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文学与诺贝尔文学奖_黄伟林

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Shenyang Norm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

２０１３年第１期第３７卷（总第１７５期）

№１，２０１３Ｖｏｌ．３７Ｇｅｎｅｒａｌ，№１７５

百年中国文学与诺贝尔文学奖

黄伟林，穆莉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广西桂林５４１００４）

[摘要]自１９０１年以来，诺贝尔文学奖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已走过了百年历程。从民国时期诺贝尔文学奖对中国作家的关注，

到改革开放时期的“诺贝尔奖情结”，诺贝尔文学奖对中国文学的发展演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梳理民国以来诺贝尔文学奖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历程，综述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对百年中国文学的影响，力图呈现一个事实：中国作家在不断深化自身对诺贝尔文学奖的认识，而诺贝尔文学奖，也在逐渐理解中国文学。

[关键词]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百年中国文学[中图分类号]I206.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450（2013）01－0010－05

[收稿日期]2012－10－25

［作者简介］黄伟林（１９６３－），男（壮族），广西桂林人，广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引言

１８９６年，瑞典化学家诺贝尔在意大利的桑里莫逝世，按其遗嘱，从他的遗产中提取９２０万美元成立基金，将收益授予在和平、物理、化学、医学（或生物学）等领域有杰出贡献的科学家。在这些奖项中，有一项就是让中国人祈盼了百年之久的诺贝尔文学奖。

目前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人由瑞典、法国、西班牙三国

成员构成的文学组织选出。

著名汉学家马悦然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中唯一熟悉中文的评委。

１９８７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埃斯普马克在北京大学做过一次演讲，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程序及原则做了解释。有四种人具有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资格：第一种人是瑞典学院的委员们，第二种人是世界各地所有高校的语言学、文学教授，第三种是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第四种是各个国家作家学会的主席。诺贝尔奖提名有５０年的保密期，除了最终公布的获奖者外，凡作为候选人的相关人信息在５０年保密期期间都不对外公开。诺奖评选的年度工作程序大致为：首先，从每年无数的提名中去掉重复的、挑选出２００个不同的候选人，到２月１日结束提名工作；然后，由诺贝尔奖委员会将被提名者的的资料向瑞典

学院全体院士汇报；进入４月份，

将２００人的大名单缩减为ｌ５人的名单；到５月份，挑选出最后５个候选人。最后的诺贝尔奖得主将以投票决定。每次投票必须有超过ｌ２位的委员（瑞典学院有ｌ８位院士）才有效，而只有得到超半数的票，即ｌ２人中超过８票投赞成票，获奖人才能最终确定［１］。按照埃斯普马克教授的解释，当今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主要根据这样几个原则：（１）授给文学上的先驱者和艺术创新者；（２）授给不太知名、但确有成绩的优秀作家，通过授奖使他们的成就为世人所知；（３

）授给享有盛誉、同时也成绩突出的优秀作家。有时评奖委员会也不得不兼顾国别和地区的分布。但无论如何，评奖工作是独立

进行的［２］

。

１９０１年至今的１１０多年间，诺贝尔文学奖在中国的知名度越来越高，甚至在某些时期还出现了诺贝尔文学奖热。中国人对诺贝尔奖（尤其是文学奖）的关注越来越多。新世纪以来，每年十月，许多媒体都会提供专门版面介绍本年度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诺贝尔文学奖引发中国人对中国文学精神价值、艺术品质、翻译水平以及文学教育的各

种思考。

对于一个诞生过屈原、李白、杜甫、曹雪芹、鲁迅等大文学家，有着璀璨而悠久的民族文化传统的泱泱大国来说，１１０年的空白确实令人不可思议。对于中国人来说，诺贝尔文学奖已然不仅是一个国际性的学术奖项，而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诺贝尔文学奖离我们还有多远？带着这个问题，本文将梳理民国以来诺贝尔文学奖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历程，综述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对百年中国文学的影响。

一、民国时期（一）与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的民国作家种种史料证实，诺贝尔文学奖并没有有意或者无意地忽略中国作家。相反，在很早的时候，诺贝尔文学奖就对中国作家投入了关注。２００５年，《南方周末》记者曾经在瑞典斯德哥尔摩采访前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埃斯普马克。这位主席提到：“以前有一个考古学家斯文·赫定曾经建议把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中国的胡适，但是（瑞典）学院认为胡适不是一个作家，更像一个思想家或者改革家，所以没有给他。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中期，学院曾经派人给鲁迅带话，

【学术热点·莫言专题研究】

①易丹柯《诺贝尔奖的中国遗梦》，《中国社会导刊》２００５年２２期，也有学者认为老舍（１９６８年）、王蒙（２０００年）、巴金（２００１年）、李敖、北岛等曾经获得过诺奖提名，但对此问题存在争议。传给他一个信息，就是想提名他。但是鲁迅自己认为他不

配，他谢绝了。”［３］

鲁迅谢绝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一事可以从他

写给台静农的一封信中得到确证。１９２７年９月１７日，

鲁迅收到台静农从北京寄来的一封信，说瑞典人斯文·赫定在上海的时候有一些关于鲁迅的听闻，想请刘半农帮助，提名鲁迅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鲁迅在回信中写到：

静农兄：

九月十七日来信收到了。请你转致半农先生，我感谢他的好意，为我，为中国。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

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哪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

或者我所便宜的，是我是中国人，靠着这“中国”两个字罢，那么，与陈焕章在美国做《孔门理财学》而得博士无异了，自己也觉得好笑。

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我眼前所见的依然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颓唐，此后能否创作，尚在不可知之数。倘这事成功而从此不再动笔，对不起人；倘再写，也许变了翰林文字，一无可观了。还是照旧的没有名誉而穷之为好罢。

