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
“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讨会”系列报告之一
过去二十年来的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
1998年6月21日至22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与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简称NBER）联合举办了“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学术研讨会”。

参加研讨会的有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局长、哈佛大学教授菲尔斯丁（Martin Feldstein），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成员、哈佛大学教授外斯（David Wise）、涛纳尔（Aaron Tornell）、魏尚进，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逊（Gale Johnson），瑞占（Raghuram Rajan），斯坦福大学教授绍文（John Shoven），宾州大学教授米歇尔（Olivia Mitchell），加州大学教授布兰斯提特（Lee Branstetter）、芬斯特（Robert Feenstra），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副主任海闻，赵耀辉、胡大源、梁能、姚洋、刘芍佳、张帆，来自中国其它研究机构和政府部门的学者、官员郭树清、张维迎、樊纲、左学金、郑京平、陈兴动、马晓野，海外学者李稻葵、胡祖六等。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首先以“当前我国经济的主要问题及未来发展的展望”为题，介绍了过去20年来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

一中国经济的奇迹
林毅夫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1979-1997年18年间国民经济保持了年均9.8% 的高增长速度，如果这一增长速度能够维持下去，则至迟到下世纪30年代，我国将成为世界上第一经济大国。

改革以来，我国经济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这一成就举世瞩目。

改革为什么能取得成功？这要从分析我国传统经济体制的成因入手。

建国初期，为了迅速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政府确定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

由于资本高度密集的重工业具有投资周期长、作为先进技术载体的机器设备需要大量从国外进口、投资规模巨大等三个特征。

而当时我国是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经济不发达国家，其特点是：生产剩余很少，资本积累很低，市场决定的利率很高，不利于投资周期长的重工业项目的发展；可以出口的商品很少，外汇短缺，市场决定的汇率很高，不利于发展重工业所需设备的进口；由于剩余主要来自于农业，而千家万户的小农生产非常分散，导致资金动员能力很低。

这样，重工业资本密集的特征与当时我国资本稀缺的农业经济的资源禀赋状况形成了直接的矛盾，因此就不可能依靠市场机制配置资源推动重工业优先发展，而需要政府出面，利用行政手段扭曲宏观政策环境，人为压低利率、汇率、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以及工资和生活必需品价格，以便一方面降低发展重工业的成本，另一方面动员资源发展重工业；在要素和产品价格被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下，资金、外汇、原材料及生产必需品就需要通过高度集中的计划渠道进行配置，同时还需要对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为了控制企业剩余的使用和在农村推行统购统销政策的需要，又分
别实行了工业部门的国有化和农业部门的人民公社化，对微观经营严格控制。

这样，以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为逻辑起点，相继形成了以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和没有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为特点的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

事实上，这种传统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并不是社会主义的必然产物，而是由在低水平的经济发展状况下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所导致的，世界上许多非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在采取了同样的发展战略以后，也形成了类似的经济体制。

这一体制在当时的状况下能最有效地动员各种资源，使得我国在资金稀缺、物质基础落后的情况下很快地建立起了一套比较完整的重工业体系；然而这一体制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这在微观方面体现为工人、农民缺乏生产积极性，工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在宏观上则是产业结构严重失调。

针对传统经济体制下严重缺乏活力的微观经营机制，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就从微观环节的放权让利入手，旨在改进微观激励机制，激发工人和农民的生产热情，提高微观经营单位的经济效率。

微观单位自主权的扩大打破了传统经济结构的整体性，以更具有效率的市场结构代替传统结构的制度变迁过程就以自我推进的方式发生。

在这个过程中，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成功使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企业自主权的扩大和来自非国有企业的竞争也提高了国有企业的效率，18年来，我国经济保持了平均每年9.8%的高增长速度，绝大多数老百姓是改革的受益者。

改革所取得的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被认为是继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之后的又一个经济奇迹，而且由于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因此我国经济持续的高速增长对世界所产生的影响远大于前两个奇迹。

在为所取得的成就欣慰的同时，令人们更为关注的是我国目前这种高经济增长的态势还能维持多久，国外有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在未来20～30年中还能保持高经济增长，林毅夫和国内的一些学者也持有这一观点，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充满信心。

