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上三大移民潮

中国史上三大移民潮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移民现象非常普遍，而且时有发生，已经成为现代人寻根和领会地方文化的金钥匙。清初，通过康雍乾三世的恢复发展，到乾隆朝，全国人口突破了三亿大关。人地矛盾尖锐，大量内地贫民迫于生活压力，于是“走西口”、“闯关东”或“下南洋”，形成近代三股大规模的移民浪潮。

走西口：晋陕百姓大量进入内蒙

据记载，清光绪年间，晋北地区出现了严重自然灾害，晋北人不得不到“口外”即蒙古地区谋生。这场移民潮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影响深远。

西口，即杀虎口，位于山西省朔州市右玉县西北部，现为集中展示“西口文化”的著名风景名胜区。而“走西口”则是清代以来成千上万晋、陕等地老百姓涌入土默特、察哈尔和鄂尔多斯等地谋生的移民活动。“走西口”，改变了内蒙古的社会经济结构和生活方式。同时，占移民比例极高的山西移民，作为文化传播的主要载体，将山西的晋文化带到了内蒙古中西部地区，使当地形成富有浓郁山西本土特色的移民文化。晋文化作为农耕文化的一部分，通过人口迁移，与当地的游牧文化相融合，形成富有活力的多元文化，丰富了中国的文化宝库。

山西北部土地贫瘠，自然灾害频繁，生存环境的恶劣迫使晋北很多人到口外谋生。“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野菜”的山西旧谣充分说明“走西口”者多为自然灾害造成的饥民。

清光绪三年至五年，山西等省大旱三年，出现被称为“丁戊奇灾”的近代最严重的旱灾，部分地区寸雨未下。自然灾害引起的人口迁徙，以忻州、雁北等晋北地区最为突出。

史载，“阳高地处北塞，砂碛尤甚，碱卤难耕……地瘠民贫，无所厚藏，一遇荒歉，流离不堪。”在土地贫瘠、气候寒冷、无川流灌溉的恶劣自然环境里，晋北人生活困苦，每遇灾歉，人们不得不流离失所，奔赴口外谋生。

“走西口”是一部辛酸的移民史，是一部艰苦奋斗的创业史。一批又一批移民背井离乡北上口外蒙古，艰苦创业，开发了内蒙古地区。更重要的是，他们给处于落后游牧状态的内蒙古中西部带去了先进的农耕文化，使当地的整个文化风貌发生了根本改变。

伴随着“走西口”，口外蒙古地区由传统单一的游牧社会演变为牧耕并举的多元化社会。在这一演变过程中，作为移民主体的山西移民做出了极大的贡献。由于山西移民在移民中占绝大多数，因而当地的移民文化更多地富有晋文化特色，也可以说是晋文化在这一地区的扩展。

人口的流动带动了文化的传播，而文化的传播，又拉近了地区间的距离，增强了它们的认同感。“走西口”这一移民浪潮，大大促进了内蒙古中西部地区与内地的交流，进一步增进了蒙汉之间的民族感情，对我们多民族国家的繁荣稳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闯关东：山东百姓的苦难开拓史

清统治者曾实行民族等级与隔离制度，严禁汉人进入满洲“龙兴之地”。19世纪初，黄河下游连年遭灾，清朝政府却依旧禁关，破产农民不顾禁令“闯”入东北讨生活，这便是“闯关东”的由来。至1840年，东北人口突破300万，比一百年前猛增了七八倍。清末，沙俄侵略东北，1860年，官府在东北局部驰禁放荒，1897年全部开禁，1910年，东北总人口增至1800万人。

民国年间（1912－1949），“闯关东”洪流澎湃，新中国成立前夕达到近4000万人。38年间，山东人闯关东数量达到平均每年48万人之多，总数超过1830万，留住的山东人达到792万，可以算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移动之一。

闯关东，是一段悲壮的历史，是一次移民壮举。闯关东，存在特定的路线和背景。“山东人闯关东实质上是贫苦农民在死亡线上自发的、不可遏止的、悲壮的谋求生存的运动。由奉天入兴京，道上见夫推独轮车者，妇女坐其上，有小儿哭者眠者，夫从后推，弟自前挽，老媪拄杖，少女相依，踉跄道上，丈夫骂少妇，老母唤其子女，前后相望。由奉天至吉林，旅途所共寝者，皆山东移民……”日本人小越平隆1899年在《满洲旅行记》中记载了当年真实的历史画面。

下南洋：以中原和两广人士为主

明末清初，大批不愿臣服清朝的汉族人纷纷移民东南亚，称为“下南洋”。这场移民运动持续了数百年，奠定了如今东南亚国家的人口格局。

南洋，主要包括当今东盟十国在内的广大区域。广义的南洋还包含当今的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附近的太平洋诸岛。中国与东

南亚的交往，可以追溯到两千年前的汉代。据《史记》、《汉书·地理志》等文献记载，公元1世纪左右，中国就与缅甸、越南等国互有来往。唐代时，移民人数开始增多，他们被当地人称为“唐人”。不过，中国人的南洋路，一直到了明朝和清朝前期，才越走越宽。

华人历史上几次规模较大的“下南洋”，其起因、年代和大体情况如下：1、西汉末年，汉儒学者、军政官员数千人逃往越南；2、南北朝时，五胡乱华，一批中原人士纷纷移居印度支那；3、唐朝后期，黄巢袭击广州时，广东人争相逃往东南亚；4、元灭南宋时，大批遗臣遗民也落难到此；5、明末清初，大量难民、被清兵打散的农民军、抗清失败的明军余部及明朝遗民，掀起了移民东南亚的高潮。明亡后，高、雷、廉三州总兵陈上川、副将陈安平等率领兵将家眷3000余人、战船50余艘到达越南南部的湄公河三角洲，这块地方因此被称作“明乡”。1659年，跟随永历帝流亡缅甸的官兵眷属，有的逃亡暹罗（今泰国），有的被安置在缅甸边远地方，今天缅甸北部的桂家与敏家都是这些官兵的后裔。

一般来说，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末年大多伴随着农民起义、外族入侵和王朝更替，不堪战乱的普通百姓和权力失落的前朝贵族纷纷移居海外。由于地缘上的毗邻关系，东南亚成为中国移民的迁徙地和避难所；中国人下南洋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改变个人或家族的命运。

据1935年中国太平洋学会对流民出洋的原因所作的调查显示，因“经济压迫”而出洋者占69.95%。那个时候下南洋的人，既有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人，也有在家乡故土呆不下去的人；最后，劳力需求

也是华人下南洋的原因。英国、荷兰殖民统治下的南洋，正处于加速开发过程中，对劳动力的需求量非常大。

南洋诸国为吸引华工，先后推出一系列优惠政策，如马来西亚联邦最大的一个州——沙捞越，就颁布过一个特别通告：给移民足够的免费土地种植，政府提供临时住屋安置移民，免费供给大米和食盐一年，提供交通运输工具，建立警察局保护华人安全，华人可永久居住在沙捞越等。这样的政策对于中国国内流离失所、丧失土地的无业流民来说，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很多人就是在这个时候，或携妻带子，或孤身一人，漂洋过海来到南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