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哈维城市空间正义思想及对中国的现实启示

大卫·哈维城市空间正义思想及对中国的现实启示

作者：赵津津

来源：《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02期

摘要：在大卫·哈维看来，城市空间生产和分配的非正义都根源于资本逻辑，要实现对它的超越，必须以空间需求为导向，鼓励当代无产阶级争夺城市权利的斗争，打破资本主义主导下的空间非正义，寻求空间乌托邦的解放策略。这对于当下进行大规模城市空间生产实践的中国有重要启示，使我们既认识到资本对城市空间建设的巨大推动力量，又致力于对中国城市空间过度商品化的自觉内省，强化空间分配的需求化导向，缩小城乡空间差距，完善市民权的保障机制，进而探索社会主义空间正义的策略。

关键词：大卫·哈维；城市；空间生产；空间分配；空间正义

中图分类号：C912.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8）02-0073-05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随着福特主义危机的出现，以及跨国公司主导下的国际化劳动分工的建立，发达国家掀起了新兴工业城市化浪潮，其深刻影响着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城市发展模式。在此背景下，大卫·哈维开创了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方法，从空间视角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当代重构，指明城市空间生产和分配的非正义都根源于资本逻辑，要实现对它的超越，必须以空间需求为导向，鼓励当代无产阶级争夺城市权利的斗争，打破资本主义主导下的空间非正义，寻求空间乌托邦的解放策略。这对于当下进行大规模城市空间生产实践的中国有重要启示，有助于我们客观看待城市化进程中的资本与空间的关系，致力于减少城市空间不公现象，追求社会主义空间正义的价值取向。一、资本积累与城市空间的非正义批判哈维探讨的空间正义是包括城市空间、全球空问、身体空间和自然空间在内的广义空间，其中，城市空间是身体空间的物质载体，是全球空间生产的战略据点，是资本积累的时空逻辑的聚焦点，因此，空间正义的建构要从批判城市空间非正义着手。由于资本积累是塑造城市空间形式、推动城市空间生产和主导城市空间分配的动力因素，空间正义问题必然溯及对资本积累的批判。

（一）城市空间生产的非正义

马克思认为，现代化工业城市由资本关系主导而迅速壮大，资本的强势推动使生产要素实现了在城市空间的聚集，加快了资本主义乡村城市化的进程，并通过工业化城市的发展快速积聚资本。到后工业时代，过度积累的资本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桎梏时，就通过时间延迟和空间扩展进行消化，城市在资本主义时空修复策略中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

就时间修复而言，固定资本流向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使资本和人工建筑环境更灵活地结合在一起，以探索城市空间发展的未来用途，资本由投资工业生产的初级循环，进入投资城市建设的第二级循环和投资科技与社会发展的第三级循环。在这一过程中，基础设施的完善使城市在空间上不断向外扩展，当国内城市空间生产出现饱和、跟不上资本积累的速度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弹性生产方式的变革，使资本跨越地理界限，向国外开拓资本积累的新空间。在哈维对资本主义空间修复策略的分析中，城市空间扩展是征服全球空间的前奏。

在资本积累逻辑的支配下，城市空间以加速资本循环和实现资本积累为目的，被有意识地创造出来，背离了空间正义的应然价值。地面、地上和地下空间都作为生产资料投入运营，便捷的交通设施、繁华的商业中心、令人心动的休闲地带等，所有城市空间样态的型构并不以满足使用价值为依据，而是以资本生产与再生产为目的，受到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和商品交易的市场规律的支配，城市空间从而变成了“创造、榨取和集中剩余产品的装置”。在城市空间资本化过程中，城市地理景观被反复改造和重建，以吸收更多过剩资本，以及缓解资本未能顺利实现价值增值的危机，在金融资本、商业资本、工业制造业资本等激烈竞争下，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生产充满紧张、对抗和冲突，“城市化过程创造出来的空间结构的物质嵌入性，与社会过程的流动性——如资本积累和社会再生产——处在永久的对立之中”。可见，城市空间的配置以获得剩余价值为目的，其使用价值完全依附于交换价值，这与空间实践主体的客观需求和空间生产正义的价值诉求相背离。

