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清军失败的军事原因

简析鸦片战争清军失败的军事原因[原创]



引言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腐朽的清王朝战败而告终，中国开始沦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半殖民地，近代中国百年屈辱的历史被英国的坚船利炮轰开了大幕。然而，作为一个拥有八十万军队的庞大封建帝国，为什么会惨败于一支远渡重洋，劳师远征并且数量先后不过两万人的英国远征军呢？从军事角度来看，清军的战败是有其必然原因的。
一 关于军制

在战争的进程中，最大限度地集中兵力，对于交战的双方无疑都具有重要意义，战斗中双方兵力的强弱，是决定战斗胜负的重要因素之一。清政府总兵力约为八十万，即以当时发生战事的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四省而言，四省原驻军加上增援的外省军队，共约二十五万八千人。英国方面，英国远征军从战争爆发到结束，先后投入作战的不过近两万人。然而，在每次战役中，清军投入的实际兵力都只是其总兵力的极少一部分，相反英军却在每次战役时都最大限度地集中了它所能用于作战的最大兵力，从而使之在战役进行中不仅兵力不处劣势，反而占到上风。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状况，和清政府当时的军事体制不无关系。

清朝的军事体制，是在进一步完善原有的八旗制度和发展明朝的镇戌制而建立绿营兵制的基础上确立起来的，清太祖努尔哈赤首创满洲八旗，八旗是满洲社会特有的制度，以兵民结合，军政结合，耕战结合为特点。而绿营则是根据清初八旗兵力不足，和以汉治汉的需要，仿明朝边防镇戌制度，将明降军和新募汉兵改编而成的各省地方军。在鸦片战争爆发前，八旗和绿营是国家的正规军队，八旗是中央军，平时以十余万驻守京师，称京营八旗，而以十余万分驻全国各战略要地，称驻防八旗。绿营是各省的地方正规军，全国共有六十万左右。当发生较大规模战争时，八旗，尤其是驻防八旗就作为全国范围内的战略机动部队投入战斗，绿营则作为地方主力部队使用。

然而，清军虽有八十万之众，但除了京营八旗比较集中外，其他的都是分散设防于全国各地。并且八旗绿营虽为国家军队，但除了出征作战的职能外，平日担负的各种勤务差役十分繁重。

京营八旗和巡捕五营共十余万人，但相当大部分用以执行宫廷，陵寝，衙门的日常勤务，巡捕五营及一部分京营则是巡防地面，看守各城门，堆拨，维持京师治安。这些部队难以抽调，鸦片战争中也没有动用。

各将军，都统，副都统统辖的驻防八旗相对集中，但一处也不过数千，并且也担负着日常官府勤务，还有守土之责。而且就八旗而言，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不再复国

初的勇猛。由于八旗官兵享受特殊待遇，平日里安于享乐，战斗力下降严重。鸦片战争中，此类兵丁也调出不多。

各省督抚直接辖有督标，抚标，但人数不多，这些部队虽无明确守土之责，但所担负的各种官府勤务是非常繁重的。提督为一省军事首领，所辖提标虽较督标，抚标为多，但其中相当部分有守土之责。

清军的主要兵力是由镇而协而营，最后以营为基础分驻各地，除了在一些较大城市驻有两三营或更多一些外，各地通常只有一营或不足一营。他们专驻一地而专防一处，守土之责十分明确。第一次定海之战时，定海镇总兵竟以其部“专管巡防洋面，无守城之责”为理由，“不肯退保城池，以致县城失陷”。[1]228

分驻各地的清军，不是整营整营地驻处在一起，而是分成更小的单位散在城，汛，哨，卡。多则数百人，少则数人。最为分散者，有如湖南省某镇，“额设兵丁四千一百零七人，分布汛塘六十七处，驻守碉卡关门哨台七百六十有九”。[1]228

