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 解码

传统上，大众传播研究已根据信息流通或流通将传播过程概念化。这个模式由于其发送者／信息／接收者的线性特征，由于仅只关注信息交流的层面而未能把不同时刻作为一个复杂关系结构的结构化概念而受到批判。然而，通过表现相连而各异的诸多环节——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再生产—一生产并维持这个结构，也有可能(并且这是有用的)根据这个结构来思考这一过程。这势必要把这个过程当做“主导的复杂结构”。诸多实践相联系，然而，每一项实践都保持着自己的特性及其特殊的形态、保持着自身的种种形式和存在条件，从而使这些实践得以维持下来。

这些实践的“对象”就是以特殊方式组织起来并以符号载体的形式出现的各种意义和信息，它们像任何形式的传播或语言一样，在——种话浯的语义链范围之内通过符码的运怍而组织起来。因此，机制，关系和生产实践在某个环节(“生产／流通’’环节)以符号载体的形式开始运作，这个符号载体是按“语言’’规则构成的。“产品”就是以这种话浯形式流通的。因而，这一过程在生产的一端不仅需要它的物质工具—一“手段”，还需要自己的各种社会(生产)关系——诸多实践在传播机制内的组织与结合。但是，产品的流通和针对不同观众进行的产品分配都是以这一话语形式发生的。话语一旦完成，接着就必须转译——改造成社会实践，如果流通既圆满又有效果的话。不赋予“意义”，就不会有“消费”。如果在实践中没有讲清楚意义，就不会有任何作用。这一方法的价值在于，虽然每一个环节在表述中对于作为整体的流通都是有必要的，但没有一个环节能完全保证下一个环节，尽管要根据下一个才能把它讲清楚。因为每个环节都有它特殊的形态和存在条件，所以每一个都是对“形式渠道”的打破或中断，而有效生产的流动(再生产)就是依这个“形式渠道”的连续而定的。

因此，既然不可能把研究限制在“仅仅产生于内容分析的渠道”，我们就必须要认识到信息的话语形式在传播交流(从流通的角度看)中占有一个特殊的位置，要认识到“编码”和“解码”的诸多环节是确定的环节，尽管二者与作为整体的传播过程相比仅仅是“相对自治的”。一个“未经加工的”历史事件不能以这种形式通过电视新闻来传播。事件必须在电视话语的视听形式范围之内符号化。在以话语符号传送的这一环节中，历史事件服从语言所赖以指涉的所有复杂的形式“规则”。用悖论的方式讲，这个事件在变为可传播的事件之前，必须要变成一个“故事”。此时，话语形式的次要规则“占主导地位”，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使它所指涉的历史事件、使这种次要规则于其中发挥作用的社会关系、以及以这种方式被符号化的事件的社会政治后果不复存在。从信息来源到接收者的渠道中，“信息形式”是事件必要的“表象形式”。成为或脱离“信息形式”(或者符号交换的模式)的转换，不是我们可以随便看重或忽略的一个任意“环节”。“信息”形式是一个确定的环节；然而，在另一个层次上，它仅仅形成了传播学系统的表面运动，并且需要在另一个阶段融入到传播过程的社会关系中去，传播过程是一个整体，而它只构成这个整体的一部分。

根据这种一般看法，我们可以粗略地勾勒出电视传播过程的如下特点。广播的制度结构及其实践和生产网络、它们构成的关系和技术基础结构，都是制作一个节目所必须的。这里，生产建构了信息。那么，在某种意义上，流通就从这里开始。当然，生产过程并非没有其“话语的”方面；它也完全是由意义和思想来架构的：即应用中的知识——这关乎生产的日常程序、历史地界定了的技术技巧、职业观念、制度知识、定义和设想，有关观众的设想等等，所有这些都通过这种生产结构来架构节目的体例。进而言之，尽管电视节目的种种生产结构开创了电视话语，但并未构成一个封闭系统。根据其他材料来源和话语构成，它们找出话题、处理方法、议程、事件、人事、观众形象、“形势的界定”。而在更宽泛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结构中，它们只是一个被区别的部分。在一个较为传统的框架内，在关于观众既是“信息来源”又是电视信息的．“接收者”这一方法的讨论中，菲利普·艾略特简明扼要地表达了这一点。因此；借用马克思的术语来讲，流通和接收在电视传播中实际上就是生产过程的“环节”，并通过许多歪曲的和结构的“反馈”再次融入生产过程本身。因而，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电视信息的消费或接收本身也是电视生产过程的一个“环节”，尽管后者是“主导的”，因为它是信息“实现的出发点”。所以，电视信息的生产与接收不是同一的，而是相联系的，在由作为一个整体的交流过程的社会关系形成的总体性中，它们是各自区别的环节。

