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现场

历史的现场
历史人类学是历史研究的一种方法和视角。

通过人类学，历史研究被带入田野，即历史事件发生的“现场”。

在历史的现场，历史学者不仅能够获得多元的材料，还能发现材料之间的有机联系，从而得出更为丰满的历史解释。

同时，只有在历史现场，历史的多元表达才能够显现出来。

如同记者在新闻现场采写新闻一样，历史研究者也需要观察、见证和表达；新闻报道的方式给历史研究这样的启示：事件的证词有多种，证词与证词之间或者互证，或者冲突，事件的真相往往在话语的博弈中显现。

标签：历史人类学；新闻学；历史现场
历史学的人类学转向，或“历史人类学”这个标签的出现，已不再是一个陌生的话题。

在近半个世纪的讨论中，人类学的思路与方法已越来越被历史学家认可并付诸实践。

从人类学那里，历史学者开始从书斋走向田野——这个田野是“历史的田野”，即历史事件的现场。

在这个现场中，历史学者不仅发现了更多的研究材料，同时也发现了多元材料之间的有机联系，从而为建构一个更为丰满的历史提供了前提。

不过，如何从现场中获得尽可能充足的历史材料，如何从材料的冲突中发现事件的原貌？新闻记者在新闻现场的工作，或可为历史学者提供有意义的启示。

历史学的人类学转向
历史学的人类学转向不是一种“个体”行为，而是被融汇在世纪之交的整体学术风貌中。

20世纪后期，各种带有人类学标签的称呼纷至沓来：体质人类学、哲学人类学、进化人类学、比较人类学、技术人类学、经济人类学、环境人类学以及文学人类学、图像人类学、传播人类学……人类学渗透到各门学科中，“（人类学）指示着一种社会变迁，正是人类学的视角把这种社会变迁的方方面面聚成考察的焦点”[1]9。

今天的学者普遍认为，历史学的人类学转向，为历史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它使历史学摆脱了宏大叙事的锁链，走向以人为核心的研究道路。

“历史人类学”这个称呼，既是一种标签，也是一种宣言。

事实上，历史学对“人”的关注，早在20世纪30年代年鉴派创立之初就已经出现。

但是年鉴派创始者布洛赫或费弗尔的思想火花并不足以促成历史人类学的燎原，更多的因素融汇在一起，才使“历史人类学”成为一种公认的标签。

站在历史学的立场上，我们想要提问的是，历史学从人类学那里究竟得到了哪些“好处”？
英国人类学家伊文思·普利查德（E.E.Evans-Pritchard）很早就指出历史学与人类学的亲密关系。

他认为，人类学与历史学在方法和目标上没有区别，差异只是技术、重点和视角上的[2]。

凯斯·托马斯（KeithThomas）站在历史学的立场，进一步指出，人类学给历史学提供了两点帮助：第一是扩展了历史研究的主题与材料（subject-matterofacademichistory）；第二是提供了一种研究问题的方法，这
种方法就是通过田野考察重新认识或获得研究材料[3]。

随着“历史人类学”这个称呼的出现，学者们就史学中的人类学转向展开了更为深入的思考。

年鉴派史学家安德烈·比尔吉埃尔（AndréBurguière）认为，历史人类学不是一种特殊的研究领域，而是一种研究方式[4]。

古列维奇（AronI.Gourevitch）则指出，人类学对历史学的意义至少有两个方面：第一是在对历史事件的解释上，历史学家应该学会对历史事件作出更加全面、更加灵活、不那么公式化的解释；同时不利用现成的惯例，而是在具体的、独特的现实中寻求解释。

第二是在研究方法上，首先是对原始资料进行重新评价；其次，修订方法论[5]103-104。

他说，“历史学家不再相信人们的直接证词，这种证词是主观的，因而也是参考性的。

他们宁愿选用间接证词、隐含评价、无意中的见解和表述，也就是来自‘内容层次’而非来自‘表达层次’的多方面世界感受。

”[5]103-104他甚至坦言：“研究历史的人类学方法是个原则性问题……这不是要在已经存在的历史科学大厦旁增加另一附属建筑，而是从基础上重建整个大厦。

”[5]102雅各布·坦纳（JakobTanner）同样认为，历史人类学以对史料的反思性理解见长，并以一种特定的历史文献理论为基础；它突破了历史与文字的关联，从而扩展了文献的概念。