这些，都是清代军制的重要特点。清军布防驻守如此分散，担负勤务差役如此繁多，当然自有其原委，清朝长时期是没有警察的，警察事物由军队承担，看守仓狱，各处值班派差，解送钱粮罪犯，维持地方治安成了清军平日的主要任务。除此之外，就是“弹压地方”。镇压遍于全国的时起时落的人民反抗斗争。清军承担的这些任务，加上当时的交通条件造成的运兵困难，客观上要求他分散驻守。从另一方面来看，强兵悍卒始终是封建统治者的心头大患，分散布防更有利于维护其统治。
清代的军制明白地说明了清军利于分散“治民”，难以集中御外。封建统治者在制定军制时，着意于“防民防贼”，并未留有大批的机动部队随时应付大规模的对外征战。而它布防的分散和承担的任务决定了：（一）清军不可能全数用于征战。（二）清政府调不出一支完整的部队，酌量抽调是调集兵力的唯一办法。在鸦片战争中，调派的援军遍及全国，除新疆，蒙古外，各地都派出了部队，从大的方面看，四省及天津，安徽等地所得援兵是从各省各将军都统属下数百上千地合成一军。从小的方面看，一地援军也是从各标各营.汛.卡.哨数百数十甚至数人拼凑而成，没有整个建制单位全部调出。这样抽调的结果，不单是数量上难以获得保证，各地汇聚而来的杂牌军，其战斗力也让人深感怀疑。封建国家的阶级利益决定它们的军队主要是用于“治民”而不在于“抵外”，落后的军制也使清军被束缚在各地，难以调动集中。但是英军不同，它总兵力上的劣势反而使它可以随时集中所有可以用于作战的兵

力，从而在战场的局部反而占据兵力的优势，这样一来，清军在各个战场上的失败也不难理解。
二 关于装备

在战争的进程中，除了必须掌握相当数量的部队外，还必须有用于作战的装备。清军在鸦片战争中武器装备上的劣势，也是导致其失败的重要因素。

鸦片战争时期，清军使用的装备和清开国初年差不多，与英军相比，差距甚远。而其中影响最为巨大的，无疑当推水师。以1840年邓廷桢等的奏折中称到：“查各省水师战船，均为捕盗缉奸而设，其最大之船，面宽仅二丈余，安炮不过十门。夷船大者载炮竟有数十门之多，彼此相较，我船用于缉捕则有余，用于攻剿者则不足，此实在情形也”。[1]219而英军呢？到鸦片战争结束时，英海军在华舰船数为：战舰25艘，其中载炮72门的有2艘，50门的有1艘，42至44门的有3艘，36门的有1艘，26门至28门的12艘，10门的有2艘，4门的1艘。[2]331从中不难看出，清军的舰船与英军相比，实在悬殊太大，于是几乎所有的清军将领都认为，在海上与英军交战，无疑于以卵击石，绝无胜利希望，因此，他们采取的作战方针也基本一致，就是：收缩水师，加强炮台，在陆路与英军交战。

这种被迫采用的以守待攻的战略方针最大的弊端就在于：使清军丧失了主动权，说具体点，就是使清军无法预定战场，只能被动地被英军牵着鼻子走。英军依仗自己的坚船利炮，在海上任意往来，它们愿意什么时候打就什么时候打，想到哪打就到哪打。而清军则只能处处设防，英军一出动，全国千里海防线，几十个重要海口都得加强防御。几经努力才从各地抽调来的有限援军也不可能集中抗敌，只能分散到各个海口去。处处吃紧，处处把守，处处兵单。

而且，英军的舰船不仅只是作战手段，同时也能用于运输，它使得英军的机动性大大增强，兵力集中速度快，在战斗中仅有的兵力也可以重复使用多次。反观清军，它的调动很大程度上只是靠步行，由于运输条件限制，从偏远省份调来的部队甚至要走过半个中国。《筹办事务始末》（道光朝）中记载：1841年1月6日道光帝命湖南贵州各调兵一千，四川二千往广州，湖南兵51天后到达，贵州兵47天后到达，四川兵79天后到达。[1]233如此缓慢的调兵速度，使清军丧失了本国本土的有利条件，而英军却依靠先进的海军，不单是牢牢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更是把劳师远征的不利因素也降低到了最小程度。

