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音乐

唐代音乐
一、唐代音乐发展的历史概况
公元618年，贵族李渊夺取政权，建立了唐朝。

唐初，对外进行了数次战争，并在边境少数民族中进行友好活动，加强了边防；对内实行了一系列发展经济的措施，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唐朝从贞观到开元一百多年（公元627~741年）是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国力强盛的时期。

那时不但和日本、高丽、天竺等近邻保持紧密联系，而且与中亚、波斯、阿拉伯等地开展了频繁的经济和文化交流。

当时的长安、洛阳、广州、扬州等城市里经常聚集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使节、商旅、僧人、艺术家和留学生，唐朝的丝织品、瓷器等也源源不断地运往中亚、波斯等地。

唐朝统治着在文化艺术方面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政策，再加上国内各民族的团聚，国外经济文化的往来，以及统治者的爱好和提倡，音乐文化得到了高度发展。

尤其对南北朝以来传入中原的个少数民族和外国音乐，进行了大量的吸收和融合，至中唐时期，出现了以传统音乐为主体，融合个少数民族和外国音乐而形成的一种具有民族风格的大型歌舞音乐——大曲。

开元后期，由于节度使势力的强大，中央政府逐渐失去了控制能力。

“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变乱蜂起，在延续十年之久的农民大起义中，不少藩镇先后称帝。

继唐朝之后统治北方的有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朝代。

南方则出现了前蜀、后蜀、吴、闽等十个国家，这种局面一直延续了五十多年。

在这段时间里，代表唐代音乐发展水平的歌曲大曲衰落了，而各地民间音乐尤其是民间曲子却得到了较大发展。

本时期音乐发展的特点是宫廷歌舞音乐和民间曲子以及文人诗歌均得到了高速发展，社会音乐活动频繁，举国上下崇尚音乐蔚然成风。

二、唐代的音乐机构和乐工
唐代的音乐机构大致可分为大乐署、鼓吹署、教坊和梨园，前二者属太常寺，后二者隶属宫廷。

大乐署既管雅乐也管燕乐，并负责考选乐师和训练音声人。

鼓吹署专管仪仗中的鼓吹乐。

教坊始设于隋。

唐初在宫廷内设教坊，开元二年（公元714年）唐玄宗改组大乐署，把大乐署里搞燕乐的乐工分出来成立了四处教坊和三处梨园。

此后，教坊和梨园的地位日益显要起来。

新设的教坊，两处在长安，两处在洛阳。

长安的右教坊以歌为主，左教坊以舞为主，均由宫廷所派的中官教坊使管理。

新设的梨园，一处在长安宫里，主要表演法曲，并担任唐玄宗新作的试奏任务；一处在长安的太常寺里，称“太常梨园别教院”，主要演奏新创作的歌舞大曲；还有一处在洛阳的太常寺里，称“梨园新院”，主要演奏各种民间音乐。

此外，宫中的梨园还附设一个“法部”，由30几个15岁以下的儿童组成，成为“小部音声”。

在这些机构中，宫中梨园的水平最高，有男女乐工数百人，因唐玄宗亲自参与教习，固有“皇帝梨园弟子”之称。

其次是宫中的内教坊，这里边的乐工按色艺和职业划为不同的等级，最高的称为“内人”，表演大型歌舞时站在歌舞队的重要位置，因而又称“前头人”；稍次的称“官人”；再次的称为“（扌刍）弹家”。

艺术水平次于内教坊的是长安的教外坊与太常梨园别院，这里有乐工数千人。

上述各个机构的乐工，除来自前朝宫廷乐工及其子女外，主要是从各地选拔来的民间艺人，还有一部分是因犯罪被发配为乐工的人。

这些人无论来自何种阶级与阶层，其社会地位与奴婢一样，都是十分卑贱的。

他们的一切活动都受着主人的支配，有时被当做礼物随意赠送，有时作为商品自由买卖。

他们的精神非常紧张，在一般情况下，随时都有挨打和被杀的危险。

在记载中曾提到梨园笛工尤承恩，因得罪了洛阳令被唐玄宗下令打死。

唐文宗时的琵琶手郑中丞，因触犯了皇帝的意志而被缢死投入河中。

唐玄宗公然说：“我蓄养尔曹，正供戏笑耳，岂能辄于朝政耶。

”
乐工因年老或其它原因，随时都有可能离开宫廷。

这些人都有很高的音乐造诣，对唐燕乐的发展曾起过重要作用，但他们的生活和命运确是相当悲惨的。

“安史之乱”后，不少著名的宫廷乐工如李龟年、许和子、李漠等都散入民间，有的过着乞讨生活，有的流落寺院充当僧尼。

三、唐代宫廷燕乐
燕乐即宴乐。

“燕乐”一词早见于《周礼·春官》，周代宴享宾客时所用的音乐成为燕乐。

唐代的燕乐是一种泛称，凡统治者应用于娱乐性场合的各种音乐，一般都成为燕乐。

唐初延隋旧制，到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乐部自七部增加到十部，即清商伎、龟兹伎、安国伎、高丽伎、天竺伎、西凉伎、疏勒伎、康国伎、高昌乐、燕乐。

