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秘密”

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秘密”
一、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秘密”
弗里德曼说，谁要是搞清楚了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秘密，谁就可以得诺贝尔奖。

这无疑是一支让中国经济学家们激动不已的强心针。

我不禁要反问：“中国真的有不同于其他国家经济增长的秘密吗？”其实，约瑟夫·熊彼特早在他1934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中已明确指出了经济增长的源泉在于创新，包括引进新产品、采用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市场、控制原材料的新供应来源、实现工业的新的组织五个创新因素。

这五个因素其实可以合并为一个因素，那就是具有丰厚利润或者说回报的商机出现以及低等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也能得到提高。

在讨论经济增长的源泉之前，首先界定经济增长的含义是必要的。

经济增长的本质就是生产率的提高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更多闲置资源的充分利用。

这是一种建立在效率基础上的净增长。

经济增长必须是消费者获得同样的效用耗费更少的资源，或者耗费同样的资源消费者获得更高效用。

那么，我们又应该怎样理解我国二十多年来的经济增长呢？我们对照熊彼特所说的五要素逐一来分析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秘密”。

第一，引进新产品。

在世界进入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电器时代已经来临。

进入九十年代，汽车、电脑及住房又成为人们消费的热点，而且这新三大件的市场在中国远远没有饱和。

新产品的出现意味着供小于求，意味着高额的垄断利润率，同时也意味着新市场的出现，这两个方面的原因决定了高投资回报，从而意味着加速增加的投资。

你说经济能不增长吗？
第二，采用新的生产方法（或者说采用新技术）。

这一点是勿庸置疑的。

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发达国家有大量的先进技术可以引用。

先进的技术意味着生产效率的提高，意味着更高的投资回报率，仍然意味着加速增长的投资。

而且重要的是中国面临的是大量具有高度产业关联性的新技术
第三，开辟新的市场。

就中国而言，本身就是一个令人垂涎的大市场，只不过是在改革开放前被平均分配制度压抑了而已。

试想，大家的收入水平都差不多，谁能消费那些更高档的产品，单一的、低层次的产业结构就成为必然，而低层次的产业往往意味着低生产率。

一旦“容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收入水平有了差距，市场需求的多样化必然出现，产业结构的复杂化和高度化就成为必然。

产业结构的复杂化和高度化意味着高生产效率，而生产效率的提高必然带来经济的增长。

第二，按照市场范围决定分工深度的观点，在大市场下，分工的深化也带来生产效率的提高和利润的增加，从而从另一个角度来促进经济的增长。

第三，市场大也有利于新产品的推出，因为新产品的前期投资往往很大，这意味着风险大，没有足够大的利润或预期利润是没有人愿意冒大风险来投资的新产品的开发和生
产的。

另外，交通运输费用的减少也能为市场的扩大创造条件。

第四，控制原材料的新供应来源。

这一点的实质是有更加廉价的生产要素可用。

中国在改革开放前（现在仍然）有数亿的过剩劳动力，加之其生活水平低，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由于劳动力的生产与再生产的成本低，其工资水平也就被决定在一个很低的水平。

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过剩劳动力的机会成本为零，也决定了其工资的水平低下。

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廉价生产要素成本常常被忽略，就是使用公共资源的成本——税收。

在我国改革开放前期，偷漏税的事情太普遍了。

这也为生产者事实上降低了成本，提高了利润率，促进了投资。

第五，实现工业的新组织。

这一个因素可以扩展为更有效率的生产组织的出现。

这一因素在我国经济增长中所体现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也是有目共睹的。

我国的改革不管是农村的包产到户还是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改制，无一不是对企业组织形式的创新改进（独立经营的每一户农民也可以说是一个企业）。

包产到户基本解决了我国农民的粮食问题（当然还有种子、农药、栽培技术的功劳），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改制把管理者和生产工人的积极性、能动性调动起来了，原本亏损的企业也变成了盈利的企业了，生产效率提高了。

除了企业组织在产权上的革新（私有化）外，产业内的企业组织结构的改进——如适度集中带来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纵向一体化经营原本也是经济增长的源泉。

但在我国由于财政分割和政府考核机制的不科学造成地方经济大量的低层次重复性建设，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这两个因素在我国经济的增长并没有起到多大的积极作用（也许更多的是消极作用）。

二、政府行为是经济增长源泉吗？
(一) 宏观经济政策
作为抑制或者促进投资的货币政策而言，只是调节经济增长的步伐或者节奏而已，并没有带来效率的提高和闲置资源的充分利用；而只是减少了资源的低效率使用量（在经济过热的情况下）或者增加了资源的低效率使用量（在经济萧条的情况下）。

虽然宏观经济政策对一个经济系统的增长质量是有作用的，但并不是经济增长的源泉。

也就是说它既不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也不是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

作为宏观调控的财政政策要区别看待。

用于基础设施的积极财政，如果当时的经济基础设施不足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限制条件，那么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但这一点其实可以归结到有更廉价的生产要素出现一类。

反之，是资源的浪费。

因为很多时候，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的主要（或者说关键）因素并不是基础设施的供给不足。

而在经济较热的情况对基础设施的需求也往往较大，而这时紧缩的财
政政策虽然可以抑制经济的增长，但同时也压抑了原有的经济增长潜力。

（二）收入分配政策
收入分配政策也要分别而论，如果是顺应经济的就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如果不是顺应经济的就不是经济增长的源泉。

确切地说收入分配政策只是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

在经济增长的前期通过增税的方式来增加穷人的收入降低了利润率，不利于投资的增长，从而不利于经济的增长，该时期经济增长的主要矛盾是资源利用不充分；而在经济增长的后期，由该轮经济增长带来的收入差距导致的需求不足（相对过剩）已经转变为阻碍经济增长的主要矛盾了，通过增加穷人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就能起到扩大市场的作用。

与生产要素的相对稀缺性相吻合的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能够促进要素的利用效率，这只有在公有产权中才存在。

对于收入再分配政策，其实可以归结到廉价生产要素和开辟新的市场两个经济增长因素。

对于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可以归结到实现更有效率的生产组织。

（三）产业政策
产业政策对于经济增长的速度无疑是有影响的，但不是经济增长的源泉。

在一个私有制的经济系统中，资源会自动流向最有效率的地方。

当然，如果是在一个错误的产业政策下，经济增长肯定会受到抑制，但问题是如果没有政府的产业政策结果会怎么样呢？经济增长的速度可能会放慢，但其增长可持续的时间会更长。

已有经济增长源泉的潜力没有完全发挥之前其增长的步伐是不会停止的。

在公有产权占主体的经济体系中，产业政策又另当别论，其不过是一个经济主体的投资计划而已。

其在竞争性产品领域的低效率是公认的事情，更不要说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了。

（四）对外贸易政策
贸易范围的扩大，在自由竞争的作用下（不是在政府干预下），无疑会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从而带来经济的增长。

虽然对于落后国家而言，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会随着与发达国家的贸易而不断增大，但从纵向来看，由于其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经济会增长，这是落后国家的最好选择，否则会更落后。

发展中国家闭关锁国虽然能避免发达国家通过与其贸易而得到好处，但同时也减慢了自己经济增长的步伐，而且让自己看不到改变其贫穷地位的曙光。

也许有人会反问，事实上不发达国家在与发达国家的贸易中，本国往往需要政府的保护，难道本国企业不希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吗？这其实只是说明了他们没有其他更高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要么在低效率下生产，要么就闲置资源。

归根结底还是生产效率低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