然而，在某一环节上，各种广播结构必须以一个有意义的话语的形式生产已编码的信息。生产的制度一社会关系作为产品得以“实现”必须在语言的话语规则的制约下运转。这就启动了一个更具区别性的环节，在这个环节中，话语和语言的形式规则占有主导地位。在这个信息产生效果(不管如何界定)、满足一个“需要”

或者付诸“使用”之前，它首先必须被用作一个有意义的话语，被从意义上解码。就是这组已解码的意义“产生效果”、发生影响、取悦于人、引导或者劝说他人，产生非常复杂的感知、认知、情感、意识形态或者行为结果。在一个“确定的”环节中，这个结构利用符码生产“信息”：在另一个确定的环节中，“信息”通过解码而流入到社会实践的结构中。现在，我们完全明白，不能以简单的行为术语去理解对观众接收和“使用”的实践的二次进入。在关于种种孤立因素——效果、使用、“满足需要”——的实证主义研究中辨识出来的许多典型过程本身就是由理解的结构来架构的，也是由社会经济关系来生产的，社会经济关系在接收链条的末端促成诸过程的“实现”，允许在话语中符号化的意义转换为实践或者意识(获得社会使用价值或者政治效果)。

很明显，在下图中，我们标以“意义结构广与“意义结构2”的部分也许并不相同。它们没有构成一种“直接的同一性”。编码和解码的符码也许并不是完全对称的。对称的程度——即在传达交流中“理解”和“误解”的程度——依赖于“人格化”、编码者一生产者和解码者一接收者所处的位置之间建立的对称／不对称(对等关系)的程度。但是，这转而又依赖于符码间的同一性／非同一性的程度，这些符码完全或不完全地传达、中断或系统地扭曲所传达的一切。符码之间缺乏相宜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广播者和听众之间关系与地位的结构差异，但也取决于“信息来源”与“接收者”的符码之间的不对称性，这种不对称发生在转换为和脱离话语形式这一环节。所谓“扭曲”和“误解”恰恰因传播交流的双方缺乏对等性而产生。这再次界定了在各话语环节中信息登录和播放的“相对的自治性”，以及“确定性”。

使用这个基本图表已经开始改变了我们对较陈旧的术语——电视“内容”——的理解。我们刚刚开始认识它何以改变我们对观众接收、“解读”和反应的理解。以前，传播学研究已宣告了发端与结束，因此，我们必须要谨慎。但是，看来有理由认为在所谓观众研究中一个新的、令人激动的阶段也许正在开始。在传播链条的任意一端，使用符号学图表预示着要驱除残存的行为主义，行为主义长期以来执著地从事大众媒体研究，尤其是对内容的研究。尽管我们知道电视节目像护膝上的塞子那样并不是行为的投入，对研究传统的人来说，将传播过程概念化而不至于使其沦落为江河日下的一个或又一个行为主义的变体看来已不是不可能的了。正如格伯纳所说，我们知道，在电视屏幕上再现的暴力“不是暴力而是有关暴力的信息”。但是，我们还在继续研究暴力问题，就好像我们不能够理解这一认识论的差别。

电视符号是一个复杂符号。它自身是由两种类型的话语一一视觉话语和听觉话语一一结合而构成的。此外，用皮尔斯的术语来说，它是图像符号，因为“它拥有所再现的事物的一些特点”。这一点已经引起很多混乱，并为视觉语言的研究提供了激烈争论的场所。因为视觉话语将三维世界转译为二维的层次，它当然不能成为它所指称的对象或者概念。电影中的狗会叫却不能咬人；现实存在于语言之外，但它永远要依靠并通过语言来中介。我们所能知道的和所说的一切不得不在话语中并通过话语来产生。话语“知识”不是以语言明晰地再现“真实”而获得的产品，而是就真符号——即使在这里符码发挥着不同于其他符号的符码的作用。语言没有零度。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对所再现的事物或者概念的明显忠实的再现——就是语言对“真实”的某种明确表述的结果和效果。这是话语实践的结果。

