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正红旗下》“京味”形成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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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正红旗下》“京味”形成的主要因素
摘要:
本文拟从以下几方面试着分析这部小说“京味”形成的主要因素。
一作品的“京味”根源在于作者的生活经验。
二凸显北京文化特征是《正红旗下》“京味”形成主要因素之一。
三小说语言呈现出的幽默也是“京味”形成的主要因素。
总之,《正红旗下》字里行间无不体现着“京味”这一老舍作品中最引人注目的风格现象。
关键词:京味生活经验文化特征幽默
《正红旗下》创作于六十年代的初期,共写了十一章,约八万字。
是老舍先生的一部没能写完的作品,让人深感遗憾。
在2008年春季,我从图书室借阅了一本名为《春风》的书,这本书是中国现代经典文库中的老舍专辑。
1988年11月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收录了老舍先生的六十余篇散文,一部中篇小说(《我这一辈子》)和一部长篇小说——《正红旗下》。
最初读这部小说常因作品的诙谐语言而忍俊不禁,也让我对清末没落了的旗人子弟的生活有了些许了解。
老舍的夫人在小说代序中说《正红旗下》“保持了老舍的北京味”。
这样的评论使我把《正红旗下》与“京味”联系起来,有了更深的思考。
本文拟从以下几方面试着分析此部小说“京味”形成的主要因素。
一作品的“京味”根源在于作者的生活经验
《正红旗下》是一部自传体小说。
老舍出生在北京西城护国寺一带,出身于月饷三两银子的旗兵之家,生于戊戌政变那年的阴历腊月二十三酉时,这些和小说“我是腊月二十三酉时,全北京的人包括着皇上和文武大臣,都在欢送灶王爷上天的时刻降生的呀!……你看,我只顾了交代我降生的月、日、时,可忘了说是哪一年!那是有名的戊戌年啊!……我的父亲是堂堂正正的旗兵,负有保卫皇城的重任,每月不过才领三两银子。
”1的描述是相符的。
小说中的母亲勤劳、朴实、节俭,老舍先生的散文《我的母亲》中对母亲的描写也是这样。
“她最会吃亏,给亲友邻居帮忙,她总跑在前面;她会给孩子们剃头,她会给少妇们绞脸……凡是她能做的,都有求必应,但是吵嘴打架,永远没有她。
”2母亲是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之一,这个生于北京德胜门外一个小村子里生活于清末的北京城,一生过着穷苦生活的女人对老舍的影响极深,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之所以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感化的。
他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他的。
小说中的某些境况描写也同样能在《我的母亲》中找到,如“我”生下来,母亲就晕过去半夜,是大姐(那时已经出嫁)把“我”揣在怀中;姑母脾气古怪常闹脾气,常在鸡蛋里挑骨头而母亲都忍耐下来;大姐丈是做小官的等等。
另据老舍夫人在小说代序中讲,书中的主要人物,老舍家确有过其人,而且他们的社会地位也大体相当。
代序最后一句讲,《正红旗下》出版了,它不是一块小小的墓碑吗?上面记着老舍的身世,记着他的爱和憎,写着他的理想。
老舍二十七岁离开北京远赴英国,七七抗战后由济南又回到北京,北京的风土人情社会风貌印在他的脑海中。
正如他在《三年写作自述》中讲到的“我生在北平,那里的人、事、风景、味道和买酸梅汤、杏儿茶的吆喝的声音,我全熟悉。
一闭眼我的北平就完整的,像一张彩色鲜明的图画浮立在我的心中。
我敢放胆的描画它。
它是条清溪,我每一探手,就摸上条活泼泼的鱼儿来。
”3小说中,作者以“我”的所知、所闻、所感描写清末北京城旗人子弟的生活状态、生活方式,展现的是清末北京画面的一方面。
老舍通过各色各样人物的描写告诉人们清朝是怎样由“心儿”里烂掉的,满人是怎样向两级分化的……环境是北京的,人和事是北京的,这样的选材符合“京味”的特征。
创作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但决不能否认的是作者生在北京,长在北京,这样的生活体验是其京味小说形成的首要因素。
二小说充溢着的地域文化特征是“京味”形成的另一因素
(一)小说中主要人物身上渗透着特有的北京文化特征。
地域文化是一个地域长时期形成的特定文化现象。
北京自辽代立为陪都后,金、元、明、清及民国前期都建都在那里,现在仍然是我国的首都,所以北京有其特有的
1老舍《正红旗下》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1998年11月黄滔编辑《春风》281页、285页.
2老舍《我的母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1998年11月黄滔编辑《春风》139页.
