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秦晖关于“中国奇迹”原因的分析

浅谈秦晖关于“中国奇迹”原因的分析
[摘要]30年前启动的改革开放，造就了一个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

“理性计划经济”与“大轰大嗡”的运动经济的放弃的代价不同；中国和东欧经济体的功能不同；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交易成分不同是造就“中国经济奇迹”的基本原因。

但在“中国经济奇迹”背后却存在一个产权初始配置合法性缺失亦即公正性的缺失的严重问题。

因此只有实现起点公正、代理公正、协商公正才能有利于我国改革的顺利进行，经济的持续发展，实现“中国奇迹”的继续。

这一思想为我们理解“中国奇迹”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关键词]秦晖；中国奇迹；原因
30年前启动的改革开放，造就了一个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中国经济的长期高增长。

如何解读这个“奇迹”，当下已经成了思想界的顶级课题。

“中国奇迹”是突破传统观念、传统体制桎梏的结果，也是在特定历史条件制约下摸着石头过河，没有先例可循。

在全球化背景下，世人眩目于“中国奇迹”。

对此秦晖给出自己的见解。

一、中国经济奇迹产生的原因分析
不管什么思潮流派的学者都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中国30年来经济发展的速度是相当快的。

而上世纪90年代中东欧各国进入转轨以来很不顺利，或多或少都经历过经济滑坡。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对比？现在非常流行的解释，就是关于所谓“东欧激进”与“中国渐进”的说法。

秦晖认为，在意识形态上这些说法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中国奇迹”与“东欧困境”的产生是基于以下原因：
（一）“理性计划经济”与“大轰大嗡”的运动经济的放弃的代价不同
在转轨以前，中国和东欧的经济体制，虽然都被叫做“计划经济”，其实严格说，应叫“非市场经济”更合乎两者的共性。

东欧的这种所谓“理性计划经济”是在工业文明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理性主义产物。

最典型的代表就是1930年成名的苏联经济学家，后来也是东欧经济学界惟一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康托罗维奇，他强调专家治厂、经济核算、科层管理与一长制要素配置的最优化模型等。

该体制与规范的市场经济相比固然既无效率也不人道，但与大轰大嗡的农民战争式的“运动经济”和长官意志的“命令经济”相比，至少在效率上要强得多。

放弃一个理性计划，不管是渐进放弃还是激进放弃，不付出代价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为计划均衡破坏很容易，市场均衡建立则是很难的。

而要放弃一个根本没有什么均衡可言的“命令经济”是很容易的。

这种放弃可以通过两种途径，这两种途径都可以有经济正收益。

也就是可以通过改善计划，即所谓“按科学规律办事”来实现，也可以通过引进市场原则来实现。

事实上我国在改革初期这两种做法都起了很大作用。

但这种情况在东欧是不可能出现的，因为他们本来已经很“理性”了。

摆脱无计划的命令经济可以是无代价的，但摆脱理性计划经济必须是有代价的。

（二）中国和东欧经济体的功能不同
作为一种非市场的经济，作为一种个人不是主体的这样一种共同体本位的体制，从逻辑上有两种功能：第一种是束缚功能，使得社会缺少竞争，没有自由；另一种是保护功能。

这种体制可以给人提供某种社会保护、有很高福利，但摆脱这种体制在逻辑上就有所谓代价问题，即摆脱束缚的同时也就失去了保护。

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两种意义上的自由”：摆脱了束缚的自由和失去了保护的自由。

但是这两种自由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不是等量的。

比如人民公社制度，就对农民的
束缚而言，并不亚于国有企业。

但它和国有企业的区别，如周其仁先生所说，主要在于这种束缚的后果：在国有企业是由国家承担，在农村则是由农民自己承担。

这样一来，改革的意义和得失对波兰农民和中国农民就完全不同了，虽然都是走向市场，而对波兰农民来说，他们摆脱的束缚很少，但失去的保护很多，因此对他们来说这是个代价十分沉重的过程。

不管是变革前的体制有保护没有束缚，还是变革前的体制有没有理性计划，由此造成的中国和东欧的转轨绩效不同显然应该是有时效限制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改革起点不同所造成的影响会慢慢弱化。

（三）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交易成分不同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东欧的变革可能都要比中国“左”得多。