清军水师的落后，导致战争爆发伊始，清军就将主动权拱手相让，战火被迫烧进了国土。被寄以厚望的清军地面部队情况又如何呢？状况和水师类似，双方武器上的差距使得清军伤亡

惨重，一败涂地。

清军的武器装备，基本上和欧洲16世纪相当，冷热兵器混用，冷兵器，也就是大刀长矛弓弩一类，占清军武器总量的约一半。鸦片战争中，清军在战场上实际并不是依赖白刃肉搏，而是利用各种枪炮火力与英军对抗。清军的各种枪炮，主要都是仿制明代引进的西方火器，但由于中国几千年的官僚专制体制，导致思想僵化，缺少创新的能力和动力。清政府在统一中国后，天下既定，对枪炮技术的改良便更加不再重视。“康熙五十四年，山西总兵金国正上言愿捐造新型子母炮二十二位，分送各营操练。上渝大学士等曰：‘子母炮系八旗火器，各省概造，断乎不可！前师懿德，马见伯曾经奏请，朕俱不许’。竟然禁止地方官自行研制新炮以充实武备。雍正间，清廷还将盛京，吉林和黑龙江以外各省的子母炮尽行解部。康熙末年以后的禁教，更令原先在引进西方火炮新知上扮演重要媒介的耶稣会士，较少机会和兴趣继续这方面的工作”。[3]124而西方的火炮技术却是与日俱进，至鸦片战争前夕，双方差距已十分巨大。

清军的步兵主要火器是鸟枪，其原型是1548年的葡萄牙火绳枪，是一种前装滑膛火绳枪，发射前先从枪口装填火药，再填入弹丸，以火绳作点火装置。枪长2.01米，弹丸重1钱，装填火药3钱，射速1到2发每分钟，射程约100米。[4]200与之相较，当时英军装备主要使用的是伯克式前装滑膛燧发枪和布伦威克前装滑膛击发枪，点火装置为撞击火帽
其中布伦威克型枪长1.42米、口径17.5毫米、弹丸重53克，射程300米。射速达3至4发每分钟。[5]双方差距可见一斑。由于清军火器完全由手工作坊制作，枪管壁厚薄不均，有不平滑之处，弹道紊乱，精度奇差。更绝的是，无论枪械还是弹丸都口径不一，要么口径太小装不进弹丸，要么口径太大全然没有气密性，弹丸飞出不远便坠地，反观英军器械，按标准统一大规模生产，枪管用镗床制成，弹丸和枪膛口径一致，气密性好，弹道直，精度高，射程远，和理论性能相差无几，但清军鸟枪的实际性能却比理论性能还要低很多。再有就是，由于清军没有武器修理报废体制，加上承平日久，一支鸟枪使用上几十年实属正常，有资料显示甚至存在鸟枪已使用一百六十六年未更换的情况，其性能可想而知。从理论上分析，如果双方人员素质相当，那么一个装备布伦威克步枪的士兵，其战斗力是装备鸟枪士兵的六到十倍。

清军的火炮，也能追溯到明代的葡萄牙火炮，仿制的是欧洲16.17世纪的加农炮。虽说到了19世纪初，西方火炮和它们的前辈相比并没有本质上的改变，依然是前装滑膛炮，但与

