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120周年甲午战争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_3000字

甲午战争120周年甲午战争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_3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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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1895年的甲午中日战争以清政府惨败而告结束。

败于“蕞尔小夷”的严峻现实，割地赔款的巨创深痛，给中国社会以全方位、深层次的巨大震荡。

于是，近代化的新陈代谢过程骤然加快，各种势力集团演出了一场场短暂而又壮烈的悲剧。

洋务运动结束了，维新运动早产了，而顽固派的得志和仇洋排外运动的勃发，使中国在本世纪初几乎惨遭亡国之祸。

一时近代化的前途变得更为坎坷。

如果说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的话，甲午战争则使其近代化的进程蒙受了巨大的挫折。

本文以此视角重评甲午战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重评战后中国的历史进程，并力图从中总结教训、经世致用。

一、洋务运动的结束
甲午战争对长达30年的洋务运动做了一次总检验，结果表明“自强”、“求富”的目的远未达到。

今后中国的近
代化应该如何深入呢？战火甫熄，《马关条约》墨迹未干，光绪帝便宣示中外：“嗣后我君臣上下，惟当坚苦一心，痛除积弊，于练兵、筹饷两大端尽力研求，详筹兴革。

勿存懈志，勿骛虚名，勿忽远图，勿沿故习，务期事事核实，以收自强之效。

朕于中外臣工有厚望焉！”《转引自戚其章著《甲午战争史》，第487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

》洋务派的后起之秀张之洞更是一口气提出了九条建议：亟练陆军、亟练海军、亟造铁路、分设枪炮厂、广开学堂、速讲商务、讲求工政、……。

《《吁请修备储材折》，见《张文襄公全集》，卷37，奏议37。

》由上可见，战后君臣都有把洋务运动进行下去的决心。

但是，甲午战后的历史上还存在洋务运动吗？回答是否定的。

首先，维新潮流的兴起表明时代重心已经转移；其次，洋务派开始分裂、对立，难以形成一支独立的力量了；最后，洋务活动需要国家大量投资，而战后清政府的财政已是山穷水尽。

在这种情况下，甲午战后，除了练兵以外，其他洋务活动的步伐骤然放慢。

总之，洋务活动虽未完全停止，但已称不上是“运动”了。

对于洋务运动的结束，史学界多认为是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的正常环节。

笔者则不以为然。

因为这不是其自身发展、成熟的结果，而是突遭战败打击使然。

这就必然会对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产生不利影响。

(一)战后李鸿章一蹶不振，洋务派分化、对立，使中国近代化失去了来自实权阶层的推动力量。

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实际组织者，甲午战败，他固然不能辞其咎，一时成为众矢之的，群议指责，“国人皆曰可杀”，《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4册，第71页。

》其“一生事业，扫地无余”《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卷10，第128～130页。

》。

不久，朝廷将他从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任上调入内阁办事，以削其权。

李鸿章在这种情况下转而苟安自保。

洋务派的另一关键人物、首倡“自强”的恭亲王奕
为近代化深入的阻力。

张之洞虽雄心勃勃，但究属孤立无援，加之和战之际反对割地，曲高和寡，已同李鸿章势如水火。

可见此时洋务派已难以形成一支团结一致的政治力量了。

洋务派是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一支强大的改革力量。

他们拥有巨大的权势和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这才使洋务运动得以冲破重重阻力开展起来。

虽然洋务运动具有片面性，目的也是维护清王朝的，但是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民用企业的设立、近代教育的开办。

