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整体型社会聚合体到碎片化的利益群体

从“整体型社会聚合体”到“碎片化”的利益

群体

——改革开放30年与我国社会群体特征的变化

李强

2012-8-29 17:07:31 来源：《新视野》(京)2008年5期第15～17页【英文标题】From "the Whole Polymerid Society" to "Fragmented" Interest Group: Changes of Character of Social Groups in China during the 3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作者简介】李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北京 100084）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其中一个重要特征是从改革以前的“整体型的社会聚合体”演变为今天的“碎片化”的利益群体。整体型社会聚合体是比较容易引发整体利益冲突的，而“碎片化”的社会群体，将利益分解、分散，使大规模的、整体的冲突失去了社会基础。而中国目前的现实是，由于社会利益结构朝多元化方向发展，使得社会的多重利益交织在一起，而不是壁垒森严的裂痕型的或断裂型的分化。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阶层利益的碎片化、社会利益的碎片化减小了社会震动，有利于社会稳定。

【关键词】整体型社会聚合体/“碎片化”/冲突/分化

对于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结构所发生的变化，笔者曾经有过不少分析，比如提出了政治分层转向经济分层、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贫富差距的变化等等。

然而，有一个方面，以往的文章分析得不充分，这就是：社会群体、阶级阶层特征的变化，从改革以前的“整体型社会聚合体”演变为今天的“碎片化”的利益群体。

一

什么是“整体型社会聚合体”呢？我们知道，在社会分层的分析模式上，一直有分歧，有争论，其中，一派主张采取巨大的社会群体的分析模式，另一派主张采取分解成小的群体的分析模式。[1]前一派的分析对象是巨大阵营的社会群体，我们可以称之为“整体型社会聚合体”，比如阶级、阶层阵营：工人阶级、农民阶级、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等等，这些都属于“整体型社会聚合体”。后一派则主张应该将这些整体型社会聚合体分解，分解成小的群体来分析，比如小的职业群体，木匠、瓦工、工程师、医生、经理、教授等等。前一派的观点认为，只有“整体型社会聚合体”才可以解释社会上重大的利益冲突，解释激烈的阶级斗争。马克思是这一派的典型代表，比如在《1848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的著作中，马克思剖析了法国社会发生的激烈的政治、经济冲突，剖析了所发生的一系列的事件，马克思的分析模式是“整体型社会聚合体”的模式，马克思提出的一些当时法国社会的整体聚合体有：金融资产阶级、工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无产阶级和游民无产阶级等等。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也是延续了马克思的这种“整体型社会聚合体”的模式。后一派主张小群体分析模式的则认为，在社会生活和社会实践的层面上，人与人真实的社会互动是在小的群体里发生的，人们的实际组织也是小的职业群体，在人们为利益而冲突的现实中，并不能找到“整体型社会聚合体”阶级的痕迹，而是各种小的“社团”在活生生地发挥作用。这一派的理论代表如美国社会学家格伦斯基(David B. Grusky)、索伦森(Jesper B. Sorensen)等。

笔者认为，两派分歧的关键还不是分析模式，而是分析的对象，即作为实体的社会群体、社会上实实在在存在的群体，究竟是“整体型社会聚合体”还是分化成了小的群体，哪一种是真实的存在。在马克思的时代，阶级真正地联合成了社会的聚合体。马克思、恩格斯组织的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等就是证明。毛泽东领导革命的时候，发动了广大农民，从1924年到1949年的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争规模之浩大为历史罕见，这些大规模的冲突当然也是整体型社会聚合体的真实体现。而对于西方社会来说，20世纪70年代以后，确实找不到巨大的社会阶级的痕迹。所以，出现小群体的分析模式也是符合西方社会的现状的。

问题是，改革以前我国社会群体的真实的构成模式是什么样子？笔者认为其特征是属于“整体型社会聚合体”。为什么说改革以前中国分层特征是“整体型社会聚合体”呢？笔者试陈述以下四点原因。

第一，改革前的“整体型社会聚合体”与中国革命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20世纪上半期，中国发生过三次大规模的国内革命战争。在这三次大规模的战争中，阶级对立是十分明显的。冲突的双方都形成巨大的阶级阵营，比如在土地问题上形成的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对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也正是这三次大规模社会冲突的结果，所以，建国以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激烈冲突的各个阶级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在延续。建国以后的“土地改革”以及50年代中期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整体型社会聚合体”冲突的继续。

第二，在财产分层的阶级被打碎以后，我国建立的是身份制度，而这种身份制度形成的是巨大的身份群体。身份群体之间界限十分明显，身份群体之间流动十分困难，于是，巨型的社会聚合体就更加固化。中国当时的四大社会聚合体是：

工人、农民、干部、知识分子。虽然在这四大社会聚合体内部也有差异，比如，国有企业工人与集体企业工人就有差异，但总的体制还是统一化，企业、单位的经济类型比较少或比较单一，再加上统一化的管理模式，以及统一化的收入分配体系等，都强化了这些社会聚合体。此外，当时频繁发生的政治运动也是强化这些巨大的社会聚合体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三，“整体型社会聚合体”也与当时的阶级斗争意识形态和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改革开放以前，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更把这种巨大的聚合体之间的冲突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自上个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和政治实践，都在强化这种整体聚合体，比如：划阶级成分、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反右斗争及四清运动等等。

第四，改革前的“整体型社会聚合体”也是与当时的社会资源配置方式以及与当时的社会总动员的模式密切相关。众所周知，改革前实行的计划经济是国家对于资源的全面配置，国家采取统一化的、集中的政策干预资源的配置，并且通过多种手段对于收入分配进行全面的干预，由此形成的社会群体、阶级阶层当然也就具有了很强的一致性特征。换言之，是国家统一的或“整体划一”的政策，塑造了“整体型社会聚合体”。

那么，改革前的“整体型社会聚合体”的社会后果是什么？“整体型社会聚合体”与当时的政治运动是互为因果的关系。改革前，不间断的政治运动促成了具有强烈政治特征的“整体型社会聚合体”，而“整体型社会聚合体”形成后更促生了各种各样冲突性的政治运动。在这方面，“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谓派性斗争、“两派冲突”，就是最典型的“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