当然，一定的符码也许广泛地分布在一个具体的语言群体或者文化中，人们在年幼时就开始学习它，以至于这些符码似乎不是建构的一符号和指称对象之间清晰表达的结果——而是“天生”就有的。在这个意义上，简单的视觉符号似乎已经实现了一种“近似的普遍性”(near—universality)：尽管有证据表明，明显的“先天”视觉符码甚至都是文化一具象。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没有符码介入，而是意味着符码已经被深深地“自然化”了。对被自然化(naturalized)的符码操作并未指证语言的透明性和“自然性”(naturalness)，而是揭示了使用中的符码的深度、习惯性及近似的普遍性。这些符码生产明显地“自然的”认知。这就产生了隐藏在场的编码实践的(意识形态的)效果。但是，我们一定不要被种种表象所愚弄。事实上，自然化的符码所证实的——切就是适应性的程度，在意义交流的编码和解码双方之间存在基本的相互联合、相互依存的关系——一种既成的对等时；它才产生。在解码一方，符码的功能往往会假定自然化感知的状态。这促使我们认为“奶牛”的视觉符号实际上就是(而非再现)动物奶牛。但是，假如我们思考畜牧业手册中奶牛的视觉再现——甚至更进一步，语言符号“奶牛”的视觉再现一—我们就能明白，在不同程度上，二者在关于它们所再现的那个动物的概念上是任意的。利用指称对象的概念清晰地表达一个任意的符号——无论是视觉的还是语言的——

不是自然的而是约定俗成的产物，话语约定论需要符码的介入和支持。因此，艾柯认为图象符码“看起来像真实世界里的事物，因为它们再造了电视观众感知的各种条件(即符码)”。然而，这些“感知的条件”是高度符码化的，即使实质上实的关系和条件准确用语言表述而获得的产品。这样，没有符码的操作就没有明白易懂的话语。因此，图象符号也就是符码化的是无意识的一系列操作——即解码过程的结果。这像任何其他一种符号一样，具有照片或者电视图象般的真实。然而，图象符号被“解读”为自然的，仅仅是因为视觉的感知符码流传得非常广泛，因为这种类型的符号比起语言符号来说较少任意性，语言符号“奶牛”不具有所再现的事物的任何特性，然而，视觉符号似乎带有该事物的一些特性。

这可以帮助我们澄清当前语言学理论的混乱，并且准确界定一些关键术语在本文中是如何运用的。语言学理论往往利用“外延”和“内涵”的差异。“外延”这个术语在很大程度上相当于一个符号的字面意义：因为这个字面意义几乎是被普遍认可了的，尤其是在利用视觉话语时，“外延”通常与语言中对“现实’’的文字描写相混淆，因而与没有符码介入的“自然符号”相混淆。另二方面，“内涵”仅仅用来指不太固定的，因此是更为惯例化、更为多变的联想意义，这些意义显然依具体事例而定．所以一定要依靠符码的介入。

我们并不这样利用外延／内涵的差异。以我们的观点来看，这个差异只是一个分析的差异。在分析中能使用一个粗略的规则是有益．的。这个规则把任何语言群体在任何时间视做符号的“字面”意义与这个符号可能产生的更多的联想意义(内涵)区别开来。但是，分析的各种差别一定不要与现实世界中的差别相混淆。很少会有这样的例子，在话语中组成的符号仅仅表示其“字面”(即近乎普遍地认可了的)意义。在实际的话语中，大多数符号会把外延和内涵两方面(正如上面重新界定的那样)结合起来。那么，有人也许会问，“为什么我们要完全保留这个差异呢?”这主要与分析的价值有关。这是因为符号似乎获得了全部的意识形态——价值——似乎可以用更广泛的意识形态话语与意义来自由清楚地表达——在其“联想的”意义的层面上讲(即在内涵的层次上讲)——因为这里“意义”没有在自然感知中明显地确定下来(即意义没有完全被自然化)，其意义和联想的流动性会更为完全地被利用和转换。所以，正是在符号的内涵层次上，情境意识形态(Situationalideologies)改变并且转换着意义。在这个层次上，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意识形态在话语中以及对话语的积极介入。这里，符号对于新的强调是开放的，用沃洛西诺夫的术语来讲，完全进入到争夺意义的斗争之中——语言中的阶级斗争。这并不意味着外延或者“字面”意义外在于意识形态。实际上，我们可以说其意识形态价值被强有力地固定下来——因为符号已全然变得普遍和“自然”。那么，在特定的语境中，“外延”和“内涵”这两个术语作为有用的分析工具就不是用来区分语言中意识形态的在场／缺场，而是仅仅用来区分意识形态与话语相交叉’所处的不同层次。