现在世界上所有的投资者相对而言都更看好中国，而不是看好东欧。

为什么？秦晖认为是：“民主分家麻烦大，福利国家包袱多，工会吓跑投资者，农民赶走征地客。

”在东欧就是这样的，但在中国这四种情况全都没有，所以中国的投资环境就是“全世界最好”的了。

在中国，转轨的“交易费用”的确是比较低，因为“交易权利”高度集中，这就有利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这样一个问题的确使得东欧国家在转轨中付出的最大代价就是交易成本的大量付出。

这个代价导致了东欧的许多企业垮掉，出现东欧困境现象。

二、对秦晖“中国奇迹”思想的评价
一方面，秦晖通过对比中国和东欧国家经济的发展过程得出了造成“中国奇迹”和“东欧困境”的原因在于三个方面即：中国和东欧的经济体制不同且两者放弃各自的经济体制所要付出的代价也不同；中国和东欧经济体制的功能不同，中国经济体制束缚多保护少而东欧则保护多束缚少；中国和东欧在制度性变迁过程中所付出的成本也不同，中国通过集中交易权力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而东欧在追求民主化改革的过程中付出了过多的交易成本。

同时秦晖认为东欧在追求民主化改革的过程中虽然付出了过多的交易成本，但是这是值得的。

因为这一过程为东欧国家获得了产权配置的合法化，而我国虽然在改革过程中节约了大量的交易成本但却是以丧失产权配置的合法化亦即公正性为代价的。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这一问题日益突出，并严重影响着我国经济的发展。

我们必须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实现“公正性”才能够有利于我国经济的继续快速稳定发展。

秦晖的这一思想为我们理解“中国奇迹”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是我们认识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注意公正性的重要性，也为我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指出了具有现实意义的思路。

从秦晖对“中国奇迹”现象的原因分析，可以发现“公正性”是其思想的核心。

诚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注重“公正性”极其重要，因为这符合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可以保护广大人民的利益，有利于调动人民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也有利于解决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

但是，如何解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效率”和“公正”或者说“公平”这一对矛盾，以及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关注公正问题，这是秦晖所没有解决的。

因为如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过分关注公正问题，那么国民收入的应该向消费方面尤其应该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方面倾斜，而用于积累方面的基金就会大大减少，这就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

而如果注重积累不注重消费这又不利于解决公正问题，在根本上也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

总之，要想真正解决公正问题，就必须首先解决效率和公正这一对矛盾。

另一方面，秦晖认为要实现公正就要实现代理公正，所谓的代理公正就是在财产看守者和财产所有人之间建立一种代理关系。

这里的看守者往往就是指国有
企业集体企业的运营者，所有者就是指广大人民。

看守者要依照所有者的意愿和要求来运营国有财产和集体财产，并使其增值，而所有者有权监督财产的看守者。

通过这样一种代理关系有利于实现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公正性问题。

诚然，这种代理关系的建立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实现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公正性问题，保护财产所有者的合法利益。

但问题在于即使建立了这种代理关系也未必能真正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共性问题。

因为要使这种代理关系真正发生起作用，首先要选出真正“大公无私”的，并能够有效管理公共财产的人来当看守者；其次还要建立完善的监督制约机制来有效地监督财产的看守者；再次，还要广大财产所有者养成维权、护权、用权的良好意识等只要有一个环节做的不好就难以发挥这种代理关系的作用，同时真正能大公无私而又善于有效管理运营公共财产使其增值的人在当今社会中很难找到。

所以，秦晖这种代理关系要想在社会现实中真正发挥其有效作用比较难。

总之，秦晖关于“中国奇迹”的思想既有其合理的一面也有其不合理的一面，对此我们要辩证地看待。

[参考文献]
[1]秦晖.解读中国经济奇迹——改革三十年回顾（下）中国为何选择这条道路[J].时代教育（先锋国家历史）,2008,(09).
[2]秦晖.东欧如何“私有化”[J].科学决策.2006,(09).
[3]秦晖.经济转轨的“奇迹”与“困境”[J].协商论坛,2005,(01).
[4]秦晖.中国转轨之路的前景[J].战略与管理,2003,(01).
[5]秦晖.转轨前中国与东欧经济体制的“可放弃性”问题[J].南京人民大学学报,2003,(03).
[6]秦晖.变革之道.郑州大学出版社[M],2007,(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