称为“十部乐”。

燕乐是以传统音乐为主，吸收了西凉、龟兹等少数民族音乐因素而创作的一种新的大型歌舞音乐，如张文收创作的《景云河清歌》等。

燕乐所用的音阶，据宋蔡元定说是宫、商、角、变、徵、羽、闰，其中四级和七级音比变徵和变宫稍低，故不用变徵和变宫而用变和闰。

伴奏乐器有磬、大方响、大小箜篌、大小笙、大小五弦琵琶、大小筚篥、长短笛、尺八以及
各种鼓等29种。

龟兹乐在西域及外国诸乐中占有突出地位，从隋初列入乐部后，一直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影响很大。

龟兹乐所用的乐器和乐队编制情况，我们从克孜尔石窟38洞的壁画中尚能看到一些。

这个乐舞队由28人组成，所用乐器有五弦琵琶、曲项琵琶、阮咸、筝、竖箜篌、筚篥、笛、排箫、唢呐、手鼓、羯鼓、鸡娄鼓、碰铃、铜钹等。

舞者有的舞动彩带，有的击掌合拍，个个神态逼真，栩栩如生。

此外，从先出土的龟兹乐舞骆驼陶俑，五代前蜀帝王建墓出土的龟兹乐人石刻浮雕等上也能看到一些。

四、唐代乐器
唐代的乐器，据唐段安节的《乐府杂录》说，约有300种左右。

其中琵琶、筚篥、箜篌、羯鼓、笛等乐器因节奏鲜明、表现力强，在燕乐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这时期出现的新乐器很多，如拉弦乐器轧筝和奚琴。

陈旸的《乐书》里说：“唐有轧筝，以竹片润其端而轧之，因取名焉……奚琴，本胡乐也，出于弦鼗，而形亦类焉。

奚部所好之乐也。

盖其制两弦间以竹片轧之，至今民间用焉。

”这两件乐器在我国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它的出现不仅为器乐演奏开拓了新的领域，同事使我国民族乐器的分类逐渐形成了“吹、拉、弹、打”四大类。

唐代在乐器制造方面，各种工艺技术和音响设计均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蜀人雷士所造的古琴直到现在，仍被演奏家们视为最精良的乐器。