视觉符号内涵的层次、以及在意义和联想的不同话语领域中语境指涉和定位，就在已然符码化的各种符号与文化的深层语义符码相互交叉的地方，并呈现出附加的、更为活跃的意识形态之维。我们可以从广告话语中举出一例。这里也没有“纯粹外延的”再现，当然也没有“自然的”再现。广告中每一个视觉符号意味着质量、情景、价值或者推论，这呈现为依赖内涵定位的一种暗示或者暗示的意义。在罗兰·巴尔特的例子中，毛衣总是表示一件“温暖的外衣”(外延)，因而表示“保暖”这一活动／价值。但是，在更多的内涵层次上也有可能表示“冬天的到来”或者“寒冷的一天”。在时装的具体化的次符码中，毛衣也可以意味着最新女时装的流行款式，或换句话说，也可以意味着服装的一种休闲款式。如果置于正确的视觉背景之中并被浪漫的次符码定位，它可以意味着“长时间在秋林中漫步”。显而易见，这种次序的符码使符号与社会中更广泛的意识形态领域拉上关系。这些符码就是促使权力和意识形态在各种特殊的话语中表达意义的途径。它们用符号来指称任何文化归类于其中的“意义图表”；那些“社会现实的图表”有着各种各样的社会意义、实践及用途，以及“书写进”符号中的权力和利益。罗兰·巴尔特声称，能指的各内涵层次“与文化、知识和历史都有着密切的交流，这就是说，正是通过它们，环境世界才侵入到语言和语义系统。也许，它们就是意识形态的碎片”。电视符号所谓的外延层次由一定的非常复杂的(但是有限的或者说是“封闭的”)符码固定下来。但其内涵层次虽然也是固定的，但更为开放，服从于利用其多义价值的更为活跃的转换。任何已经如此构成的符号都可能转换为一个以上的内涵建构。然而，多义一定不要与多元论相混淆。各内涵符码之间并不对等。任何社会／文化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封闭，都倾向于强制推行其社会、文化和政治领域的分类。这些分类构成一个主导文化秩序，尽管这个秩序既不是意义单一的，也不是无可争辩的。“主导话语结构”这一问题是关键的

一点。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似乎被划分为各个，话语领地，等级分明地组合进主导的或选中的意义。新的令人难以捉摸或令人困惑的事件，破坏了我们的期望，并与我们的“常识建构”、与我们社会结构的“想当然的”知识相抵牾。这些事件必须首先安排进各自话语的领地才可以说“具有意义”。“绘制”这张事件的图表的最普通的方式就是把新事件安排进现存的“问题重重的社会现实图表”的某个领地。我们说主导的，并不是“决定性的”，因为总是存在着不仅仅是以一种“绘制的”方式来处理、归类、安排和解码一个事件的可能。但是我们说“主导的”，是因为存在着一种。“被挑选出来的解读”方案：在这些解读内镌刻着制度／政治／意识形态的秩序，并使解读自身制度化。在“被挑选出来的意义”的多个领域镶嵌着整个社会秩序，它们显现为一系列的意义、实践和信仰：如对社会结构的日常知识、“事物如何针对这一文化中所有的实践目的而发挥作用”、权力和利益的等级秩序以及合法性、限制和制裁的结构。因此，为了在内涵层次上澄清“误解”，我们必须通过符码来谈社会生活秩序、经济政治权力的秩序以及意识形态秩序。此外，因为这些测绘是“以支配关系为其结构”，但又不是封闭的，交往过程并非存在于这样的安排之中，即毫无疑问地将每一个视觉项目安置在一套预先安排的符码之内的特定位置上，而是存在于一套演示规则(performative rules)之中——能力与使用的规则、使用中的逻辑的规则一这些规则积极寻求强化某一语义域并使其凌驾于另一语义域，并强行把义项(item)纳入或使其脱离适当的意义一集合。正统的符号学过于忽视阐释工作的实践，尽管实际上这构成了电视中各种广播实践之间的真实关系。

那么，在谈及主导意义时，我们不是在谈论支配所有事件会怎样被指涉的一个单方面的过程。这个过程要求在事件获得的内涵意义的主导定义的限制之内加强对这个事件的解码，为其赢得似真性和合法性。特尔尼指出：

我们用解读一词不仅是指鉴别并解码一定数量的符号的能力，而且是指这样的主观能力，即将这些符号放入它们之间及与其他符号之间的创造性关系中。这个能力自身是指对一个人所处总体环境的全面感知的条件。

这里，我们是在与“主观能力”的观念争论，好像电视话语的指称对象是一个客观事实，而阐释层次是一个个体化的、私人的事情。事实似乎恰恰相反。电视实践恰恰把“客观”(即制度的)职责认作是在任何话语实例中迥异的符号之间相互制约的关系。因此，电视实践不断地把这类被安排的义项再安排、限定并写入“对总体环境的认识”。

