要素。

”就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在就职演说中呼吁，大学当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

李登辉执掌复旦大学时，为处理师生间出现的不同意见，特厘定了《复旦大学师生代表联席会议组织大纲》，确定以“师生合作，发展学校”为宗旨。

张伯苓每逢新年伊始新聘教师到校，便召开新教师茶话会；逢年过节，他与夫人邀请教师及夫人聚会联欢；每学年完毕，惯例宴请全体教职人员，以酬谢大家一年的辛苦。

梅贻琦和蔡元培深识办学理念与发展方向的重要性，而张伯苓对“安内”与“攘外”的道理理解的极其深刻。

一所大学的著名，绝不是因为几个空喊的口号，违心的誓言托扶起来的，而需要校长在教育的真目的下对于教员与学生以深切真诚的关怀为契机，在教员与学生的一齐的长期努力后的结果。

当然，伟大的教育家的成长本身便是一部可赞歌的历程，他们往往有一般人所难以企及的学识和地位。

中国历来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所以执掌一校最高权力的备选者，莫不以学识为第一要素。

而况社会中以高等人才聚集之地，更需以超凡绝伦的人士出任了。

比如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幼承家学，习经史，曾留学日本、欧洲，获得工学博士学位。

他不仅精通有关的自然科学知识，而且精通英、法、日、德等四国语言，对史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都有很深的造诣。

简单的说，近代著名大学的著名，与一些著名的教育家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们本人即有渊博的学识和深厚的素养，而具体考究后发现，这些教育家的学识往往以人文科学知识的涵养最为突出，尤其以哲学、美学、文学、史学、政治学、
伦理学、教育学为特色，乃至于神学、宗教、戏剧、音乐等都有不同程度的涉猎。

所以近代著名的大学，往往以人文的理念为其办学的源泉，而以理工的研究作为经国的纹理。

二、蔡元培进北大的前后
早在1912年1月19日，身为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启用教育部印信的当日即发布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令：小学堂读经科一律废止。

5月，教育部再度下令：废止师范、中、小学读经科；7月，蔡元培在全国第一届教育会议上提出：各级学校不应祭孔——“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正是清朝固执、陈旧、封闭的学术体系使蔡元培反感、焦躁，导致他在二十世纪初年采纳了革命政治，而后旅欧寻找新思想和革命的沃土。

这位以读经写怪八股而登科及第的旧文人却以极大的颇力毅然决然的取缔了例行千年的经科，足见其革命的理念已在行动中开始被证明了。

北大的前身是清末设立的京师大学堂，既然为政府出资兴办，则其办学的理念便不言自明了，及至于民国初，北京大学实为一所“官僚的养成所”，而且在学校的管理上有很浓厚的衙门气派。

蔡元培在接受北大校长一职前，即有人劝告，说北京大学“太腐败，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声名有碍……”但也有“少数的说，既然知道他腐败，更应进去整顿，就是失败，也算尽了心……”结果是“我到底服从后说，进北京”（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当然，蔡元培之所以“到底服从后说，进北京”毕竟有自己更为深刻的想法，这便与孙中山的鼓励有关系了，他相信蔡元培可以利用北大这个平台去影响国事。

蔡元培目的也在于以教育实现救国的理想，而绝非为了政治目的，恰恰在蔡元培那里，对于官僚的厌恶，是极其痛彻的，这在他第一次坚辞北大校长的宣言中可以清晰的看见。

袁世凯做了民国的大总统后，蔡元培于1912年7月辞职去了法国，表示不愿与袁政府合作。

即使袁声称代表“四万万人坚留”，蔡元培也只做彬彬有礼状答道：“元培也对于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

袁世凯没有办法，只好勉强同意。

1916年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出任大总统，北京政府明令恢复了民初《临时约法》，蔡元培应邀回国，受孙中山的鼓励并于同年12月26日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

北大的前身是清末设立的京师大学堂，既然为政府出资兴办，则其办学的理念便不言自明了，及至于民国初，北京大学实为一所“官僚的养成所”，而且在学校的管理上有很浓厚的衙门气派。

蔡元培在接受北大校长一职前，即有人劝告，说北京大学“太腐败，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声名有碍……”但也有“少数的说，既然知道他腐败，更应进去整顿，就是失败，也算尽了心……”结果是“我到底服从后说，进北京”（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当然，蔡元培之所以“到底服从后说，进北京”毕竟有自己更为深刻的想法，这便与孙中山的鼓励有关系了，他相信蔡元培可以利用北大这个平台去影响国事。

蔡元培目的也在于以教育实现救国的理想，而绝非为了政治目的，恰恰在蔡元培那里，对于官僚的厌恶，是极其痛彻的，这在他第一次坚辞北大校长的宣言中可以清晰的看见。

蔡元培对当时北大的学生陋习有较为深入的了解，比如为学分和证书而利用考试前的时间精研讲义，有些教员则干脆将试题的内容早些通知学生。

教员的讲义也有几年无所更变的等等。

关于师生的道德问题，如北大的部分师生有赌博嫖娼的陋习，决意一并以除之。

于是，蔡元培抱着改革教育、清除积弊的理念于1917年1月8日到北京大学上任。

到校视事的第二天，他发表了《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蔽其旨如下：一曰抱定宗旨。

……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二曰砥砺德行；三曰敬爱师长。

至于大学的宗旨，蔡元培说的很明白，大学是为“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而不是为升官发财而苦心毅力的。