现保存在故宫博物院的唐琴“九霄环佩”、“大圣遗音”和日本正仓院的尺八、阮咸等乐器，充分表现了唐代乐器制作所达到的水平。

乐器改革的例子，在记载中也提到不少，如唐段成式《酉阳杂俎》说：“古琵琶用鹍鸡筋，开元中段师能弹琵琶，用皮弦。

”
五、唐代大曲和《霓裳羽衣曲》
唐代新创作的一种大型歌舞曲，叫做大曲或法曲。

法曲源于道教，唐玄宗喜爱道教，把法曲纳入宫廷并予以很大发展。

大曲和法曲的区别主要表现在所使用的乐器和表演的风格发展。

大曲以新出现的的乐器为主，风格较粗犷；法曲以汉族传统的乐器为主，风格较清雅。

著名的《霓裳羽衣曲》是属于大曲中的法曲。

唐代的大曲很多，现可考的曲目有60个以上，仅唐崔令钦《教坊记》里提到的就有《绿腰》、《凉州》、《薄媚》、《霓裳羽衣》、《玉树后庭花》、《雨霖铃》等46曲。

大曲的曲式一般由“散序”、“歌”、“破”三部分组成。

“散序”是一种散板的引子，以器乐演奏为主。

“歌”又称“中序”，一般以抒情的慢板歌唱为主，并配有舞蹈。

“破”以快速的舞曲为主，有时也配有歌唱。

下面我们从白居易在《霓裳羽衣歌》中所描写的情景和所加注的注释中，看看《霓裳羽衣曲》的曲式结构和表演情况。

磬萧筝笛递相搀，击擫弹吹声迤逦。

散序六奏未动衣，阳台宿云慵不飞。

中序擘騞初入拍，秋竹竿裂春冰拆。

飘然转旋回雪轻，嫣然纵送游龙惊。

小垂手后柳无力，斜曳裾时云欲生。

烟蛾敛略不胜态，风袖低昂如有情。

上元点鬟招萼绿，王母挥袂别飞琼。

繁音急节十二遍，跳珠撼玉何铿铮。

翔鸾舞了却收翅，唳鹤曲终长引声。

从上所述和有关记载看，《霓裳羽衣曲》共有36段，分为三大部分，即散序6段，中序18段，曲破12段。

此曲的音乐据《杨太真外传》载，前半部分是唐玄宗登三乡驿望女儿山回宫之后写成的，后半部分是据凉州府都督杨敬述献进天竺的一个《婆罗门曲》写成的。

这样看来，《霓裳羽衣曲》中既有本国音乐的因素，又有外国音乐的因素，是中外音乐文化交流的产物。

六、唐代音乐作品
唐时期的音乐作品，留传到今天的有古琴曲《离骚》、四弦琵琶曲《番假崇》、五弦琵琶曲《秦王破阵乐》以及《敦煌古乐谱》中的25首乐曲等。

《离骚》是晚唐陈康士根据屈原的同名诗篇所创作的一首古琴曲。

初为9拍，以后演变成11拍和18拍两种，表现了诗人一心要在楚国实行政治改革，但理想又得不到实现的苦闷和忧国忧民之情。

现在演奏的琴曲多是古琴家管平湖根据明代《神奇秘谱》打谱整理的，全区分序、主题和尾声三大部分。

《番假崇》是1983年由何昌林解译的一首唐时传入日本的琵琶曲，因原谱背面的《写经料纸纳受帐》写于日本天平十九年（公元747年），又称《天平琵琶谱》。

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一首琵琶曲，内容可能与佛教故事有关。

《秦王破阵乐》是何昌林于1983年根据唐代成德军节度使王武俊家的乐工石大娘，于公元773年所抄写的遗存的五弦琵琶谱解译出来的。

这个谱共有七首乐曲，《秦王破阵乐》是其中第二首。

此谱可能是由日本遣唐使带回去的，原件现藏日本。

《敦煌古乐谱》是唐五代时（933年）的一套曲谱，抄写在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卷子的背面。

原件现藏于巴黎国家图书馆。

它由《品弄》、《倾杯乐》、《西江月》等25首乐曲组成。

此谱从30年代起，不少中外学者就开始做研究和解译工作。

七、唐代音乐文物
西安是隋唐时期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中心所在，音乐文物出土之多也是历史时期少有的。

这一时期音乐文物主要表现在贵族音乐生活、少数民族生活等几方面。

1)反映贵族音乐生活情况
唐代贵族生活深受少数民族南下影响，出土乐器中多是流行于少数名族和西域地区的乐器，如琵琶、箜篌、腰鼓、筚篥等，反映的也多是带有草原风格的马上表演。

表演人员有大家男伎俑、女乐俑。

1956年西安南郊羊头镇唐李爽墓出土吹箫壁画。

画中吹箫者为唐代贵族府邸中家养的乐工，要带挂一小包，作吹箫状。

1985年西安长安县南里王村唐韦涧墓出土一套6件跪奏乐俑，手中分别执有箫、琵琶、箜篌、打板、笛等正在演奏，场面生动，似乎听到了悠扬的乐曲。

1991年在西安东郊灞桥区新筑乡豁口出土了滕王元婴第三女金乡县主与其夫蜀州参军于隐的合葬墓。

该墓墓内彩绘壁画，出土的骑马侍女俑等堪称精品，乐舞俑、杂技俑生动传神，技艺高超，是研究我国古代百戏杂技艺术不可多得的资料。

2)再现了少数民族音乐文化
唐代少数民族南下，给长安带来了音乐伴奏乐队、少数民族舞蹈，带来了少数民族音乐文化。

他们从器乐表演、演出造型、乐器演奏、舞蹈服饰等，展现了少数民族音乐文化。

20世纪50年代西安东郊清理的苏思勗墓，墓室东壁绘有一副舞乐图，画面中间为一舞蹈胡人，两边各有一个在黄毯上伴奏的乐队。

左面乐伎有6人，分前后两排，前排三人跪坐，分持琵琶、笙、钹。

后排立三人，一人吹笛，一击响板，最左侧一人左手伸出。

右面乐伎有5人，也分前后两排，前排三人跪坐，分持箜篌、七弦琴、竖笛、后排立两人，一人吹排箫，一人右手平伸。

舞蹈湖人揽袖拾襟，翩然起舞，头戴顶尖向左侧虚倒的尖帽，与唐安公主墓胡俑所带尖帽相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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