这就给我们带来误解的问题。电视节目生产者发现他们的信息“未被理解”，必须经常致力于清理交流链条上的症结，以此来推动传播的“有效性”。很多研究声称“政策导向分析”的客观性，通过试图发现观众回忆起一条信息的多少内容，增强理解程度，而再次实现这一管理目标。对字面意义的一种误解无疑是存在着的。电视观众不知道所采用的术语，不能理解议论或者阐述的复杂逻辑。他们对这种语言不熟悉，发现各种概念太陌生或者太晦涩，或者被说明性的叙述所迷惑。但是，广播员往往关注的是观众未能按他们，(广播员)的意愿理解意义。他们真正想说的是电视观众没有在“主导的”或“所选的”符码范围内活动。他们的理想是“完全清晰的传播”。然而，他们不得不面对的是“系统地被扭曲的传播”。

近几年来，人们通常参照“选择性感知”来解释这种差异。一种残存的多元论就是通过这扇门避开了具有高度结构性的、不对称的和不对等的过程的冲击。当然，总会有私人的、个体的、不同形式的解读。但是，“选择性感知’’几乎从不像这个概念所暗示的那样是选择性的、任意的、私人化的。这些方法越过个体的不同形式展示出重要的符码簇。因此，任何新的观众研究方法将不得不开始于对“选择性感知”理论的批评。

初期，人们就争论，因。为编码与解码之间没有必然的一致性，前者可以尝试“预先选定”，但不能规定或者保证后者，因为后者有自己存在的条件。除非二者大相径庭，编码过程具有建构某些界限和参数的作用，解码过程就是在这些界限和参数中发挥作用的。如果没有界限，观众就可以简单地将他们所喜欢的一切解读成任何信息。人们无疑对这类符码存在着一些总体的误解，但是，这个广阔的范围必须包含编码时刻与解码时刻之间的某种程度的互换关系，否则我们根本就无从言及有效的传播交流。然而，这个“一致性”不是给定的而是建构的。它不是“天生的”而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时刻之间表述的产品。并且，前者不能简单地决定或者保证会采用哪一些解码过程中的符码。否则，传播就会成为一个完全对等的流通，而每一条信息

就会成为“完全明晰的传播”的一个实例。那么，我们必须要想到各种形式的表述，在这些表述中编码过程／解码过程得以结合起来。为了详细说明这一点，我们对一些可能的解码地位进行一次假想的分析，以便加强对“没有必然的一致性”这一观点的认识。

我们区别出三个假想的地位，由此可以建构电视话语的各种解码过程。这些过程需要从经验上予以检验和完善。但是，解码过程并非不可避免地依据编码过程，二者并不是同一的，这一论点加强了“没有必然的一致性”的论点。根据“被系统地扭曲的传播”理论，它也有助于解构“误解”的常识性意义。第一个假想的地位是。主导一霸权的地位(dominant—hegemonic position)。比如说，电视观众直接从电视新闻广播或者时事节目中获取内涵的意义，并根据用以将信息编码的参照符码把信息解码时，我们可以说电视观众是在主导符码范围内进行操作。这就是“完全明晰的传播”的理想一典型的情况——或者我们“为了所有的实践目的”已经尽可能达到了那个理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区分由职业符码促成的位置。职业广播员在对一个已经以霸权的方式指涉的信息进行编码时，占据的就是这一位置(由我们也许应该确定为“元符码”的运作来促成的)。职业符码对于主导符码来说是“相对独立”的，因为它运用了自己的标准并进行自己的转换操作，尤其是那些带有技术一实践特性的标准和操作。然而，职业符码是在主导符码的“霸权”内部发挥作用的。事实上，它恰恰是通过括除主导符码的“霸权”本质，代之以被置换的职业符码，从而再生产主导定义。职业符码将这样明显的中立一技术问题如视觉本质、新闻及演播价值、播映本质、“职业特性”等等凸现出来。也就是说，对北爱尔兰的政策、或者智利的政变、或者《工业关系法案》的霸权阐释，主要是由政治和军事精英们制定的：通过职业符码的操作，选择并结合具体挑选播映的场合与式样、挑选职员、选择影像和现场辩论。广播职员是如何既能以他们自己“相对自治的”符码进行操作，又能以这样一种方式活动，即对各种事件进行(并非没有矛盾的)霸权指涉的再生产，这是本文不能澄清的一个复杂的事情。专业人员不仅是通过广播机构自身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机器”所处的地位，而且还通过节目播放的结构(即系统地“超量播放”精选的精英人员和他们在电视节目中“对形势的界定”)而与这些精英们联系在一起。能说明这一点也就足够了。甚至可以说，职业符码特别是通过不明显地偏爱主导方向的操作来再生产霸权性的定义。因而，此时意识形态的再生产“背地里”不经意地、无意识地发生了。当然，冲突、矛盾、甚至是误解也就经常在主导与职业意义之间及各自的符号代理之间有规律地发生。