林毅夫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信心来自于以下的分析：在决定一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各种因素中，最重要的是技术进步。

技术进步有两种实现方式：(1) 自己投资进行研究和开发；(2) 向其它国家学习、模仿，或者说花钱购买先进技术以实现本国的技术进步。

技术开发研究的特点是成功率很低，一般而言，95%的科研投资没有取得任何成果，而在取得成果的技术中也仅有一小部分具有商业价值, 因此发明技术的成本通常很高；相对而言，模仿和购买技术所需的成本就要低得多。

发达国家由于处于技术的最前沿，因此必须通过自己从事研究和开发才能实现技术进步，因而这些国家实现技术进步的成本高、时间长；而象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由于同发达国家在技术上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因此在选择技术进步的实现方式上就具有后进优势，可以选择成本低、时间短的模仿或购买的方式实现技术进步。

因此象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由于技术变迁的成本高，如果能长期维持3%左右的增长率就已经很难得了，而技术进步实现方式上的优势则使我国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保持象目前这样水平的高增长速度并不困难。

至于我国能保持多长时间的经济高速增长，则取决于我国同技术水平最高的国家间的技术差距。

日本在50年代开始经济的高速增长时，它同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要远远小于我国在79年改革开放之初同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而日本从50年代至80年代中保持了近40年的高增长速度，亚洲四小龙从60年代初至现在也维持了近40年的高速增长，因此从技术差距的潜力来说我国大致可以保持50年左右的高速经济增长，这意味着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应该还能够再维持30年。

根据这一分析，对比目前我国与美国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一个简单的计算就能表明，如果能把我国与美国之间7%的年经济增长率差距再保持30年，则至迟到下世纪30年代，我国的GDP总值就将超过美国，从而成为世界上最大最强的经济。

以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为例，1993年美国的人均GDP是23400美元，按官方汇率计算，当年我国人均GDP则为470美元，这一数值是美国的1/50，而我国的人口是美国的5倍，因此在93年，我国的经济规模是美国的1/10，如果我们能保持7个百分点的增长率差距，则大约在35年后即到下世纪30年代我国的经济规模就将超过美国；因为同样一美元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能购买的商品数量是不一样的，因此较客观的比较方法是购买力平价法，按此方法计算，我国93年人均GDP为2300美元，则我国的经济规模大致为美国的1/2,那么在10年后即在下世纪初我们就将达到美国的经济规模。

如果上述分析成为事实，则我国将成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由盛而衰，继而又由衰而盛的国家，这将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奇迹。

二体制不配套引发的问题
林毅夫接着分析了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

他指出，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走的是一条渐进的道路，从微观经营机制出发，然后逐步推向资源配置制度和宏观政策环境。

总的来说，宏观政策环境的改革滞后于资源配置制度，而资源配置制度的改革则落后于微观经营机制。

宏观政策环境改革滞后是有其原因的，改革之初，由于作为我国经济骨干力量的国有企业的特点是效率非常低、缺乏竞争能力、经营能力薄弱，如果象苏联和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那样通过“休克式”疗法进行全面的改革，则国有企业必将大量破产，国民经济就可能处于崩溃的边缘，社会就可能再次陷入动荡之中。

因此，为了维持国有企业的存在，为了社会的安定，我国选择了渐进式的改革道路。

这一改革方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然而，宏观政策环境改革的滞后导致了当前我国经济体制中微观经营机制、资源配置机制和宏观政策环境三者间的不配套，由此产生了一系列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国有企业亏损严重、银行呆帐坏帐问题恶化、地区差别和城乡差别扩大、周期性的经济波动以及粮食供求等问题。

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的解决，则势必会威胁到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安定。

具体分析如下：
1. 国有企业亏损
由于宏观政策环境方面改革的落后，目前国有企业依然背负着许多政策性负担，这些负担包括：(1) 沉重的职工养老负担和各种福利负担以及债务负担；(2) 一部分国有企业产品的价格依然被严重扭曲；(3) 有些国有企业的资本密集程度过高，不符合我国的资源禀赋条件。