清朝封建政权的性质开始有所转变，洋务派的认识水平也在不断提高。

在此过程中，中国早期维新思想家成长起来，王韬、薛福成、郑观应、马建忠等人与洋务派有着极深的关系；康有为、孙中山也对李鸿章寄予过厚望。

甲午战后，深入改革的呼声不仅发自维新派，张之洞、刘坤一、王文韶、盛宣怀等洋务人士也提出了变法
要求。

李鸿章也说过：“至于根本至计，尤在变法自强。

”《《复钦差出使美国大臣伍秩庸》，《李文忠公尺牍》第31册。

》洋务派与维新派的变法要求，除了在“民权”、“议院”问题上有分歧外，基本一致，双方未尝不可求同存异、互相沟通、互为奥援。

但是双方只有过短暂的沟通便分道扬镳了。

究其原因，主要是战后洋务派势力大减，声誉扫地，维新派不屑与其联合，受其支配。

在中国搞任何改革，如果得不到实权阶层的理解、支持，便寸步难行。

假如维新运动获得洋务派支持的话，改革可能会变得温和一些，步伐虽不至迈得太大，但会很稳健。

总之，洋务派的失势使中国近代化的发展面临着更大的阻力。

(二)洋务运动的过早结束，削弱了中国近代化进一步发展的物质基础。

洋务运动期间大规模舰队的编练，大型企业的建立，曾受到世界的瞩目。

尤其是亚洲最大的钢铁企业——汉阳铁厂建成时，西方称之为比强兵劲旅更为可虑的“黄祸”。

《《东方杂志》第7期，第66页。

》但甲午战后，由于财政上的原因，这种大规模的建设便停止了。

战后洋务企业不仅不能发展，连原有的成果也难以保全。

由于这些企业多是效益不佳，此时的清政府无力再承担亏损的包袱。

1895年6月，清政府发布上谕，决定将民用工业“从速变计，招商承办”。

《《东华续录》，光绪朝卷128，第11页。

》
从经济体制的改革而言，这种承包具有进步意义，但结果却不尽然，尤其是大型钢铁、矿务企业更是如此。

因为，首先这是一次国家资产的廉价大甩卖。

由于重型企业受资本、经营条件的限制，一般工商业者不敢问津，而清政府又急于甩包袱，所以条件一降再降。

例如投资达580多万两的汉阳铁厂终于让盛宣怀以100万两承包，又许其享有十年免税权、产品专卖权等。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第828—836页。

》又如贵州清溪铁厂，国家投资30余万两，结果被道员陈明远以3万两承包。

不仅效益差的企业被清政府视为包袱，效益好的企业如开平煤矿也被清政府甩掉了，改由目不识丁的醇王府侍役张翼承包。

其次，以上承包者目的各异、经营不善，使重工业没有得到发展。

如盛氏接办汉阳铁厂后，虽享有种种特权，但工厂仍然亏损，该公司职员半数为其亲戚党羽，这些人营私舞弊，远甚于官办之时。

不仅公司靠借债度日，1913年盛宣怀竟以该公司全部资产作抵押，向日本借款1500万日元，把中国最大的钢铁厂卖给了日人。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第484—485页。

》陈明远承办青溪铁厂后，也经营不善。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第536页。

》至于原本效益较好的开平煤矿被张翼搞得负债累累，1990年以后，落入英国人之手。

由上可见，甲午战败和洋务运动的结束不能不说是中
国近代化的一次挫折。

洋务成果虽不能说完全付之东流，但近代化赖以发展的基础则变得更为薄弱了。

在这种形势下，年轻的资产阶级维新派登上了历史舞台。

二、维新运动的早产
和洋务运动的结束一样，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勃发也是甲午战败的结果。

国将不国，何以图存，一批年轻知识分子的心中涌起了救国的激情。

他们批评洋务派的改革是“补漏弥缺”，是“小变”、是“变事”，从而发出了“变法”的呼声，终于在1898年依附于光绪帝掀起了戊戌变法。

然而不过百日，慈禧太后一声令下，光绪帝被囚禁，维新派被镇压，变法的成果除了一所有名无实的大学堂外，一切付之东流。

从理论上讲，戊戌变法无疑比洋务运动先进得多，属于高层次的近代化活动。

但其生命力为何远逊于洋务运动呢？笔者认为，维新思潮本来孕育、成长于洋务运动之中，甲午战败与洋务运动的结束使其脱离母体，形成了早产。

在以下几个方面明显地表现出维新运动的不成熟：
(一)缺乏阶级基础。

虽然1895—1898年中国出现了投资设厂的热潮，但总的说来民族资本发展仍很有限。

据张国辉先生统计，从1872年到1898年，我国共开设资本在万元以上的企业仅152家《张国辉《辛亥革命前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载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等编《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
第179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