我们将要确定的第二个地位是协调的符码(negotiated code)或者地位。大多数观众也许非常充分地理解什么已被界定为主导的、什么已被指涉为职业的。然而，主导的定义就是霸权性的，这恰恰是因为它们代表了对处于主导地位的(普遍的)形势和事件的界定；主导的定义将事件或含蓄或明显地与宏大的总体化、与宏大的组合的世界观结合起来：他们对各种问题采取“夸大的观点”，他们将事件与“民族利益”或者地缘政治学相联系，即使他们是以掐头去尾、颠倒的或神秘化的方式进行的；霸权观点的定义是(a)它用自己的语言界定可能产生各种意义的精神世界以及社会或文化中种种关系的—完整层面(b)它带有合法的印记——它与关于社会秩序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应当如此的”说法相联系。在协调的看法内解码包含着相容因素与对抗因素的混合：它认可旨在形成宏大意义(抽象的)—的霸权性界定的合法性，然而，在一个更有限的、情境的(定位的)层次上，它制定自己的基本规则——依据背离规则的例外运作。它使自己的独特地位与对各种事件的主导界定相一致，同时，保留权力以更加协调地使这种主导界定适合于“局部条件”、适合于它本身团体的地位。从而，这种主导意识形态的协调观点通过矛盾得以萌芽，尽管这些矛盾仅在一定的场合下才可以全部看清。协调符码通过我们可称之为具体的或者定位的逻辑运作，而这些逻辑通过它们与各种话语及权力逻辑的有差别的、不平等的关系得以维持。一个协调符码的最简单的例子是，它控制工人对《工业关系法案》的观念的反应——这项法案限定罢工或论证冻结工资的权力。在“民族利益”的层次上，在经济辩论中，解码者可以利用霸权性的界定，同意“我们都必须要给予自己少一些，以便抵制通货膨胀”。然而，这也许与他／她愿意为了更多的工资和更好的条件去罢工，或者以车间或工会组织来反对《工业关系法案》很少或毫无关系；我们怀疑大多数所谓的“误解”产生于霸权一主导编码与协调一自治的解码之间的矛盾和分歧。正是各种层次上的不相称往往招致限定的精英和专业人员看出“传播中的失败”。

最后，电视观众有可能完全理解话语赋予的字面和内涵意义的曲折变化，但以一种全然相反的方式去解码信息。他／她以自己选择的符码将信息非总体化，以便在某一个参照框架中将信息再次总体化。这是电视

观众的情况，他收听对限制工资的必要性的辩论，可是，每次都将提及的“国家利益”“解读”为“阶级利益”。他／她利用我们必须称之为对抗的符码进行操作。一个最重要的政治环节(因明显的原因，它们在广播组织自身之内也与关键环节一致)就是开始对抗地解读以协调的方式进行正常指涉和解码事件的时刻。这时，“意义的政治策略”——话语的斗争——加入了进来。

(*本文编选自《电视话语中的编码和解码》

传统上，大众传播研究已根据信息流通或流通将传播过程概念化。这个模式由于其发送者／信息／接收者的线性特征，由于仅只关注信息交流的层面而未能把不同时刻作为一个复杂关系结构的结构化概念而受到批判。然而，通过表现相连而各异的诸多环节——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再生产—一生产并维持这个结构，也有可能(并且这是有用的)根据这个结构来思考这一过程。这势必要把这个过程当做“主导的复杂结构”。诸多实践相联系，然而，每一项实践都保持着自己的特性及其特殊的形态、保持着自身的种种形式和存在条件，从而使这些实践得以维持下来。