[1]68
张晓军在《史学的人类学化和人类学的历史化》一文中指出，人类学对历史学的启发体现在三个领域[6]：1）突出了人的研究以及平民史的展开；2）历史叙述的连续性；3）人类学的他者文化与地方性知识为历史学家提供了一种不同以往的观察视角。

他进一步指出，史学的“人类学转向”可以从人类学的四个研究传统中体现出来：第一，口述史、生活史和生命史的研究；第二，田野研究和民族志研究；第三，微观研究；第四，文化研究视野。

彭兆荣认为，历史学向历史人类学的发展具有三方面价值：第一,获得一种认识和态度上的“疏远感”，拉开“我者距离”；第二,扩大传统历史学的研究领域；第三,发掘没有记载的历史。

他同时认为，历史人类学为研究过去提供了一种研究“策略”，也形成了一种机会，即“对过去所生长出来的新问题进行扩大研究的方式”[7]。

历史人类学可以帮助历史学家获得历史现场感、疏离感以及更多资料，从而使历史学家整体把握区域的历史及其发展脉络[8]。

郑振满认为，像人类学家那样作田野调查，是让历史学家获得一种“文化体验”，并通过这种体验去捕捉解读文献的“灵感”，培养对历史过程的洞察力和问题意识。

因为文献是零散的、片段的、缺乏内在联系的，只有在田野中才能做到“把某一类、某一方面的社会现象放到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中去理解”[9]。

桑兵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并以“回到历史的现场”来概括[10]。

而赵世瑜在梳理了历史人类学的发展后明确指出，历史人类学并非某一学科或某一学科分支，它是一种研究方法和视角，也可以被表达为一种研究风格[12]。

综合理论检讨和研究实践，我们发现，人类学对历史学的启发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层次上：1）扩展了研究领域；2）研究资料的再发现，既包括新材料的发现和旧材料的重新解读；3）“历史现场”的提出。

前两点本文暂不展开讨论，下面将重点讨论“历史现场”的问题。

从“他者”研究到历史的现场
台湾学者林开世在探讨人类学与历史学的异同时指出，“这两门学科都以他者（others）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只是一个往往以空间上的他者，另一个则是以时间上的他者作为关怀。

”[11]但是对于历史人类学来说，历史不仅仅具有时间上的“他者”关系，同时更具有空间上的“他者”意义。

人类学的“他者”中，包含着一种陌生关系。

这是这种陌生关系，才使“他者”具有了“可观察性”[13]。

但是在传统的历史研究中，历史总是呈现为“历史学家的历史”，“被建构的历史”，而不是“可观察的历史”。

历史人类学建构了历史研究的“他者”，使历史与历史学家拉开距离，将第一人称的历史变为第三人称的历史。

显然，历史学从人类学那里获得了这种“疏离感”。

迪尔内（EmikoOhnuki-Tierney）认为，历史学与人类学之间的良好关系可以很自然地拉开“我者距离”(“thedistancingofself”),并作为两个学科共同的基本原则[14]。

彭兆荣的观点是，人类学的“异文化”研究体现了地理和族群上的“疏远感”,历史学也需要在研究中获得这种感觉。

它不仅有助于参照比较,更有助于去除传统史学中的“中心”意志[7]。

的确，人类学的这种疏离感使人类学者具有了观察者而不是活动者的优势，历史学家要想更好地理解自己的历史，去除传统史学中的“中心”意志，跳出“文化本位主义”，人类学的这种“疏离感”很值得借鉴[8]。

当历史学家将自己的研究对象也定义为“他者”的时候，其实隐含了这样一个意思：历史事实存在于客观之中，”我”（历史学家）只是观察者和转述者，而不是建构者；“他”（历史事实）对于“我”是陌生的，要想更好理解“他”，“我”就要需要回到“他”的现场，去观察、去感受、去体验；通过这个方式，“我”能够获得一个更接近于“他”真实概念。

经由“他者”，历史学家获得了一个“历史的现场”：一个可观察、可讨论的历史现场。

在这个现场，历史学家与历史事件之间产生了一种距离，借助这个距离，历史学家成为历史事件的观察者、采访者和描述者。

历史学家的现场和新闻记者的现场
郑振满曾指出，历史学家进入田野，是为了获得对文献的重新整合和深入认识[9]，陈春声的观点是,田野调查的另一个基础性目的是搜集到极为丰富的民间文献，而这些文献在图书馆和档案馆里是得不到的[15]。

桑兵则认为，回到历史的现场是为了更好的解读文献，他指出，“回到历史现场，不仅要回到一定的空间位置，回到事情发生的那个时代或那段时间，而且要设法回到当时当地，回到事情正在发生的过程之中。