鸟枪一样，清军在技术上的落后，导致了清军火炮和英军相比，实际性能差之千里。

由于清王朝冶铁技术落后，炉温低，铁水无法提纯，杂质多，铸造出的火炮十分粗糙。气孔气泡多，发射时很容易炸裂，针对此问题清军则采取了加厚火炮管壁这样一个方法，使清军火炮极为笨重，数千斤的巨炮，威力反而不如西方的小炮。一名参战的英国炮兵军官说：“有清军的火炮重量和英军的六十八磅炮相当，却只能发射二十四磅炮的炮弹”。[3]213另外，对已经铸造的的气孔气泡多，容易炸裂的火炮，清军则减少火药装填量。进一步降低了火炮的威力。对比英国在铸造上采用铁模工艺，使用镗床对炮膛内部切削加工，使之更为光洁。清则依然沿用落后的泥模工艺，铸件毛糙，又不对炮膛进行深入加工，结果和鸟枪一样，膛内凹凸不平，弹道紊乱，燃气利用率低，精度差。清军制造火炮只是单纯的仿制，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因而铸造的火炮身管比不合，火门位置开得太前太大，原本就不高的燃气利用率更下一个台阶。火药方面，双方当时使用的炮弹都装填黑色火药，但欧洲的化学家已找到了黑色火药的最佳配方，而清军使用的黑色火药硝，硫，碳比例中硝含量过高，大大影响了火药的爆炸威力。

大多数情况下，清军火炮根本没有调节火炮仰角和方向的炮架，全然是固定的死炮，即便有，往往也只能调节高低而不能调节方向，限制了火炮的火力范围。更莫名其妙的是，几乎没有多少清军火炮有瞄准具，少数例外也仅有粗陋的“星斗”（调节方向射角），在实战中，火炮射击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误差来自于高低角设定（也就是测距）。所以清军的火炮瞄准多半要靠士兵的经验，然而对照当时清军的训练水准，清军炮弹要想击中敌方目标，几乎只能靠撞大运。
当时的炮弹，英军有实心弹，榴霰弹，爆破弹等，而清军只有效能最为差劲的实心弹。可就是实心弹，清军炮弹也存在弹体粗糙，弹径小，气密性差等缺点。和鸟枪相同，清军火炮同样没有定期修理更换体制，由于平日不用，大部分露天搁置在炮台，城垛等处的火炮日晒雨淋锈蚀不堪。鸦片战争时，这些火炮中清初铸造的比比皆是，前明的遗物也有不少，谁也不知道还能否使用。由此，虽然中英双方火炮样式相似，但清军火炮由于质量差，设计不合理，普遍射程近，射速慢，射击范围小，精度差，炮弹威力弱，笨重无法机动，导致双方火力差距在数倍乃至数十倍上下。于是就产生了这样的效果，鸦片战争中的大部分炮战在英国战舰和中国炮台之间展开，按说炮台上的岸炮可以不计重量后坐

力等因素，能够造得射程更远威力更大，并且事实上清军岸炮也重于英军舰火炮，可在战斗中双方的火力却发生了逆转——清军在整个战争过程里都没能击沉一艘英国战舰或轮船，而自己的阵地却无一例外的被打得千疮百孔。
三 关于战略战术

鸦片战争的失败，无论从军制上，还是从武器装备上看，归根揭底，到是腐朽的封建制度的完败，战争比拼的其实是综合国力，雄据东方几千年的古老大国难道就没有战胜强敌的条件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自古以来，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比比皆是，况且从当时中英双方的国力对比来看，差距也不是那么明显，只要当时清王朝的统治者有必战的决心，制定合理的战略方针；前线指挥官们也能根据战场的实际情况，采取适当的作战措施，扬长避短，战胜英军也不是没有可能。