这些实践的“对象”就是以特殊方式组织起来并以符号载体的形式出现的各种意义和信息，它们像任何形式的传播或语言一样，在——种话浯的语义链范围之内通过符码的运怍而组织起来。因此，机制，关系和生产实践在某个环节(“生产／流通’’环节)以符号载体的形式开始运作，这个符号载体是按“语言’’规则构成的。“产品”就是以这种话浯形式流通的。因而，这一过程在生产的一端不仅需要它的物质工具—一“手段”，还需要自己的各种社会(生产)关系——诸多实践在传播机制内的组织与结合。但是，产品的流通和针对不同观众进行的产品分配都是以这一话语形式发生的。话语一旦完成，接着就必须转译——改造成社会实践，如果流通既圆满又有效果的话。不赋予“意义”，就不会有“消费”。如果在实践中没有讲清楚意义，就不会有任何作用。这一方法的价值在于，虽然每一个环节在表述中对于作为整体的流通都是有必要的，但没有一个环节能完全保证下一个环节，尽管要根据下一个才能把它讲清楚。因为每个环节都有它特殊的形态和存在条件，所以每一个都是对“形式渠道”的打破或中断，而有效生产的流动(再生产)就是依这个“形式渠道”的连续而定的。

因此，既然不可能把研究限制在“仅仅产生于内容分析的渠道”，我们就必须要认识到信息的话语形式在传播交流(从流通的角度看)中占有一个特殊的位置，要认识到“编码”和“解码”的诸多环节是确定的环节，尽管二者与作为整体的传播过程相比仅仅是“相对自治的”。一个“未经加工的”历史事件不能以这种形式通过电视新闻来传播。事件必须在电视话语的视听形式范围之内符号化。在以话语符号传送的这一环节中，历史事件服从语言所赖以指涉的所有复杂的形式“规则”。用悖论的方式讲，这个事件在变为可传播的事件之前，必须要变成一个“故事”。此时，话语形式的次要规则“占主导地位”，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使它所指涉的历史事件、使这种次要规则于其中发挥作用的社会关系、以及以这种方式被符号化的事件的社会政治后果不复存在。从信息来源到接收者的渠道中，“信息形式”是事件必要的“表象形式”。成为或脱离“信息形式”(或者符号交换的模式)的转换，不是我们可以随便看重或忽略的一个任意“环节”。“信息”形式是一个确定的环节；然而，在另一个层次上，它仅仅形成了传播学系统的表面运动，并且需要在另一个阶段融入到传播过程的社会关系中去，传播过程是一个整体，而它只构成这个整体的一部分。

根据这种一般看法，我们可以粗略地勾勒出电视传播过程的如下特点。广播的制度结构及其实践和生产网络、它们构成的关系和技术基础结构，都是制作一个节目所必须的。这里，生产建构了信息。那么，在某种意义上，流通就从这里开始。当然，生产过程并非没有其“话语的”方面；它也完全是由意义和思想来架构的：即应用中的知识——这关乎生产的日

常程序、历史地界定了的技术技巧、职业观念、制度知识、定义和设想，有关观众的设想等等，所有这些都通过这种生产结构来架构节目的体例。进而言之，尽管电视节目的种种生产结构开创了电视话语，但并未构成一个封闭系统。根据其他材料来源和话语构成，它们找出话题、处理方法、议程、事件、人事、观众形象、“形势的界定”。而在更宽泛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结构中，它们只是一个被区别的部分。在一个较为传统的框架内，在关于观众既是“信息来源”又是电视信息的．“接收者”这一方法的讨论中，菲利普·艾略特简明扼要地表达了这一点。因此；借用马克思的术语来讲，流通和接收在电视传播中实际上就是生产过程的“环节”，并通过许多歪曲的和结构的“反馈”再次融入生产过程本身。因而，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电视信息的消费或接收本身也是电视生产过程的一个“环节”，尽管后者是“主导的”，因为它是信息“实现的出发点”。所以，电视信息的生产与接收不是同一的，而是相联系的，在由作为一个整体的交流过程的社会关系形成的总体性中，它们是各自区别的环节。

然而，在某一环节上，各种广播结构必须以一个有意义的话语的形式生产已编码的信息。生产的制度一社会关系作为产品得以“实现”必须在语言的话语规则的制约下运转。这就启动了一个更具区别性的环节，在这个环节中，话语和语言的形式规则占有主导地位。在这个信息产生效果(不管如何界定)、满足一个“需要”或者付诸“使用”之前，它首先必须被用作一个有意义的话语，被从意义上解码。就是这组已解码的意义“产生效果”、发生影响、取悦于人、引导或者劝说他人，产生非常复杂的感知、认知、情感、意识形态或者行为结果。在一个“确定的”环节中，这个结构利用符码生产“信息”：在另一个确定的环节中，“信息”通过解码而流入到社会实践的结构中。现在，我们完全明白，不能以简单的行为术语去理解对观众接收和“使用”的实践的二次进入。在关于种种孤立因素——效果、使用、“满足需要”——的实证主义研究中辨识出来的许多典型过程本身就是由理解的结构来架构的，也是由社会经济关系来生产的，社会经济关系在接收链条的末端促成诸过程的“实现”，允许在话语中符号化的意义转换为实践或者意识(获得社会使用价值或者政治效果)。