》并且绝大部分企业的资本在10万元以下。

而且这些投资者多出身于买办、政府官僚，其经营活动带有一定的尝试性，一般都尚未舍弃原有的剥削和经营手段。

总之，“19世纪末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没有形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级”。

《林增平《近代中国资产阶级论略》载于《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第386页。

》这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即民族资产阶级要比其代表——维新派人数少得多。

这使维新运动未能获得深厚的阶级基础，运动来得快，消逝得也快。

(二)思想理论上的不成熟。

由于以上原因，维新派实际上是由向资产阶级转化的知识分子和部分倾向改革的官
僚组成。

他们的思想理论还不能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

表现在形式上陈旧、学术上武断、方法上激进。

其变法理论主要来自于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

前者以烦琐考据的方法把维护封建制度的经学论证成“伪经”，后者把孔子塑造成“托古改制”的形象，以作为维新变法的护符，并把今文经学的“三世说”和西方进化论结合起来，说明历史的进化。

这些思想在当时无疑具有进步性。

但是，陈旧、烦琐的形式不利于年轻人接受，学术上的武断、错误，导致人们不会倾心相从，并给顽固派以反对、禁止的理由。

不仅如此，维新派对整个社会都进行了批判。

指责“官”是“瞽聋跛疾，老而不死，年逾耋颐，犹恋栈豆”；“吏”是“充犬
马之役，则耀于乡闾，假狐虎之威，乃轹其同族”；“将”是“饮酒看花，距前敌百里之遥，望风弃甲”；“兵”是“老弱羸病，苟且充额，力不能胜匹雏”；“士”是“一书不读，一物不知”；“商”是“不讲制造，不务转运，攘窃于室内，授利于渔人”；“民”是“缠足陋习，倡优之容，天刑之惨，习之若性”。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第45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

》这简直是向整个社会宣战，该文刊出后“阅者人人惊骇”。

《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下册，第574页，中华书局1961年。

》对这种过激的宣传，许多人给过规劝，如帝党人物沈曾植劝康有为言论应“启之以中和”，还劝其他维新派人士“不必作此无谓之讥评，于西边一切犯忌之事，尤望检点，勿以牛毛细故，致令依违不定之新政，自我而扫除净尽”。

《《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上册，第354—355页。

》洋务人物张之洞也劝其放弃孔子改制理论，停止使用孔子纪年。

但这些规劝却招来了维新派的反感，于是维新派与洋务派分裂了。

(三)组织上不成熟。

维新派虽有强学会、保国会等组织，但其成份复杂，始终没有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如北京强学会内而依援翁同龢，外而拉拢张之洞，此外还活动过李鸿藻、王文韶、刘坤一、宋庆、聂士成、袁世凯等人。

这些官僚动机各异，互相援引，从中垄断、控制，加大了组织上的复杂性。

领导这样一场全面、深刻的社会变革，不仅
需要有一个坚强的组织，还需要领导者具有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和实际活动能力。

在这一点上维新派远逊于洋务派。

他们为了壮大声势引来了各种势力集团的人物，但又难以控制，最后只能用“划清界限”来保持组织纯洁。

而这样做，实质上又孤立了自己。

除了宣传外，其他工作做得很少。

一旦厄运临头，便束手无策。

吴汝纶曾致函李鸿章：“都下近多新政，初疑吾师与谋，及见所拟章程，则皆少年无阅历者所为。

”《《桐城吴先生全书》，尺牍卷2。

》可见当时社会舆论对维新派的轻视。

主观情况如此，当时中国的客观环境可以接受这个早产几吗？回答同样是否定的。

到维新运动兴起之时，中国还没有面向大众的、与资本主义经济相适应的教育事业，也基本上没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刊于光绪初年、曾深远地影响了几代知识分子的张之洞的《书目答问》，根本没有提及西学。