综观整个鸦片战争，实际上所进行的战斗都是发生在沿海一带，并没有危及清王朝的统治核心地区，闭关锁国政策的实施，实际上已经使沿海地带对全国政治经济的影响降到了最低。由于兵力限制，英军也并没有对所攻占地方实行武装占领，基本上是采取一种“打了就走”的战术。最后英军也仅仅是扬言要进攻北京，清政府便弃战迎降。按照当时的实际情况，如果清政府能不计一城一池的得失，针对当时在沿海地区处处设防，处处吃紧，处处兵单的情况，适当放弃一些不是那么重要的地方，把能集中的有限兵力集中在战略地位十分突出的湖南，南京，京津一带（之所以是这几个地方，是因为湖南至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又是当时全国的重要粮食产区；而南京地处长江咽喉，长江航道沿岸又是全国的经济重心地带；京津地区自不必说，它是全国的政治中心。这三个地方都不能不防），使三个地方互为椅角，相互支援，就等于在英陆上攻击线守株待兔，以逸待劳。而且进行陆战的话，英军先进舰炮的威力无法发挥，为数不多的陆军在进行战斗时得不到有力的炮火支援，进攻的威力必然大打折扣。

不计一城一池得失的另一个好处在于：英军为保留胜利果实，不得不对所占地区实行分兵把守，这样一来，英军也会随着所占城池越多，有限兵力也越分散，无法再组织大规模的兵力进行大规模的战斗。这种战略措施的效果，在一百年后的抗日战争时期，就得到了最有力的证明。

史诗巨片《鸦片战争》中有一个场景，印象非常深刻。在虎门炮战中，清军的炮弹多是离英舰远远的便坠海爆炸，根本连英舰的皮都沾不到，这一时刻，双方武器的差异一览无遗。科技就是战斗力，但落后并不一定就会一无事处，我们的枪炮比不

上英军，但冷兵器在一定的条件下所拥有的便利，也并非是英枪炮能比拟的。大刀长矛之类的冷兵器是不能用于远距离作战的，要想使大刀长矛得以发挥威力，就得采用近身肉搏的方式，这一战法，在三元里抗英斗争中就得以充分发挥。

但要使英军放弃他们在远距离上的火力优势而进行肉搏，必须要实行战术，在三元里斗争的过程中，中国军民先是向四方炮台佯攻，对英军实行挑衅，然后且战且推，诱使英军出击，将他们引入伏击圈团团围困，趁英军士兵渡河和单列行进的有利时机冲上前进行肉搏。而当时天公作美，由于下雨，英军火药受潮不能使用，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刀长矛弓弩等冷兵器终于发挥了效应。和英军枪炮相比，冷兵器丝毫不受雨水影响，而英军虽以刺刀抵抗，但也只是“刺刀之于中国人的长矛，只不过是一种可怜的防御物罢了”。[6]
由此可见，英军的先进武器也不见得在任何情况下都占据优势，而且，西方军队都有一个软肋，就是不善于夜战。在当时照明条件十分原始的情况下，对英军实行夜袭，一方面可增强进攻的突然性，达到奇袭的效果。另一方面，可增强部队的隐蔽性，降低己方士兵的伤亡。待贴近英军后，清军冷兵器的优势便可得到最大限度的展示。
还有不得不提的一点就是，在战斗过程中武器装备的差异有时并不占主导因素，作战部队的士气也具有极大作用，一支部队若有高昂的士气，在战斗过程中就会形成一种无形的战斗力。信念，对于面临着生死考验的士兵来讲，作用十分突出。一个士兵要有对战斗必胜的信心，对敌人强烈的愤慨，才能在战斗中置自己的生死于度外，勇猛杀敌。在鸦片战争这样的历史环境下，对于自身武器装备严重处于下风的清军士兵，清军将领就应该以保家卫国为着眼点，培养他们的爱国主义热情。而将领本身更应该在战场上身先士卒，做好表率。但在实战中，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少，往往是还未开战，将领便首先开跑，试问在这样的情况下，士兵们还有心思抗击敌人吗？
历史是不可复制的，再多的理论假设都已不能挽回曾经的失败，鸦片战争的后果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落后就要挨打这一个千古不变的真理，以史为鉴，方能使处在新时期的中国不会再重蹈历史的覆辙。科技强兵，创新体制，努力发展军事，我们才能一雪前耻，重新昂首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