都城文化。
这特有的都成文化中包含着北京人特有的传统生活方式和心理习惯。
有人说上海有着浓厚的商业气息,老舍则用“官样”来概括北京文化特征。
包括讲究体面、排场、气派,追求精巧的生活艺术,讲究礼仪,固守养老负有的老规矩,生活态度的懒散、廉和、温厚等等。
这些特征凸显在《正红旗下》的主要人物身上。
文中的大姐公公是个武职却不大爱谈怎么带兵打仗,别人和他谈骑马射箭,他避而不谈,只说养鸟的技术。
大姐夫是骁骑校,却不会骑马。
读起来仿佛是个笑话。
他们全然没有了祖先那样驰骋四方的豪情,对于大姐的公公来说,他做官和为官的职责并不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反正自己有铁杆庄稼可以吃。
他和他的亲友仿佛一致认为他应当食王禄,唱快书和养四只靛颏。
一位民俗学家曾描写一百多年前北京养鸟的盛况:下自顽童贫士,上至缙绅富户,无不手架一鸟,徜徉街市,可谓举国若狂。
同样的,大姐夫虽然成了家立了业,但他首先去考虑的不是为官做事,不是家中生机,而是他的宝贝鸽子。
“不管他去办多么要紧的公事或私事,他的眼睛总看着天空,绝不考虑可能撞倒一位老太太或自己的头上碰上个大包。
能够掳获一只别人家的鸽子,对大姐夫来说实在是最大最美的享受!”1在玩上面他们都是非常舍得的。
大姐公公有过用半年俸禄买一只雪白麻雀的经历,大姐夫的每只鸽子都值那么一二两银子,“满天飞元宝”是他爱说的一句豪迈的话。
就是鸽铃也都是名家制作,由古摊子上搜集来的。
这爷俩儿的做派让人想起了老舍笔下的另一个人物——《茶馆》中的松二爷。
他们是何等相似,同样到时候就另银子,同样经济状况实际上不允许那样玩乐,同样不务正业,不管琐事。
每天提笼架鸟斗蝈蝈。
这样一种懒散苟安的生活态度老舍是持抨击的态度的。
他说“二百多年积下的历史尘垢,使一般的旗人既忘了自遣,也忘了自励。
我们创造了一种独具风格的生活方式: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
”2大姐夫家虽然爷俩个都为小官但生活并不富裕,他们一家都想着法地花钱。
于是大姐婆婆几十套衣服与各色首饰,就都循环地出入当铺,当了这件赎那件。
大姐公公的衣服带着樟脑的香味,有人说这是因为刚由当铺拿出来。
在年关的时候他们押了房契,当了东西却毫不忧虑可不可以赎回来而是先买了吃的、玩的再说。
他们虽穷但也讲究,却也证明他们真的是追求者精巧的生活。
拿大姐婆婆来说,冬天的时候她要买两条丰台暖洞子生产的王瓜,摆在关公面前;春夏之交,她要买头一批成熟的十三陵大樱桃陈列在供桌上。
这些可是为了显示她的气派与排场。
她该穿亮纱决不穿实地纱;该戴翡翠簪子,决不能戴金的。
没钱的尚且如此,那有钱的排场就了不得了。
小说中刻画的最有身份的人物就是定大爷了。
“随着笑声,一段彩虹光芒四射,向前移动,朱红的帽结子发着光,青缎小帽发着光,帽沿上的一颗大珍珠发着光,二蓝团龙缎面的灰鼠袍子发着光,米色缎子坎肩发着光,雪青的褡包在身后发着光,粉底官靴发着光。
”3一个长句子来描画定大爷的衣着用了七个“发着光”。
定大爷确实是个气派的人物,他光书房就有带廊子的六大间,只要有人肯叫他“大爷”,他必定给赏。
穷讲究也好,真有能力讲究也好,他们追求的就是这样一种像“官”一样的生活。
老北京人是多礼的。
收礼必定要还礼,即使再穷也不让来人空手而回。
小说中的母亲也是个非常注意礼仪的人她不能为减少赤字而不给姑姑老姨们去拜寿,不给胯骨上的亲戚吊丧或河西。
而且礼到人不到还不行,这就须于送礼而外还得整理鞋袜,添换头绳与绢花。
甚至得作非作不可的新衣裳……大姐她在长辈面前,一站就是几个钟头,而且笑容始终不懈地摆在脸上。
同时她要眼观四路,随时补充热茶,及时过去装
1老舍《正红旗下》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1998年11月黄滔编辑《春风》297页.
2老舍《正红旗下》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1998年11月黄滔编辑《春风》296页.