……而历史事件、人物言行等等，则存在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具体的相关联系，只有亲临现场，尽可能全面地了解所有当事人全部有关言行，并将各种不同的记录相互印证，从而揭示言行的所以然，才有可能整体把握错综复杂的历史事实，通过人物心路历程之真逐渐接近历史真相”[10]。

但是，仅仅从理解文献和获取资料的角度理解“历史的现场”，似乎略显单薄。

既然历史学家已经从书斋走向了田野，历史本身就已经发生裂变，它包含了诸多反叛：反叛书斋历史，反叛单一历史，反叛主观历史。

当一位历史学家站在历史的现场之中，他没有变成人类学家，反而更像一个新闻记者。

马尔基（LiisaH.Malkki）在探讨人类学与新闻的关系时指出，新闻学能够使民族志研究获得一种“见证”而不是“描写”的方式。

他认为人类学家有两种：作为调查的人类学家和作为见证的人类学家。

作为见证的人类学家有着不同的定位，“这里，诸如了解‘一切’的指令和发现打开秘密的钥匙，都不再是主要的活动，有时甚至不是有意义活动。

在这类实践中，试图做一个注意力集中的听众，认识一个人智力劳动的情形，确认一个人自身与观念、过程以及所研究人群的联系，显得更为重要。

”[16]99-100如果也存在见证式的历史学家，那么他的意义也将不再是历史的解释者，而是观察者。

作为观察者，他需要和记者一样，保持与事件的距离，取得一个比较合适的观察点，如此，具有“疏离感”或者“陌生化”的“他者”，才有可能真正确立起来。

新闻是正在发生的历史，历史是已经结束的新闻。

两者之间的差异，在于时间性；两者之间的类同，在于事件性。

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都是对事件进行解释和说明。

在新闻报道中，新闻现场是指新闻事件发生的时间和空间。

在这个时空里，对刚刚发生过的或正在发生的事件，记者了解事件真相的手段主要是采访当事人、观察事件现场、回顾历史片段，以此获得各种“证词”，并将各种“证词”“组织”在一起呈现给受众。

在新闻现场，事件的真相往往扑朔迷离，各种证词难以统一，新闻记者的工作就是尽可能多地获得各种证词，结合现场的种种细节，抽丝剥茧，还原真相。

如果不到现场采访，记者就很可能被一种证词左右，作出完全错误的报道。

新闻记者在现场的工作需要遵循这样几个原则：
第一，将自己定位为见证者而不是参与者。

第二，采访不同的人，获得不同的证词。

第三，捕捉现场细节。

现场细节同样是一种证词，只不过是以视觉、听觉、触觉或者嗅觉的形式呈现。

第四，质疑表象并追问，直至疑问消失。

任何个体的解说都带有偏差，只有倾听多种声音，才能削弱单一声音的偏差，融汇为多种声音中的“真相”。

对于记者而言，没有绝对的真实的报道，只有相对的真实的“解释”。

好的新闻报道，不是那种看起来叙述很周详、有逻辑的报道，而是那些并置了不同证词、充满话语冲突报道。

允许或者要求多种声音的表达，是新闻媒体对客观、公正的一种追求。

历史学家从记者那里能够获得怎样的启发呢？站在历史的现场，历史学家和新闻记者一样，面对的是一个交织着多重声音的事件现场。

真相是什么？该如何
获得真相？如同记者，历史学家需要将自己调整为历史的见证者而不是参与者？
在历史的现场，不仅仅能够获得对文献的理解或者得到新的材料，更重要的是，只有在那个现场，历史学家才能感受到多重话语的交织；用一种声音表达是不可能的，不同的声音之间充满了话语的张力。

既然如此，真正的历史就不可能只发出一种声音或者只有一种证词，历史学家的工作就是发现尽可能多的证词，在证词与证词的博弈中获得一种历史的真实。

结语
脱离书斋进入田野，历史忽然变得复杂起来，一个多元的、无法获得定论的历史呈现出来。

历史的真相究竟是什么？有没有真相存在？从新闻学对事件真相的质疑那里，历史学者应该学会重新界定事件真相的标准。

从新闻记者那里，历史学家是否可以获得这样的启示：事件的证词有多种，证词与证词之间或者互证，或者互相冲突，事件的真相往往在话语的博弈中显现。

走向历史的现场，不仅是为了获得多元的证词，同时，也是为了多元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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