很明显，在下图中，我们标以“意义结构广与“意义结构2”的部分也许并不相同。它们没有构成一种“直接的同一性”。编码和解码的符码也许并不是完全对称的。对称的程度——即在传达交流中“理解”和“误解”的程度——依赖于“人格化”、编码者一生产者和解码者一接收者所处的位置之间建立的对称／不对称(对等关系)的程度。但是，这转而又依赖于符码间的同一性／非同一性的程度，这些符码完全或不完全地传达、中断或系统地扭曲所传达的一切。符码之间缺乏相宜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广播者和听众之间关系与地位的结构差异，但也取决于“信息来源”与“接收者”的符码之间的不对称性，这种不对称发生在转换为和脱离话语形式这一环节。所谓“扭曲”和“误解”恰恰因传播交流的双方缺乏对等性而产生。这再次界定了在各话语环节中信息登录和播放的“相对的自治性”，以及“确定性”。

使用这个基本图表已经开始改变了我们对较陈旧的术语——电视“内容”——的理解。我们刚刚开始认识它何以改变我们对观众接收、“解读”和反应的理解。以前，传播学研究已宣告了发端与结束，因此，我们必须要谨慎。但是，看来有理由认为在所谓观众研究中一个新的、令人激动的阶段也许正在开始。在传播链条的任意一端，使用符号学图表预示着要驱除残存的行为主义，行为主义长期以来执著地从事大众媒体研究，尤其是对内容的研究。尽管我们知道电视节目像护膝上的塞子那样并不是行为的投入，对研究传统的人来说，将传播过程概念化而不至于使其沦落为江河日下的一个或又一个行为主义的变体看来已不是不可能的了。正如格伯纳所说，我们知道，在电视屏幕上再现的暴力“不是暴力而是有关暴力的信息”。但是，我们还在继续研究暴力问题，就好像我们不能够理解这一认识论的差别。

电视符号是一个复杂符号。它自身是由两种类型的话语一一视觉话语和听觉话语一一结合而构成的。此外，用皮尔斯的术语来说，它是图像符号，因为“它拥有所再现的事物的一些特点”。这一点已经引起很多混乱，并为视觉语言的研究提供了激烈争论的场所。因为

视觉话语将三维世界转译为二维的层次，它当然不能成为它所指称的对象或者概念。电影中的狗会叫却不能咬人；现实存在于语言之外，但它永远要依靠并通过语言来中介。我们所能知道的和所说的一切不得不在话语中并通过话语来产生。话语“知识”不是以语言明晰地再现“真实”而获得的产品，而是就真符号——即使在这里符码发挥着不同于其他符号的符码的作用。语言没有零度。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对所再现的事物或者概念的明显忠实的再现——就是语言对“真实”的某种明确表述的结果和效果。这是话语实践的结果。

当然，一定的符码也许广泛地分布在一个具体的语言群体或者文化中，人们在年幼时就开始学习它，以至于这些符码似乎不是建构的一符号和指称对象之间清晰表达的结果——而是“天生”就有的。在这个意义上，简单的视觉符号似乎已经实现了一种“近似的普遍性”(near—universality)：尽管有证据表明，明显的“先天”视觉符码甚至都是文化一具象。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没有符码介入，而是意味着符码已经被深深地“自然化”了。对被自然化(naturalized)的符码操作并未指证语言的透明性和“自然性”(naturalness)，而是揭示了使用中的符码的深度、习惯性及近似的普遍性。这些符码生产明显地“自然的”认知。这就产生了隐藏在场的编码实践的(意识形态的)效果。但是，我们一定不要被种种表象所愚弄。事实上，自然化的符码所证实的——切就是适应性的程度，在意义交流的编码和解码双方之间存在基本的相互联合、相互依存的关系——一种既成的对等时；它才产生。在解码一方，符码的功能往往会假定自然化感知的状态。这促使我们认为“奶牛”的视觉符号实际上就是(而非再现)动物奶牛。但是，假如我们思考畜牧业手册中奶牛的视觉再现——甚至更进一步，语言符号“奶牛”的视觉再现一—我们就能明白，在不同程度上，二者在关于它们所再现的那个动物的概念上是任意的。利用指称对象的概念清晰地表达一个任意的符号——无论是视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