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司马迁《史记》的研究和发展

关于司马迁《史记》的研究和发展

《史记》蕴含了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迄汉武帝天汉年间共三千年的中国历史，有着“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双重美誉。司马迁以五种不同的体裁，即本纪、书、表、世家、列传，纵横交错地架构出这三千年的历史，立体化、系统化地展现了风云变幻、丰富多彩的恢弘历史生活。历史是文化的载体，伦理性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性，因而抒写三千年中国历史的鸿篇巨著的《史记》无疑有着明显的伦理文化特征。司马迁的伦理价值观有着自己理想的道德情感与取向，但他并没有以此来一味地抹杀社会伦理价值观，而是在《史记》这部巨著中，使两者得到了兼容。后学者对于《史记》伦理文化的研究往往侧重于主体性，而忽视主体性背后的大的文化背景。应从伦理学的角度、社会政治学的角度、主体性的角度来解构《史记》的历史史实，探索大的文化背景下，史公的伦理价值观以及伴随历史的进展而发展着的社会伦理价值观，以求重新整合《史记》所具有的伦理文化特征，使这种评价更具全面性，更具客观性。第一部分从伦理学的角度，即从道德行为以及支撑其行为的价值背景来探究《史记》的伦理文化。取之以“道德外化”与“道德内化”的两个基本方面，展现从商朝到汉代这一历史时期社会人伦关系的三个基本层次，即君臣、父子、社会普遍的人际关系，以此解析《史记》实录中所展现的社会伦理价值观。通过解析，我们可以看出各个时期道德规范的阶段性，也可看出其承继性。当道德主体处于矛盾中，即道德主体处在功与德，利与德的双重选择中时，道德规范体系便呈现出其约束性。道德规范的约束随着人们对于功利的追求，越来越成为一种理想的状态为人们所膜拜。第二部分从社会政治学的角度，即从政治与伦理的内在互动关系来探究《史记》的伦理文化。这部分从三个层次加以分析：首先，从表层和深层概略地追述了伦理政治的精神。一方面，中国传统社会家国同构性，从文化原理而言，则是透过血缘伦理的组织，建立社会秩序与政治秩序的原理。另一方面作为政治运作方式，推行者并不关注伦理与政治双向同化所构成的理想政治境界，一心全在由这些达到的政治控制效果，故伦理常成为政治的装饰。这就是伦理政治精神所包含的两层涵义。第二，从具体的伦理政治事实中来求《史记》伦理文化的政治特性，即伦理与政治的相互牵制性，即伦理文化的现实性建构。第三，从《史记》所记叙的有关一些思想家的列传或者《史记》中所展开的政

治家、文学家的对话或他们思想的阐释中，来寻求《史记》伦理文化的人文精神，即伦理文化的理想性建构。第三部分从主体性的角度，即从写作主体司马迁的伦理价值观来探究《史记》的伦理文化。第一，阐释司马迁的社会伦理理想。即《五帝本纪》《夏本纪》所展现的为君之德和为臣之德构成一个整体，体现了司马迁的社会伦理理想。第二，阐释司马迁的伦理价值取向。有明显道德涵义的传记，叙述典章制度的《八书》，体现总的时势的《十表》之序都融汇了司马迁的伦理态度。第三，阐释司马迁的伦理情怀。《史记》篇末“太史公曰”以及《太史公自序》从不同的角度，但却是从同一层面使太史公司马迁的伦理情怀得以直接抒发。通过以上的分析，《史记》伦理文化得以全面地展现。伦理学的角度、社会政治学的角度、以及主体性的角度是一个层面上的不同立足点，但这三者密切相关，体现了《史记》伦理文化之精义。即人们对于作为道德规范最高典范的“德”，其顶礼膜拜的情怀是一个亘古不变的主题，即使太史公也不能免俗。

《史记》的完成距今已两千多年了，它自传布开来以后，历朝历代都有不少人注释它，说明它，研究它。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史记》研究更是出现了新的局面，研究论著发表数量之多，研究专题之广泛，研究程度之深，研究方法之多样，都是空前的。在《史记》中悲剧性崇高人物形象的两种类型，即：1．为社会变革而牺牲的悲剧英雄；2．由于自身缺陷、过失而导致失败的悲剧英雄，从马克思主义人类学角度，指出了他们身上所蕴含着的牺牲精神。《史记》先介绍了康德、车尔尼雪夫斯基对崇高的认识，在以秦始皇、汉武帝、孔子等人为例，从审美感受的角度阐明了这类人物也同样能给人竹来崇高美感，并从中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我们民族精神中最可宝贵的建功立业、奋发有为的旺盛生命力。又从精神崇高的内在审美本质人手，去发掘、体验人物形象精神世界中的崇高美，按精神崇高的具体内容划分，又分为四个小部分：1．为维护自己人格的尊严而以弱抗暴、甘愿自殉的崇高人物；2．热爱祖国，不惜以身相殉的崇高人物；3．急人解危、见义勇为、不惜杀身成仁的崇高人物；4．自强不息、终成功业的崇高人物。通过以上的具体分析而得出本探讨的基本结论，即从美学意义上的崇高观人手，《史记》中的诸多人物身上都具有一种崇高美，当我们在与他们进行心灵碰撞时，都能深切地感受到来之于对方的崇高美感，之所以能够产生这种崇高美感，除了人物形象自身固有的因素外，作者司马迁的崇高人格便

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对《史记》中的诸多人物形象加以分析、挖掘他们身上所蕴含的崇高美，体会到伟大的华夏民族精神文化中最宝贵的灵神。

司马迁的史家主体意识是司马迁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在对历史这一客体的再创造中,所体现出来的独特体验和自觉认识。它主要是在史学传统、社会实践、个人遭遇这三个因素的相互作用中逐步形成的。司马迁采用“诗”的方法去描述历史对象,用文学笔法表现历史内容,从而形成了《史记》“诗史交融”的特色,使《史记》实现了“历史实录”与“艺术创新”

的高度融合。司马迁的史家主体意识在《史记》人物传记中主要表现在三大方面:鲜明的感情性、苦心经营的叙事结构、通体观照的人物传记。司马迁写作《史记》人物传记,不是纯客观地叙述传主的生平,而是常常把自己融入角色,把他对历史的考察,对历史人物的爱憎,以及自己的生活体验和真挚感情,凝聚在作品中,因而使《史记》具有了浓郁的感情色彩。《史记》的抒情渊源、抒情内容、抒情方式、抒情效果四个方面探讨了司马迁的史家主体意识与《史记》传记文学情感力量的关系。司马迁苦心经营的叙事结构,是他实现其著史理想的重要途径,他可分为大结构、小结构两个层次。大结构即“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例,它们不仅各具笔法,自成体系,而且又是一个严密的整体;小结构即《史记》人传记具体篇章的结构模式,司马迁在一般模式的基础上,又因人而异地创造了“红线贯串式”、“绾结串连式”、“穿插包孕式”等多种结构方式。司马迁在撰写人物传记时,运用了通体观照的手法来结构全篇，形成缜密的艺术构思。

司马迁的《史记》不仅是文学史上的一大瑰宝更是历史学上的重要文献，对研究我国的历史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