未名社出版物，在这里有信用，但售处似乎不多。读书的人，多半是看时势的，去年郭沫若书颇行，今年上半年我的书颇行，现在是大卖《戴季陶讲演录》了（蒋介石的也行了一时）。这里的书，要作者亲到而阔才好，就如江湖上卖膏药者，必须将老虎骨头挂在旁边似的。

还有一些琐事，详寄霁野信中，不赘。

迅上九月二十五日［４］

出于对中国文学以及自身文学的认识，鲁迅表达了他自己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态度。据说，第二年，斯文·赫定询问胡适是否愿意提名诺贝尔文学奖，也同样被胡适一口拒绝了。

另一个曾经引起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密切关注的中国

作家是林语堂。

林语堂因为《京华烟云》曾经获得过４次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分别是１９４４年、１９７２年、１９７３年、１９７５

年，由于种种原因终未获奖［１］

。

还有一些中国作家曾经在２０世纪最后２０年间受到诺贝尔文学奖关注，但最终与之错失交臂。例如沈从文。马悦然评委曾在一次访谈中不无遗憾地说：“如果沈从文１９８８

年还在世，那么那年１０月的诺贝尔文学奖肯定是他的。”

①

（二）赛珍珠的中国书写

曾经有一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力荐林语堂为

候选人。她激赏林语堂的

《京华烟云》：“实事求是，不为真实而羞愧。

它写得美妙，既严肃又欢快，对古今中国都能给予正确的理解和评价。”［４］

她就是１９３８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作家珀尔·塞登斯特里克·布克（Ｐｅａｒｌ

ＳｙｄｅｎｓｔｒｉｅｋｅｒＢｎｅｋ，

１８９２—１９７３）。珀尔·塞登斯特里克·布克幼年随父母一起来到中国，

在中国的数十年生活使她和这块仁厚的土地缔结了深刻

的情感联系。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起她开始以中国生活为题

材进行小说创作，并为自己取了一个中国名字——

—“赛珍珠”。赛珍珠的长篇小说《大地》出版后影响很大，引起了美国读者对中国的广泛关注。“你到美国，处处必有人问你对

此书的意见。”［５］

不过，这部后来终以其“对于中国农民生活的丰富和真正史诗气概的描述，以及她自传性的杰作”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并不被同时代的中国作家看好。鲁迅、胡适分别就此发表过意见。鲁迅认为：“即如布克夫人，上海曾大欢迎，她亦自谓视中国为祖国，然而她的作品，毕竟是一位生长在中国的美国女教士的立场而已，所以她之称评‘寄庐’也不足怪，因为她所觉得的，还不过一

点浮面的情形。

”胡适认为：“此书实不甚佳。她写中国农家生活，甚多不可靠之处。”

［５］

赛珍珠在诺贝尔文学奖的领奖台上说：“假如我此时不为中国人民说几句话———尽管我完全以非官方的身份———的话，我也就不成为真正的我了，因为这么多年来

我已把中国人民的生活完全当作了我自己的生活。

他们的生活将永远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字里行间满含着对中国的热爱。她与当时的中国文人，如徐志摩、梁实秋等有密切的交流往来。越过历史的认识屏障，今天来看，赛珍珠不仅是第一个书写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也是第一个在诺贝尔文学奖领奖台上为中国发出声音的作家。

（三）曾经访华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除了赛珍珠之外，还有一些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曾

与中国有着密切的交往。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国曾一度吸引了众多世界科学界、文化界名人前来访问，如罗素、爱因斯坦、玻尔、泰戈尔、马可尼、萧伯纳、卓别林、郎之万等。其中

萧伯纳、罗素、泰戈尔都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②

。

罗素来华期间曾经颇为欣赏上海半淞园极具古典韵致又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在园中徜徉了两个半小时之久。

１９３３年，英国作家萧伯纳乘船周游世界，２月１７日来到中国的上海。其硬直耿介的风范与鲁迅可谓意气相投。鲁迅有感于萧伯纳来华后中国媒体的种种龃龉失措，撰写了《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萧伯纳颂》《谁的矛盾》等文章。

泰戈尔应孙中山之邀于１９２４年访华，受到国内各界人士的夹道欢迎。回国后他发表了《在中国的谈话》。泰戈

尔的作品早在１９１５年时就已介绍到中国，

对郭沫若、郑振铎、冰心、徐志摩等人的早期创作有很大影响。郭沫若在《我的作诗的经过》一文中称自己文学生涯的“第一阶段是泰戈尔式的”。冰心在她的诗集《繁星》的序言中写到：

一九一九年的冬夜，和弟弟冰仲围炉读泰戈尔（Ｒ．Ｔａｇｏｒｅ）的《迷途之鸟》（ＳｔｒａｙＢｉｒｄｓ），冰仲和我说：“你不是常说有时思想太零碎了，不容易写成篇段么？其实也可以这样的收集起来。”从那时起，我有时就记下在一个小本子里。

一九二○年的夏日，二弟冰叔从书堆里，又翻出这小

本子来。他重新看了，

又写了“繁星”两个字，在第一页上。一九二一年的秋日，

小弟弟冰季说，‘姊姊！你这些小故事，也可以印在纸上幺？’我就写下末一段，将它发表了。

是两年前零碎的思想。经过三个小孩子的鉴定。《繁星》的序言，就是这个［６］。

正是对泰戈尔的阅读接受帮助冰心开启了小诗的形

②其中萧伯纳于１９２５年获奖，泰戈尔于１９１４年获奖，罗素于１９５０年获奖，但因同样参与了此次来华热潮，因而在此处提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