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编码解码

早期的受众观都是效果研究的副产品，直到“使用与满足学说”的研究,学术界才开始将受众作为研究对象来对待。

而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初步确立了受众的本体地位。

《编码／解码》的前身是霍尔1973年在莱斯特大学所做的一场学术报告，该学术报告不久后以《电视话语中的编码与解码》为题，发表在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 的内部刊物上。

在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非公开流通之后，这篇文章才被纳入《文化·媒介·语言》的论文集中得以公开发表。

一、整体梳理
1.关注受众研究（1-7）
传统研究把传播描述成线性过程，只关注局部；应当关注整体和结构。

对电视生产过程的分析可以参考马克思的思路，将其视作“生产一流通一分配／消费一再生产”的“接合”(articulation)，结构化地考察传一受活动。

电视传播的生产环节即是编码、解码，它们在符号和语法中接合，虽然模糊但确实存在，虽然浅显但指涉结构。

这个结构正是社会文化与政治结构，其中的意识形态补给着编码、解码。

传受面对的社会结构存在差异，这造成了他们对符码的使用是不对称的，编码、解码不是直接一致的。

这种不对称要求我们关注受众研究。

2.电视符号是被建构出来的（8-16）
电视符码不等于真实，它只是被深层次自然化，因而受众觉得近乎普遍，习惯，归根到底是建构出来的。

电视符码的外延是建构出来的，内涵对意识形态开放，是文化系统与符号系统的深度交织。

内涵所指之间是不平等的，存在一个受偏好的意义，“占主导地位的话语结构”。

3.结构化的符码
所谓有效传播，实质上是受众按照传者偏好的话语对符码作出解读。

要实现有效传播，就要研究环境整体，努力克服系统性扭曲(systematicallydistortedc。

illmunicatiOn)。

关于误读，解释是“选择性认知”，它遵循的是多元主义而回避了差异的根源——结构性不平等——-认定传受是对称的。

无论是误读还是有效传播，都是高度结构化的编码、解码之间所形成的不同“接合”。

关于“接合”情形，这里可以提出三种假设。

4.三种解码立场
主导一霸权式、协商式、抗争式
大部分的受众解码的过程是受众的思想与文本意义之间相互对话的过程，即协调解码的过程: 受众在选择文本意义的过程中必然会把自身的社会背景带入对媒介信息的解读中，这样，在文本的倾向性意义和受众的倾向性解读之间形成了一种协商的过程，而协商的结果就是受众对文本的解读。

二、对符号学的调整：从强调文本到强调受众
符号学认为文本或者符号是意义的主要载体，传统是把重心放在文本之上。

符号学家认为符号化是多数人发出的行为，但是面对文本他们又是没有抵抗力的，所以解读符号必须交给研究者来完成。

威廉斯对文化的重新定义，把“生活的总体方式”作为研究对象，对大众文化持平视态度，成为后继文化研究的一个基本观念。

霍尔虽然也是用经典符号学理论来分析电视传播内容，但是首先承认受众解码是结构化的。

编码者和文本虽然采取不同符号化策略，但是必须面对不同受众有组织地接受、协商、甚至抗争。

受众的判断和参与应该被承认和考虑。

三、从生产消费的直接同一到编码解码的非直接同一
传统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本身也是一种消费，包括对生产主体能力的消耗和生产资料的消耗。

马克思则补充，劳动者通过消灭生产的产品实现产品的人化，这种情况下，消费也是一种生产。

被马克思概括为“直接的同一性”。

霍尔一方面认为编码结构与解码结构都是由知识架构、生产关系和技术基础组成，要素上存在着一一对应的关系。

而另一方面，霍尔又强调编码、解码的“差异”，这种差异即是编码、解码在构成单元一致的条件下包含不同的内容，而这种内容不是个人的、不可预计的，而是编码者和解码者在不同社会文化结构下的不同养成。

1.编码和解码是指涉结构的，这个结构正是社会文化与政治结构
2.传受双方的结构是不对称的，因而编码、解码不是直接一致的
3.受众必须按照传者偏好的话语来解读，这是高度结构化的编码、解码之间所形成的
“接合”的一种。

4.三种解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