烟。
老北京的妇女们极讲规矩,在婚丧大典上连笑声的高低与请安的深浅都要恰到好处,有板眼,有分寸。
我们再看看二哥福海是怎样请安的“先看准了人,耳后俯首急行两步,到了人家身前,双手扶膝,后退虚,一趋一停,毕恭毕敬。
安到话到,亲切诚挚地叫出来‘婶儿,您好!’而后从容并腿,挺腰敛胸,双臂垂直,两手向后稍拢,两脚并齐打愣儿,这样的一个安,叫每个接受敬礼的老太太都哈腰还礼。
”1请安原是明代军礼中的一项,到了清代,在八旗和部分汉族官宦人家,晚辈见长辈,平辈中幼见长,奴仆见主人,至亲友相见都行这个礼,但在衙门或公共场所不论旗人还是汉人都不能请安。
作者说二哥福海“请安”是请的最好看的。
北京人问候有礼数讲究,还要讲究行礼的雅观,这也是追求精巧的生活艺术的体现。
小说中的种种礼仪表象不仅是一种习俗更表现了一种北京的地域文化特征。
二哥福海是个多才多艺的人。
他该上班的时候就去上班,没事的时候就去做点活,做活的时候,他似乎忘记了自己是参领的儿子。
他态度认真,对师兄师弟非常亲热。
在亲戚朋友中,福海是最受欢迎的,是因为他的性情谦和、温厚。
文中的另一个人物也是如此那就是——“我”的父亲,作者着墨并不多,人物也没什么言语,但从不多的文字中分明显现了人物的性情,那是一个特别爱花草的人,不去上班时,他只是出来进去劈劈柴,看看五色梅或刷刷水缸。
有人跟他人说话,他很和气,低声地回答两句。
没人问他什么,他便含笑不语,整天无话可说。
即使他的姐姐再怎么尖酸刻薄,他也从没有恼过。
他一辈子没和人打过架吵过嘴。
老北京人长期生活在天子脚下,老舍用“官样”一词生动而贴切地概括了北京文化特征并体现在自己的作品之中,那生活再艰难也不会忘了礼节和老规矩;稍有可能便要追求体面、排场且精巧的生活艺术,性格谦和、温厚却又散漫、安于现状的一个个人物形象使人印象深刻,也成为了小说“京味”形成的重要元素。
(二)贯穿始末的民俗描写构成了“京味”特征
小说描写的环境是北京的,人物是北京的,民俗是北京的。
前面提到的提笼架鸟是那时北京市井民俗现象之一。
我国各民族风俗迥异,如藏族的风俗有献哈达、敬酒茶等;蒙古族热情好客,讲究礼貌,主客之间都要有许多规矩要费被遵守。
北京自元代以来是我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又是多民族杂居之地,这使北京传统的春节习俗源远流长,丰富多彩。
老舍作品中有一篇散文《北京的春节》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幅老北京春节的民风民俗画卷。
《正红旗下》开篇即从腊月二十三写起,使我们了解到腊月二十三是祭灶的日子,糖瓜与关东糖又叫“灶糖”,是祭灶时的供品。
到了酉时左右连铺户带人家一起放鞭炮,把灶王像请到院中来,燃起高香与柏枝,为的是灶王爷上天能够奇偶美言几句。
除夕守岁彻夜不眠,是多少辈子所必遵守的老规矩,要叫油灯、小铁炉、佛前的香火都通宵不断,意寓气象峥嵘,吉祥如意。
除夕贴对联、贴年画、穿新衣表达的是除旧迎新的美好愿望。
除夕夜的团圆饭反映了浓浓的亲情。
守岁则体现着人们对长辈的企盼。
正月十五的彩灯预示着日子的红红火火……小说除了对老北京怎样过春节有细致的描写,还描写了“洗三”这一北京的风俗。
洗三的各个环节包含着各种美好的祝福,如“连生贵子”“先洗头,做王侯;后洗腰,一辈倒比一辈高”“一打聪明,二打伶俐”等。
民风民俗是一个城市的个性,老北京的民风是淳朴的,老北京的民俗是独特的,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三)小说中的胡同与四合院是北京特有的历史文化
地域文化是最能体现一个空间范围内特点的文化类型,是这一区域中最有特色的。
《正红旗下》中的各色人物生活于四合院中,穿梭于大小胡同。
胡同与京剧一样有浓郁的“京味”文化特色,拥有极为丰富的人文内涵。
据说胡同源于蒙古语gudum ,和
水井有关。
北京的胡同文化源远流长,老北京内外城之间纵横着大大小小的胡同和四合院,这种建筑在世界上独一无二,胡同记录了北京的历史,记录着北京的风土民情。
四合院形成了京城特有的京味风格全面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居住观念。
小说对定大爷的府邸有详尽描述。
“迎面是一座很高很长的雕砖的影壁……影壁左右都有门,分明都有院落。
进了二门,有很长的一段甬路……往左右看,各有月亮门儿……又来到一座门,不很大而雕刻与漆饰比二门更讲究。
进了这道门,左右都是长廊,包着一个宽敞的院子。
小童儿把牧师领到后院。
又是一片竹子,竹林旁有个小门。
牧师闻到桂花的香味。
进了小门,豁然开朗。
