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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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充分肯定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关于妇女解放问题经典论述的重大历史和现实意义的基础之上,本文通过重点考察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针对《起源》中性别压迫根源观点提出的两点质疑,客观评述了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研究和批判角度的局限性和合理性。

【关键词】妇女解放/再生产/性别分工

【正文】

产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西方第二波女权运动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接受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但也向传统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挑战,对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这部被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妇女理论经典作品的观点作出修正和补充。本文从恩格斯《起源》主要论点出发,着重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研究《起源》的相对局限性及理论贡献。

恩格斯《起源》的副标题是:《就路易斯•亨•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作》。摩尔根《古代社会》于1877年出现时,立即引起马克思的兴趣,并做了十分详细的摘录(即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1884年2月16日恩格斯写信给德国社会主义者考茨基,描述了晚期马克思对摩尔根一书的热情,并补充说:“假如我有时间,我倒想利用马克思的札记来把这些材料加加工,……但是,目前不可能去考虑这一点。”(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1972年版,第443页。)然而,至3月底,恩格斯已开始写《起源》,5月26日就全部完成。恩格斯当时改变编辑马克思未完成的《资本论》的原因尚不清楚,但可能是政治性的:1879年,德国社会主义领袖奥古斯都•倍倍尔出版《妇女:过去、现在和将来》一书,并于1883年再版。倍倍尔的书受到很大欢迎,但是它始终具有乌托邦社会主义色彩,反映了社会主义运动中出现的改良主义倾向。恩格斯写《起源》无疑说明了他认识到倍倍尔一书中的缺陷,而社会主义运动对妇女解放的支持也急需一个充分的理论基础。《起源》代表了恩格斯提出含蓄批评的一种尝试(注:Lise V ogel: "Marxism and the oppression of women:Toward a Unitary Theory",Rutgers University Press.New Brunswick.New Jersey,1983,PP74—75)。

恩格斯在《起源》中表述了人类物质条件的变化如何影响了他们的家庭关系组织。按照恩格斯的观点,早期的以狩猎和采集为主的社会是财产公有制和群婚制的社会,在家庭之前存在过一种“毫无限制的性交关系”的原始状态,“每个女子属于每个男子,同样,每个男子也属于每个女子。”(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8页。)随着部落中女子的逐渐稀少,一个男子和一个女子共同生活的对偶家庭开始存在。恩格斯认为此时“妇女不仅居于自由的地位,而且居于受到高度尊敬的地位。”(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5页。)因为妇女劳动对于部落生存是至关重要的,她们生产了绝大多数物品(如:衣物、家用物品及工具等)。母系血统制度和母权制是早期对偶社会的特征,妇女拥有政治、社会和经济权力。妇女的统治地位来源于家庭——原始的生产中心;假如生产的场所改变,她就将失去她的统治地位。在“新的、社会的动力发生作用”下,“家畜的驯养和畜群的繁殖,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财富的来源,并产生了全新的社会关系。”男子控制了部落的畜群,能“供给非常充裕的乳肉食物。”在男子劳动领域内出现了剩余产品,形成财富的积累,这就加强了他们在群体中的地位。”而当世系还是按母权制来确定之时,“固定的财富差不多只限于住房、衣服、粗糙的装饰品以及获得食物和制作食物的工具:小船、武器、最简单的家庭用具。”(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页。)随着家庭外生产胜过家庭内生产,两性间的分工呈现出新的社会意义。男子劳动和生产变得重要起来,妇女劳动和生产及社会地位随之下降。“随着财富的增加,它便一方面使丈夫在家庭中占居比妻子更重要的地位;

另一方面,又产生了利用这个增强了的地位来改变传统的继承制度使之有利于子女的意图。”“因此,必须废除母权制,而它也就被废除了。”(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2页。)这样一夫一妻就产生了。恩格斯认为这个转变是非常关键的,因为“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了。”(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4页。)丈夫凭借经济权力来支配新的家庭秩序,恩格斯称“在家庭中,丈夫是资产者,妻子则相当于无产阶级。”(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2页。)男性统治根源于是他而不是她掌握财产的事实。妇女压迫将伴随私有制的解体而终止。

在恩格斯看来,妇女的服从地位、私有制的出现和向父系社会的转变与一夫一妻制核心家庭的产生紧密相联。一夫一妻制家庭产生的唯一目的是为了保护私有财产的社会延续。男性统治,首先以父系然后以父权制的形式,仅仅是在有财产的男子与无财产的妇女间阶级分裂的结果。恩格斯指出:“一夫一妻制是不以自然条件为基础,而以经济条件为基础。”“它决不是个人性爱的结果,”它“仍然是权衡利害的婚姻。”(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2页。)只有妇女对男子经济依赖的消失,才会允许两性关系建立在平等和“真正的”爱情基础之上。因此,恩格斯提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2页。)以使妇女经济上不再依赖于男子;妇女解放的第二个先决条件是必须“依靠现代大工业”,只有在高度发达的工业化社会里,才可以想象妇女能够真正得到解放;第三个先决条件是家务劳动的社会化,即“把私人的家务劳动溶化在公共的事业中。”(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0页。)因为在前阶级社会,家务劳动有一种“公共的性质”,而一夫一妻制家庭产生后,“家务的料理……不再涉及社会了。它变成了一种私人的事务;妻子成为主要的家庭女仆,被排斥在社会生产之外。”(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1页。)最终,妇女解放的根本条件是消灭私有制,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恩格斯的上述观点受到了众多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的批判。凯琳•萨克斯在她《重新解读恩格斯——妇女、生产组织和私有制》一文中,修正了恩格斯《起源》的结论。她根据最新的民族志发现,认为私有制和阶级的出现不一定是性别压迫的根本条件。她提出“社会性成人”这一新概念,指出:“阶级社会中妇女的从属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家庭财产关系造成的,而是妇女没有社会性成人的地位造成的。”而“公众社会劳动是社会性成人身份的物质基础。”(注:转引自《社会性别研究选择》,三联书店(北京)1998年版,第15页。)“阶级社会中妇女的地位的关键,在于能否成为社会性成人,社会性成人的身份是由参加社会生产而形成的。”(注:转引自《社会性别研究选择》,三联书店(北京)1998年版,第19页。)换句话说,妇女参加社会劳动,成为社会性成人是妇女解放的根本条件。凯琳•萨克斯的观点反映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对妇女压迫根源问题的探索,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然而,凯琳•萨克斯关于“社会性成人”问题在恩格斯《起源》中已经作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被充分论述过。事实上,凯琳•萨克斯没有冲破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者的思想局限。

首先,凯琳•萨克斯没看到恩格斯的《起源》仅以非常笼统的方式简称“妇女”。恩格斯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他的分析主要适用于资产阶级妇女。对工人阶级妇女来说,情况有着很大不同:“自从大工业迫使妇女走出家庭,进入劳动市场和工厂,而且往往把她们变为家庭的供养者以后,在无产者家庭中,除了自一夫一妻制出现以来就扎下了根的对妻子的虐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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