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反五反运动的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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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五反”运动,发生在1951年底至1952年10月。

它是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开展的“为着洗清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是我们的国家在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的三大运动之后又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群众性的社会改革运动。

”它为加强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的巩固和新中国的进步与发展积累了的宝贵经验。

当前,全党和全国人民正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

而全会明确强调的党的建设重大任务之一,是“加快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

因此,回顾“三反”、“五反”运动,分析其对当时的作用,总结其历史经验,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一、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必须高度警惕并决不姑息腐化对党和国家政权的侵蚀
“三反”运动是指1951年12月在党和国家机关内部开始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

它是随着增产节约运动在全国范围的开展而逐步开展起来的。

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下,全国各地的爱国增产节约运动得以迅速地蓬勃开展。

随着运动的开展,一些党员干部“陷入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泥坑”的情况惊现出来。

据中共中央华北局1951年11月29日向中央报告,他们发现了河北省天津地委和专署有严重的贪污浪费和破坏国家政策法令的行为。

据初步检查材料证实,时任书记兼天津地区专员的张子善和前任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用不同手段先后贪污挪用公款约200亿元左右做投机倒把等违法活动。

为贪图暴利,他们曾利用蜕化干部从东北盗运木材达400立方米;勾结私商以49亿巨款从汉口贩卖大批马口铁,私商从中贪污中饱,破坏国家政策。

张、刘日常的任意挥霍,有账可查的达四五亿元;向上下级及亲友送礼,有账可查的达1.3亿元。

此外,张子善为消灭证据,亲手焚毁约计1,5亿元的单据和其他单据178张。

由上可见贪污现象之严重。

当时,浪费现象也很严重。

贪污、浪费现象是与各单位领导的官僚主义作风分不开的。

为了惩处和肃清严重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

决定发布后,“三反”运动随即在党政机关开展起来。

“五反”运动是在“三反”运动发展过程中引发出来的。

它是打击资产阶级违法活动的重大措施,是工人阶级同不法资本家之间的阶级较量。

从当时的情况看,在“三反”运动中揭露出的
党和国家工作人员中的大量贪污受贿案件,同不法资本家的腐蚀拉拢有密切关系。

1950年8月,京津糖价暴涨,1951年北京碱价波动,就是不法资本家从他们安插在我们机关内部的坐探那里窃取到经济情报后,有意制造的。


可以说,不法资本家损人利己的恶劣手段令人发指。

面对这种情况,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

其中强调:“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本主义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

”“五反”运动由此正式开始。

在这次运动中,人们把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称为“三害”;把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资财、偷工减料和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违法行为,称为“五毒”。

“三反”、“五反”运动紧密联系,相互配合,在取得巨大成效后,于1952年10月基本结束。

“三反”、“五反”运动的发动、进行及其取得巨大成效,都蕴涵了深刻的历史经验。

从负面的经验来说,“最大的教训之一,是有些共产党员在进入城市后,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经不起考验、羡慕统一战线中的资本家。

”从正面的经验来说,反映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新中国建立之初,对资产阶级的侵蚀和党政机关的腐化决不姑息的坚决态度。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面对更为复杂的社会环境,面对可能出现的种种困难与风险,我们要借鉴这一运动的历史经验,并在法制建设不断健全和完善、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情况下,努力提高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综合素质,特别是思想政治素质,把反对国内外敌对势力、不法势力的侵蚀和反对党内外腐败的斗争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二、进行反侵蚀、反腐败斗争,要把充分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同始终以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引导人民群众相结合
“三反”、“五反”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放手发动人民群众的基础上,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进行的。

同时,又是在党的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法令法规引导下进行的。

从当时的情况看,采取群众运动方式进行“三反”、“五反”是很有必要的。

首先有助于强化全党坚持“两个务必”的自觉意识,并身体力行。

虽然,“两个务必”的思想,是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明确提出的,但是,党在全国范围执政后,广大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能否毫不松懈地践行“两个务必”,对全党来说毕竟还是一个非常现实的考验。

事实说明,在新中国建立后的短时间内,确有一些党员,特别是一些党员干部,经不住各色各样糖衣炮弹的侵蚀,逐渐腐化堕落,有的甚至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这说明,在新中国建立之初,采取有力措施对“三害”和“五毒”进行冲击、遏制,有助于大力度地教育全党,强化广大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抵御资产阶级糖衣炮弹侵蚀的自觉性,这对保证党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巩固党的执政根基是至关重要的。

第二,有助于大力度地教育和引导民族资产阶级人士遵守国家法令,跟上新中国前进的步伐。

由于当时“五毒”现象比较普遍和严重。

如果不放手发动群众,不大张旗鼓地进行,是难以造成声势,对不法资本历史思考家形成威慑力量的。

此外,从当时国家面临的复杂形势和繁重任务看,采取这样的方式,也有利于较快地适可而止,以转入常态工作,特别是恢复国民经济和进行抗美援朝战争。

三.借鉴“三反五反”之经验以整顿市场
“三反五反”运动过去快六十年了,
5、严肃法纪,坚决打击不法商人的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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