人民的思想还停留在封建时代，更何况维新派的改革与他们的利益也没有直接关系。

这样，维新运动便局限于具有资产阶级思想倾向的知识分子的狭小圈子里，改革不为大多数人所理解和支持。

相反，反对改革的言行在当时有着很深厚的社会基础。

所以，封疆大吏敢于对新政上谕，或借词推托，或粉饰应付，或置若罔闻。

虽然甲午战后统治者也不同程度地认识到改革的迫切，但他们还不能接受康有为的变法的主张。

即使光绪帝、翁同龢与维新派也不是没有分歧的。

况且帝党在清廷中央基础脆弱，不堪一击。

在这种情况下，富有政治斗争经验的洋务官僚眼见对维新派劝告无效后，便疏远了他们。

总之，从主观上看，维新派尚不成熟，而客观环境也根本不能容纳这一早产儿，其失败是必然的。

维新派爱国的赤诚、救国的迫切无疑为后人所敬仰，但其失败却使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再次受挫，历史一时出现了倒退。

三、仇洋排外运动的兴起
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兴起之时，统治集团内部分化出了顽固派。

在他们眼中，中国的穷困落后不是由于生产落后经济贫穷，更不是社会制度的没落腐朽，而是“圣道”的沦丧和“政教”的失修。

因此，他们固守祖宗成法，反对学习西方，仇视社会变革。

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顽固派中有些人也唱起了练兵、筹饷的调子，但其反对改革，仇洋排外的立场则始终未变。

甲午战前，洋务派势力如日中天，顽固派人数虽多，在统治集团中并不起支配作用。

但是，这种权力局面在甲午战争中被打破。

1894年10月刚毅进入军机处，12月，太后宠臣荣禄入总理衙门，次年出任兵部尚书，掌握中央兵权。

1896年徐桐出任体仁阁大学士，怀塔布出任礼部尚书。

1897年，许应骙出任工部尚书，足见顽固派势力直线上升。

尤其是刚毅，成为此时顽固派的中坚，洋务派人士在书信中愤愤道：“刚(毅)为人昏庸浅愎，一无所知，……
近来一事不能办，实坐此人作梗耳。

”《《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下册，第531页。

》
1898年戊戌变法被镇压，近代化受到更大的挫折。

顽固派势力进一步扩展，基本取得了支配中央的权力。

1900年军机大臣由如下8人组成：世铎、刚毅、启秀、载漪、荣禄、赵舒翘、王文韶、鹿传霖。

《甲午战后清廷人事变动主要据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下册归纳。

》其中除王、鹿二人外，其余6人均为顽固派，这种中央权力格局的形成是史无前例的。

19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的进一步开放和洋务运动的兴起并未给人民带来利益，相反却使人民受害。

在此期间，农村自然经济解体，城市手工业破产，对历史发展而言，这是进步；对人民来说，却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铁路的兴建、轮船的启用使内河、运河航运顿成萧条，沿岸城镇急剧衰落，运输工人纷纷失业。

他们生计断绝，辗转城乡，挣扎在死亡线上。

外国传教士深入穷乡僻壤，招徒入教，包揽词讼，引起民教关系紧张。

中国农民感觉到：“自有洋人入中国以来，便给中国带来不安和扰乱，便给中国农民带来困苦和艰难。

他们不认识帝国主义，却认识了洋人。

洋人在他们的认识中便是帝国主义的代表”。

《《李大钊选集》，第566页，转引自陈振江等《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第257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