（二）城市空间分配的非正义

哈维认为，我们所感知到的城市空间远不止是自然空间，更是特定社会关系的物质载体，资本积累的不平衡机制使城市成为矛盾集结的中心地带，由城市空间消费差异以及分配不平衡导致的阶级对立更加尖锐。后工业时代资本主义对劳动者的统治范围由生产领域扩大到消费领域，由经济政治领域扩大到日常生活领域，尤其是作为空间经济最终实现环节的空间消费阶段。在资本逻辑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渗透下，城市空间扩大化与空间的有效需求不足并存，财富的两极分化使资本家与无产阶级的空间消费能力悬殊，富人比穷人分配到更多的空间利益，穷人比富人承担更多的外在成本，绝大多数优质空间被资产阶级垄断，城市空间格局向着有利于强化统治阶级利益的方向发展，造成城市中心与边缘的对立，劳动者的生存空间伴随资本运作方式而被挤压和重塑，形成了富人居住区和贫民窟、棚户区的分异隔离以及相应的生活方式和身份等级的内部区分，这种“由不平衡地理所引致的空间等级性与阶级性，已给无数‘空间人’造成了生活与精神上的困窘”。

空间区隔的表征反映的是指向分配的不正义，体现着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体制的强有力控制方式。要消除空间分配的异化现象，卡斯特提出依靠国家的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组织集体消费，这是弥补空间需求不足的必要手段，哈维则鼓励社会边缘群体通过抵制空间支配，倒逼“领地再分配式正义”，即领地资源分配应当以满足社会人群的基本需求和服务于社会的共同福祉为目的，使空间资源得以公正的配置，消除边缘人的空间剥夺感与压迫感，恢复平等的

身份和文化认同，这不仅要诉诸国家减少福利分配的不平等，还要增强权力的民主分配。二、城市空间正义的建构争夺城市权利的斗争，应当成为当代西方城市阶级斗争的重要部分，这是哈维建构城市空间正义的落脚点。列斐伏尔较早提出“城市权利”的命题，“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个人有接近一个空间的权利以及拥有作为社会生活与所谓的文化活动等等之中心的城市生活的权利”，每个个体及其所代表的群体有获得在城市居住、就业、接受教育，享受社会福利，参与管理城市等权利。哈维则表现出比列斐伏尔更激进的政治态度，涉及对城市化进程的控制与反控制的博弈。他认为，首先，社会边缘群体要争夺的城市权利，包括防止空间隔离、免于社会排斥的权利，由于资本积累本身以及由资本积累所主导的城市空间的生产和分配，是产生空间不正义的根源，空间正义的价值追求应当体现社会各阶层公正地参与空间生产、消费与分配的意愿。但从根本上说，城市权利是控制空间生产的权利，使城市空间的建设和改造摆脱国家和资本力量的支配，消除空间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性质，以日常管理方式“控制与生产空间的能力是一种权力，通过这种权力，即便是社会地位最低的人也能颠覆空间模式与道德秩序”。

其次，争夺城市权利的斗争，应当与主张异质和多元的阶级运动相联系，才会释放出空间革命的潜在力量。让哈维感到担忧的是，后工业时代的资产阶级也意识到了资本同质化造成的空间矛盾和阶级对立，并进行了适当的策略调整，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无产阶级进行空间斗争的组织性和坚定性，“一方面，空间障碍和地区差异必须被打破。然而，完成这个最终目标的手段却是必须生产出新的地理差异，这些地理差异成为将要被克服的新型空间障碍”。为提高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的社会认同感，统治集团着力创造一个差异性社会，比如，投入部分资本用于改善无产阶级的工作和居住环境，通过提高无产阶级工资水平，降低其生活成本和引导空间消费的方式，保证了中上层被雇佣人员的住房所有权，这就在地理上分化了无产阶级的反抗力量，社会向着有利于统治集团的阶级管控趋势发展。

在这一历史情境下，无产阶级新的历史使命就是通过激进革命，与更加灵活的、更具适应性的资本主义空间策略做斗争，以无产阶级主导的空间差异打破资本主义的多元空间。哈维建构空间正义是基于对普遍主义正义论和特殊主义正义论的辩证思考，“任何普遍的社会正义原则，它的应用必然伴随着某种不公正”，这种本质主义的正义一元论强调正义价值的绝对性和标准化，由于忽视了正义原则的多元表现而陷入独断主义，而特殊主义正义论强调正义的相对性，鼓励竞争和差异，却因负隅各种局部化的空间抵抗而失去与普遍正义相抗衡的有效武器。哈维则为空间正义增添了后现代主义的建构主义色彩，提出当代空间正义应当建立在包容差异的共同话语基础上，将分散的城市底层和边缘人组织成一个集体行动的联盟，为争取更多的城市权利而斗争，共同对抗资本逻辑支配下的空间秩序，实现城市空间的相对正义。

三、对中国城市空间发展的启示

以哈维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城市空间发展的批判，为我们认识中国城市化现象提供了清晰的视角，有助于我们客观分析资本与城市空间的关系，总结社会主义城市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