从大门到这里,至少有一里。
”1这是大户人家的四合院。
北京四合院讲究绿化,院内种树、种花,贫穷人家买不起美化与水仙,也许会中两株歪歪拧拧的枣树,种上几颗五色梅,“我”家就属于这种情况。
定定大爷家要讲究很多,院中有竹子,有桂花,有两大株海棠树,还有荷花池。
四合院是北京传统的民居形式。
胡同与四合院是北京这个地方特有的历史文化。
三小说语言呈现出的幽默,隐约渗透着北京文化
北京人有说俏皮话的传统。
老舍笔下的北京人爱说俏皮话。
比如《骆驼祥子》中买骆驼的“老北京”跟祥子拍着胸脯交涉,“我给三十五块钱吧,要说这还不便宜,我是小狗子,我要是能再多一块钱,也是小狗子。
”2《正红旗下》中也有这类的描写。
在大姐公公听到要变法,旗人须自力更生,朝廷不再发给钱粮时急忙去找“我”大舅商议,便有了以下对话。
正翁(大姐公公):“云翁,您看我,我安分守己,自幼就不懂要完星星要月亮!可是,我总得穿的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吧?总得炒点腰花,来个木须肉下饭吧?我总不能不天天买点嫩羊肉,喂我的蓝靛颏儿吧?难道这些都是不应该的?应该!应该!”……云翁(大舅):“由我这说,没有(办法)!甭说我拿不动锄头,就是拿得动,我要不把大拇脚趾头锄掉了,才怪。
”3从如此这般的来言去语中我们哪里听得出那么要紧的事,分明是两个人在说相声。
这也从一个方面印证了老北京人廉和、温厚的人性特点。
老舍先生性情温厚,我们读他的作品总是感觉那么平和。
就像他笔下的济南的冬天,是温晴的。
老舍说“北平人,不论是看着一个绿脸的大王打跑一个白脸的大王,还是八国联军把皇帝赶出去,都只会咪嘻咪嘻的假笑,而不会落真的眼泪。
”4老舍的幽默带有北京市民特有的“打哈哈”性质,以笑代愤,用老舍自己的话来说,是把幽默看成生命的润滑剂。
如小说中这样的句子“到后来,她(姑母)的烟袋锅子为什么常常敲在我的头上,便有些费解了。
是呀,我长着一个脑袋,不是一块破砖头。
”5“她(大姐婆婆)的几十套单、夹、棉、纱衣服与冬夏的各色首饰,就都循环地出入当铺,当了这件赎那件,博得当铺的好评。
据看见过阎王奶奶的人说,当阎王奶奶打扮起来的时候,就和盛装的大姐婆婆相差无几。
”老舍被称为语言大师,真是名副其实。
幽默作为一个外来语,作为一种富有内涵,层次较高的笑的哲学,并不是很容易就能在文学作品中能够实现。
老舍成功地把北京语言的通俗性与文学性统一起来。
在《正红旗下》的语言中多可督导形象、生动、贴切又让人发笑的比喻修辞手法的句子。
刁钻的大姐婆婆两腮多肉,老舍说她的两腮“像两个装着什么毒气的口袋似的。
”因为大姐婆婆的口中说不出什么让人顺耳的话,对自己的儿媳妇百般刁难,一万个不满意,所以作者采用这样的比喻,让人在发笑的同时又觉得真是恰到好处。
写大舅“因为右肩年深日久地向前探着,小辫似乎老在肩上扛着,看起来颇欠英武。
自从听说要变法,
1老舍《正红旗下》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11月出版黄滔编辑《春风》402页.
2老舍《骆驼祥子》
3老舍《正红旗下》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11月出版黄滔编辑《春风》314页.
4温儒敏赵祖谟《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83页
他的右肩更加突出,差不多是斜着身子走路,像个断了线的风筝似的。
”1虽然读后让人觉得大舅的形象实在不雅观,但却能分明体会到这样的比方毫无恶意,反而有一种善意的调侃在里面。
这就是老舍独特的语言,不仅让人咧开嘴笑,更让人佩服他的文字功力。
《正红旗下》是老舍先生一部未写完的作品,让人不免深感遗憾。
但即使这样我们也能够从中体会到浓浓的“北京韵味”,让现在的我们对老北京的方方面面有了或多或少的了解。
老舍是“京味小说”的源头,京味作为一种风格现象是老舍作品中最突出的。
综上所述,老舍先生作品“京味”形成最重要的因素在于他的北京的生活经验,文学作品来源于生活,因此作品中北京的人、北京的事,,北京的地域文化特征及京味语言的运用是《正红旗下》“京味”形成的主要因素。
参考文献:
【1】黄滔《春风》.内蒙古: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
【2】温儒敏.赵祖谟《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7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