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野：“民国大师”热的背后——一切历史都是政治史

鹿野：“民国大师”热的背后——一切历史都是政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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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鹿野时间：2016-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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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史学大师”钱穆

当前史学界最流行的观点就是历史要去政治化，不能受到政治的干扰。然而，历史真的能完全“去政治化”，不受政治的干扰吗？显然是不可能的。

例如，备受当前史学界推崇的所谓民国史学大师钱穆，被视为“不问政治”的典范。然而，钱穆非常明确的强调自己的著作是用来抵制人民革命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像《国史大纲》中就说：“凡于中国而轻言民众革命，往往发动既难，

收拾亦不易，所得不如其所期，而破坏远过于建设。” “就我们东方人看法，则马克思之历史知识实仅限在西方，彼所分别之社会三形态，是否可运用之于中国社会，则确系一大疑问。”

他的另一部著作《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里表现的更为明显，明明是是谈中国古代史，却硬是插入了一段赞扬美国政治制度的话：“若美国在菲律宾亦派总督去管理，是不是美国大总统就要等于英国的皇帝呢？这违背美国立国的精神。美国人不肯这样做，又不愿菲律宾加入联邦，才让他独立。这就因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规模，有一个国家的体制，有其立国精神与传统历史，不能随便改。美国人尽管看重东方的商业，但他只可想旁的方法，不能派一总督来管理菲律宾，而把他们开国以来全部历史精神推翻了。所以今天苏维埃说美国帝国主义，其实是名实不相符。”其实，美国在菲律宾长期是派总督去管理的。1899年到1901年美国镇压了阿奎纳多为首的菲律宾独立运动，扼杀了菲律宾第一个共和国，将菲律宾变为美国的殖民地。美国第一任菲律宾总督塔夫脱后来还当了美国总统。一直到二战以后，美国为对抗菲共领导的人民抗日军武装力量，才扶植以M.A.罗哈斯为首的菲律宾地主资产阶级右翼集团给予菲律宾独立，同时，两国签订贝尔协定使美国保持在菲律宾的经济和政治方面享有特权地位。显然，钱穆的这种做法并不是脱离政治的表现，而是出于亲美反共

的政治目的肆意歪曲历史。但是，在当前的学术圈就变成了“没有政治色彩”。

另一位被视为“不问政治”民国史学大师是蒋廷黻，其《中国近代史》因为鼓吹西方侵略促进了中国发展而被很多高校推荐。但是事实上，蒋廷黻和美国与蒋介石关系及其密切，还被蒋介石任命为驻联合国的代表。1950年11月29日，安理会会议讨论美国诬蔑中国的所谓“侵略朝鲜案”时，蒋廷黻的发言完全是在为美国的侵略罪行辩解开脱，并说美国从来没有侵略中国，同时还口口声声说“代表”中国，而且他的发言从头到尾没有一句中国话，都是在使用英语。待他发言完毕，伍修权立即向会议主席举手，要求临时发言。主席对中国代表团的请求给予允许。随即伍修权作了即席讲话，他说：“我怀疑这个发言的人是不是中国人，因为伟大的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民的语言他都不会讲。”此话一出，全场哄堂大笑，使得蒋廷黻十分狼狈。另一个好笑的地方是，蒋廷黻为美国辩护时甚至以台湾的小学历史教科书上没说美国是帝

国主义来作证明，而台湾的历史教科书就是依据他本人等“历史大师”的观点编的。这就是“民国大师”的基本逻辑和学风。为什么钱穆、蒋廷黻这种政治色彩很强烈的“民国大师”却会被视为“没有政治色彩”呢？其实最根本恐怕是当前很多著名学者的政治倾向和钱穆一致，都是亲美反共的。当前的所谓“学术去政治化”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只不过是强调和这些学

者观点一致的做法就是“没有政治色彩的”，学术价值高的。

和这些学者观点不一致的做法就是“政治化的”，没有学术价

值的。在现实中，“去政治化”往往成为排斥马克思主义推崇

西方资本主义史学思想的借口。如果硬说政治干预学术是卑劣的，那么这种以“客观公正” 的幌子排斥不同政见的做法也比公开强调政治更加卑劣一些，并没有什么值得推崇的地方。说得不好听点，这些“民国大师”和“民国大师粉”不过是“慕洋犬”罢了。

严格意义上说，一切历史都是政治史。因为，历史学家总是有政治倾向的。关键是什么样的政治，如果是站在劳苦大众一边，那么这种政治倾向就是好的，如果是站在富豪精英一边，那么这种政治倾向就是不好的。当然，并不是说政治倾向是好的就不需要材料论证。因为历史是复杂的，不管站在哪一方都可以找到无数“证据”，然而，把这些材料组织起来

的过程也就是体现历史学家政治倾向的过程。在政治倾向正确的前提下，论证越充分越好，只有政治倾向没有材料论证，其价值就是零。但是如果政治倾向就是不好的，那么价值就是负数，论证越充分危害越大。另外，不管政治倾向正确还是错误，都不能胡编符合自己政治倾向的段子来代替研究。另外，所谓去政治化的年代并不一定政治色彩就弱些，而所谓强调政治的年代政治色彩未必比去政治化的年代突出，像新中国前十七年毫无疑问是比较强调历史学科政治色彩的

年代，而在改革开放以后一些自由主义史学家强调历史学科不要受政治干预。是不是自由主义学者控制的历史学科的政治色彩一定比新中国前十七年淡呢？如果我们考察这两个

时间阶段的历史研究的中心问题，就会发现恐怕不能这么简单地解读。新中国前十七年历史研究的中心问题是所谓的“五朵金花”：古代历史分期问题，中国农民战争问题，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这五个问题都属于古代史，而在改革后在自由主义的影响下，历史研究的中心问题是近现代史，即近现代史研究中革命还是近现代化那种范式更为合适，是否应该用近现代化取代革命——其中自由主义主义者的告别革命论实际上居于主导

地位。显然，古代史比近现代史距离现实政治更远。因此就这些学术研究的中心问题而言，后三十年的历史研究在自由主义影响下政治色彩更为突出，所以我们看待历史的政治色彩不能仅看表面，而应该看其实质，即其研究的中心问题。下面简单谈一谈新中国前三十年历史研究的中心问题——“五朵金花”的主要内容。一是古史分期问题，即中国古

代社会的性质问题，具体说就是中国何时由奴隶社会转变为封建社会。这个问题也是五个问题中最为重要的问题，发表文章大概350篇。二是农民战争问题，即应该如何评价农民战争在中国历史中发挥的作用。这个问题也是讨论最多的问题，当时发表论文约2300篇。三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