政策负担的存在使得人们无法评价企业经营机制的高下和经营绩效的优劣，国家也缺乏对企业进行监督所需要的客观指标，国有企业总可以把任何亏损都归结为政策方面的原因所致，因为政府必须对因政策的原因所导致的亏损负责，因此企业的预算软无法硬化，当企业出现
亏损时，政府就必须给予补贴。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自主权越大，企业以各种方式侵吞企业资产和收益的可能性也就越高。

因此在放权让利的改革提高了国有企业生产率的同时，企业的盈利能力却在不断减弱，1996年国有企业的盈利状况大致是1/3盈利、1/3明亏、1/3暗亏，97年则出现了全行业亏损。

2. 银行业的经营风险
银行在收集信息和降低道德风险方面有天然的优势，因此在解决非对称信息问题时银行比其它金融机构要有利的多。

因而在全球范围内银行在各国的金融体系中都起着最重要的作用，在发展中国家尤为如此。

银行业的经营状况对整个经济至关重要，银行恐慌会引发整个经济的严重衰退，1997年东南亚发生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就是这些国家银行的坏帐率太高，过高的风险使得公众对银行业丧失了信心，由此导致了银行危机和汇率危机。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金融体制的改革和金融的深化，银行在我国经济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而且今后将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然而，目前我国银行业的呆帐、坏帐比例高达25%左右，甚至比东南亚各国的坏帐率还高。

1996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出现了全行业亏损。

如果这一局面不加以扭转，随着我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我国的银行体系极有可能受到外国投机者的冲击，由此可能导致我国的银行恐慌和金融危机，从而威胁到整个经济的发展。

改革所产生的经济体制的不配套是造成银行业呆帐、坏帐比例高的主要原因。

在实行拨改贷政策以后，国有企业主要是通过向银行贷款来获取资金，为了维持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的存在，政府继续把利率压低，低利率政策是目前向国有企业进行补贴的最主要手段。

以1994年为例，四大国有银行当年的贷款额为4万亿元，其中70%以上贷给了国有企业，按70%计算，则银行向国有企业的贷款额为2万8千亿元，当年银行贷款利率为12%, 而市场利率为25%～30%,两者间的差距超过10个百分点，这意味着1994年国有企业从银行贷款中获得的补贴超过2800亿元，而这一年国有企业的总利润只有2600亿元。

因此，如果放开利率，则将使国有企业的债务负担大为加重，国有企业在1994年就将全面亏损。

正因如此，利率在我国迟迟不能放开。

由于四大国有银行的资金主要是贷给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的主要债务是银行贷款，因而随着国有企业经营状况的恶化，企业还贷的可能性大为降低，从而导致银行呆帐和坏帐比例的大幅度上升，银行的经营风险随之增加。

3. 经济发展中的周期波动
由于银行利率仍然被人为压低，预算约束依然没有能够硬化，这使得改革以来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存在着周期性的经济波动。

每当政府放松对信贷和投资的管制以刺激经济的增长时，企业就会争相向银行贷款进行投资，投资的增加拉动了经济快速增长，与此同时储蓄并
不增加，因此政府只有通过增发货币来满足贷款的增加，而货币增加就会引发通货膨胀，同时贪污腐化现象也趋于恶化，为了维护社会稳定，政府就不得不推行宏观紧缩政策，砍投资，砍信贷，结果是在通货膨胀和贪污腐败得到控制的同时，经济增长速度就会减慢。

这就是所谓“一放就活，一活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活乱循环”现象。

令人担忧的是，这一波动具有周期越来越短、波动幅度和波动频率不断增大的趋势。

如果这种状况趋于恶化，我国经济就可能因此而崩溃。

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方法是放开利率，做到银行商业化和利率市场化。

1994年的五个改革中，把这一点作为主要目标，但至今为止难于实行，原因在于低利率贷款是目前政府补贴企业的主要手段。

4. 地区差别和城乡差别问题
我国的产业发展具有明显的地区特点，东部的优势主要在于制造业，中部适合发展农业，而西部则在矿产品的开采上有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给国有企业提供廉价的投入品以维持国有企业的存在，在逐步放开工业产品的价格的同时，主要农产品和矿产品的价格却依然被人为压低，这等于是中部和西部在补贴东部的发展。