》于是，仇洋排外情绪在民间蔓延着，而甲
午战败及接踵而至的瓜分狂潮无疑进一步煽动着这一情绪。

维新运动被镇压后，顽固派与洋人在旧恨之上又多了“新仇”。

列强庇护了维新志士，干预了废掉光绪帝的企图，不承认“大阿哥”的地位，这使顽固派的野心难以得逞。

他们更加痛恨洋人，其中刚毅“日言仇洋，见谈洋务者皆斥为汉奸”，《李希圣《庚子国变记》，第35页，神州国光社1951年第四版。

》其他顽固派也“仇视西人，时时有杀尽之想”。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四)，第18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

》
19世纪的最后时刻，山东义和拳树起了“兴清灭洋”的旗帜。

老资格的顽固人物徐桐激动地称：“中国当自此强矣”！《《清史稿》(四二)，卷465，第12750页，中华书局1977年。

》农民仇洋排外是对深重灾难的本能反抗，是朴素、真挚的爱国感情的表现。

而顽固派仇洋“并非真知西人将割裂我版图，奴隶我子弟脧削我脂膏而恶之也，不过怪其所不习耳，与狗之吠生人，一理也”。

《《义和团》(四)，第180页。

》他们痛恨洋人惊扰了天朝上国的美梦，打破了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惧怕洋人入侵导致的社会变革损害他们私利。

可见顽固派的仇洋与农民的仇洋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但二者毕竟有共同之处。

于是，本来对立的两个阶级暂时取得了某种一致。

在这种大气候下，李秉衡、张汝梅、毓贤三任山东巡抚对外强硬起来，对人民仇洋活动实行了姑息政策，但在帝国主义
压力下清政府不得不将他们陆续撤职，随即又委以新职。

李秉衡去巡阅长江水师，毓贤改任山西巡抚，新上任的袁世凯则受到中央的警告：“不可一意剿击，致令铤而走险”，“倘办理不善，以致腹地骚动，惟袁世凯是问”。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46页，中华分局1959年。

》可以肯定，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和发展确与顽固派有一定的直接关系。

为了“招抚”义和团，他们向慈禧宣传义和团“术甚神”；为了向洋人宣战，他们居然敢伪造照会，大敌当前，他们组织义和团攻打使馆，完全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尽情地发泄仇洋情绪。

“拆铁道，拔线杆，紧急毁坏火轮船”。

《转引自《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第34页。

》1900年春夏，义和团在华北、东北展开了声势浩大的灭洋战斗。

他们发誓要消灭中国境内的所有洋人、洋教、洋货及与此有关的一切中国人。

这种笼统排外的斗争以八国联军占领北京而告结束。

中国近代化遭到了更大的挫折：政治上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国家；军事上处在列强的监管之下；经济上空前的赔款使财政崩溃，北方近代交通、通讯、工矿事业大多被破坏。

今天回首这段历史，仍让人痛心疾首。

历史的波澜早已消逝，笔者认为，比讴歌或谴责更重要的，是总结历史教训。

从中国近代化屡受挫折中可见：首先，中国近代化运动始终缺少一个为大多数人所理解的长远
目标和能够给大多数人带来利益的近期目标。

洋务派的自强、求富过于笼统，且少数人从中渔利，暴富一小撮，苦了多数人。

维新派的目标又过于高远，人民大众不是无知，就是不理解，没有引起社会的共鸣。

所以近代化运动只局限于上层，没有获得全民族的支持，从而经不起挫折。

其次，近代化始终缺少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

洋务派缺乏团结和决心，维新派则缺乏谋略和才干，这也使得近代化运动经受不起挫折。

最后，中国近代化的领导者们缺乏务实精神和冷静态度。

他们忽视了中国的特定国情，企盼通过短期努力就使中国的近代化取得突破，一旦受挫便又一蹶不振。

他们还缺乏求同存异的气量和胸怀，仅因实现目标的途径不同便互相攻讦，势同水火。

本世纪初，当饱经暴风骤雨的历史航船再次起锚启航时，清政府、孙中山、康有为这三个势不两立的舵手分别提出了自己的航向。

于是，历史航船在舵手们的斗争中曲折地前进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