“若徒志在做官发财，宗旨既乖，趋向自异。

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

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

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借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所以他认为：“我们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

观念的改革，也绝非一两次演讲所能起到作用的，关键还是要有一帮有真学识，热心于学术的人的客观的濡染，这就有了陈独秀执掌文学院院长，有了胡适之的进入，有了梁漱溟的参与，辜鸿铭的认真，同时也有了林某人的批驳。

蔡决心以“兼容并包，思想自由”这八个字来塑造北大，是他在欧洲留学期间就已埋下的心愿。

他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阐述了自己对大学精神
的理解：“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

……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终其在北大的努力，其言行是一同的。

三、蔡元培和五四运动
杜威是1919年5月初来到中国讲学的。

不久五四运动爆发，他亲眼目睹了这场学生运动的整个过程。

在离开中国前夕曾对胡适说过这样的话：“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一下……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固不乏其人。

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
历史是无数的偶然化合的必然。

如果没有蔡元培任北大的校长，就很难有陈独秀和《新青年》与北大的共融，也很难有胡适、李大钊等一大批具有革新精神的知识分子在一起切磋谈辩。

正如胡适后来所说的，如果没有蔡先生，他的一生很可能会在一家二三流的报刊编辑生涯中度过。

当然，如果没有这一大批学者的淘染，五四运动恐怕是另一番景象了。

抗战后创立“九三学社”的许德衎说：“发动五四运动的主力是北京大学，而其精神上的指导者是蔡元培。

”梁漱溟也说：“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学问，不在事功，而只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

”（《纪念蔡元培先生》）
学生的请愿活动受到了蔡元培的鼓励，因为他认识到：“五四运动是社会的各方面酝酿出来的。

政治太腐败，社会太龌龊，学生天良未泯，便不答应这种腐败的政治，龌龊的社会，蓄之已久，进发一朝，于是乎有五四运动”他希望知识分子能开辟自己的领地去发挥影响力，不是作为一个顺应者而是时代的责任者积极地站出来铁肩担道义，要求学生们“读书不忘救国。

”所以他在电话中回答教育总长傅增湘关于学生游行的事说：“学生爱国运动，我不忍阻止。

”
但是当五四运动发展出乎蔡元培所料时，蔡元培又疾呼“救国不忘读书”，他说：“吾国人口号四万万，当此教育无能、科学无能时代，得受普通教育者，百分之几；得受纯粹科学教育者，万分之几。

诸君以环境之适宜，而有受教育之机会，且有受纯粹科学之机会，所以树吾国新文化之基础；而参加于世界学术之
林者，皆将有赖于诸君。

诸君之责任，何等重大，今乃为参加大多数国民政治运动之故，而绝对牺牲之乎?”“诸君唤醒国民之任务，至矣，尽矣，无以复加矣!”
学生们显然是义气过头了，结果与政府发生了严重的冲突，蔡元培当然不是怕官僚的人，在他的学生被捕后，他积极奔走营救被捕学生，尽到了一位大学校长的职责。

并向集会的学生承诺：“我保证尽我最大的努力”在“三天之内救出我的学生。

”对于政界的压力，蔡元培表示“愿以一人抵罪”，当场议决成立校长团，向当局请愿营救。

5月7日北京政府迫于全国舆论压力，释放了被捕学生，蔡元培亲率全体师生到北大红楼前广场迎接。

5月8日，蔡元培为承担责任，交付辞呈，在未得到批准的情况下挂冠南归，并且发表出京启事表明心迹说：“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

’‘民亦劳止，汔可小休’。

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脱离关系。

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

”6月15日，蔡元培发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提出：一、我绝对不能再作那政府任命的校长；二、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三、我绝对不能再到北京的学校任校长。

蔡元培是近代教育界的典范式人物，他的教育理念，不仅影响了当时的北大，也使得近代的中国转变起到了一定的航向的意义，这是前面提到的一些证据可以证明的。

即使今天的文化和教育的发展，也或多或少沿袭了蔡元培时代的大学精神。

蔡元培的伟大在于，他“打开思想牢狱，解放千年知识囚徒，主将美育承宗教；”而且能“推转时代巨轮，成功一世人民哲匠，却尊自由为学风。

”是蔡元培，首先在古腐的中国大地上掀起一股强劲的自由学术清风，使更多人认识到学术的独立比于政治的独立是更高一个层次的，而一个国家是否真正的独立，则要看它的学术是否自由，正如他说的：“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参考资料：
陈平原：《大学有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胡军：《蔡元培大学理念的现代意义》
章立凡：《大学大学：何时再有蔡元培？》
郑勇：《蔡元培，在“救国”与“读书”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