东部发展越快，所需的农产品和矿产品就越多，因此中西部对东部的补贴也就越多，而东部本来就比中西部富裕，因此东部发展越快，东部同中西部间的差距也就越来越大。

地区差距的扩大引起东部和中西部在对政策的需求上产生摩擦，东部希望更多的自主权和进一步的市场化，而中西部则希望得到更多的财政支持，因此希望中央政府更加集权，所以中央政府就难以制定和实施有关政策。

东部同中西部间过大的差距使得许多中西部的农民无法安于农业生产，大量的农民纷纷涌入城市打工，民工的进城与大批城市工人的下岗问题交织在一起，使得就业问题变得十分尖锐。

特别是在经济萧条时期，大批的民工滞留在城市里，无所事事，极有可能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根源。

5. 我国的粮食问题
伴随着经济的增长，我国对粮食的需求也将不断增加，这一增加来自于以下几方面：(1) 酿造业等行业发展迅速，这些产业需要大量的粮食；(2)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居民对肉食品的需求大幅度增加，而肉食品的生产需要耗费粮食，据估计，生产1斤猪肉需要4斤粮食，1斤鸡肉需要2斤粮食，1斤牛肉需要8斤粮食，因而饮食结构的改善会增加对粮食的需求；(3) 我国人口将继续增长，预计到2030年时人口总量将达到16－18亿人，比目前增加30%至50%，对粮食的需求也将随之而不断增加。

我国是世界上耕地最稀缺的国家，而人口的增加以及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发展都要进一步占用耕地，所以增加粮食供给的主要途径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这一目标的实现一方面需要政府对农业科研进行大量投资；另一方面，粮食的价格必须足够高，使农民有采用新技术增加粮食生产的积极性。

然而，为了给国有企业提供廉价的原材料，同时也为了保证城镇居民一定的生活水平，到目前为止我国的粮食价格一直没有放开，粮食相对价格偏低，农民因此缺乏生产的积极性。

如果这一状况得不到改善，那么我国将来就可能象国外一些经济学家所预言的那样出现较大的粮食供求缺口，而粮食危机势必将威胁到社会的安定。

三结束语：以国企改革为突破口，加快宏观政策环境改革
林毅夫最后指出了当前改革的途径。

他认为，前面的分析表明，出现在当前我国经济中的一些问题，是由于我们采取了微观先行的渐进式改革，宏观政策环境中还存在着一些扭曲因素，而维持这些扭曲因素的目的是为了维持低效率的国有企业的生存。

因此，改革国有企业，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是我国下阶段改革的突破口。

国有企业问题的根源则是它仍然承担着由传统体制遗留下来的各种政策性负担。

这些负担使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时先天地处于不利的地位，也使国有企业有了向政府要各种政策性补贴的借口，企业预算软化。

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微观的改革措施都难于达到预期的效果。

取消政策性负担，为国有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使国有企业的经营绩效能充分反映国有企业经营的优劣并根除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的的借口，是克服信息不对称，使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和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国家－的利益一致起来的必要条件。

取消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并不会增加政府的支出。

因为目前由政策性负担所造成的企业亏损，最终还是要由政府承担。

当国有企业没有政策性负担，国家也就不再需要给予国有企业政策性补贴，这样就可以放开银行的利率，活乱循环现象就能得到根治，加之企业预算约束的硬化以及企业效率的提高，银行的呆帐、坏帐比例就会降低。

同时，也就可以放开农产品和矿产品的价格，地区差别和粮食问题将得以缓解。

这样国民经济的发展就可以走上稳定、健康、快速的道路，下个世纪初中国重新变成一个世界最大最强的经济就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林毅夫演讲以后，与会者就地区差距、收入分配、储蓄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涛纳尔问中央政府是否对西部地区实行转移支付。

林毅夫回答说，中央政府不应对西部地区实行大规模的转移支付，因为，第一，中央财政收入比重降低，无资源；第二，低效率。

更好的办法是通过全国产品市场和劳动市场的整合来减少收入分配的差距。

魏尚进认为应区分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两者的变化不同。

（张帆记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