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春秋》三传的注解特色的不同看中国古代经典解释道传统

从《春秋》三传的注解特色的不同
看中国古代经典解释的传统
2001级中文本科晁天刚
【摘要】《春秋》三传产生于我国古代文献注释道初步发展阶段，它们各自所开创的经典解释道体例，对后代经典、文献的注解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首先，从成书背景与流传形式的角度来看，《左传》定成书型最早，是我国最早的历史学和文献学的经典注解，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解释性的著作之一。

其次，从注解的内容及特色方面来看，三传的不同表现为：1)解经体例不同。

2)三传对同一史实的记叙及理解不同。

三传处于我国经典解释传统的源头，开创立我国经典解释道不同模式。

在唐代由解经的文字而升入经典的行列，成为《十三经》中的经书。

[关键词]《春秋》三传；经典解释；叙述式解释模式；哲学诠释《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春秋公羊传》（简称《公羊传》）、《春秋谷梁传》（简称《谷梁传》）三传产生于中国古代文献注释的初步发展阶段，是对我国现存最早的断代编年史《春秋》的经典解释。

相传《春秋》一书由孔子整理而成，由于该书文辞简短，记事简略，仅为纲目，不易理解，于是出现了各种说解，即“传”。

今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就是最著名的注释。

“传”是解经的，唐人刘知己说：“盖传也，转也，转受经旨，以授后人”（《史通·六家》）。

“传”原来主于传承师说，表示传述的意思，与西方的解释学有些相似。

西方的解释学名为Hermeneutics,其词根是Hermes,即赫耳墨斯，是希腊神话中众神的使者，向人间传达神旨的人，因传达时需要解释，久之便成了“解释”的代名词。

但西方的解释学是一门理论，而中国古代的“传”则产生于中国古代注释学的早期阶段，仅是一种注释的体式而已。

传体的内容与形式具有多样性，以《春秋》三传为例，《左传》主于传述本事，证发经意，《公羊传》、《谷梁传》，则主于传述师说，正面解释经意。

本文试图从三传的成书背景和流传形式及注解特色三个方面，来探讨三传对同一文本解释的独特性，以及其对后世经典的解释产生了哪些影响。

一、成书背景与流传形式
《春秋》三传在定型成书之前，限于当时书写条件之简陋，其受授的源流，都经历了一个口口相传的时期。

三传之中，《左传》著于竹帛，
写定最早。

关于《左传》的作者，传统的说法认为是左丘明。

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

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

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可知《春秋》为了避时难，有意回避了一些事实材料，左氏有感于此，惧失《左氏》之旨，因而作成《左氏春秋》。

唐宋以后，有学者认为《左传》非左丘明所作，说“左氏是后来人作”，“左氏不必解是丘明”，我们姑且不去探讨这一问题，从前人记述的有关材料中可知，《左传》的作者为春秋末期鲁国人，对于春秋的体例非常熟悉，《左传》产生的时代，当去孔子生活的时代未远，之后代代相传。

杜预《春秋序》孔颖达引刘向《别录》记汉以前《左传》的流传情况：“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吴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铎椒，铎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张仓”。

自左氏受经作传至张仓，其间传人七代，历时二百余年。

其间经历了一个口头流传的过程。

关于本书写定的年代，学界有两种观点：一为春秋说，一为战国说，折合二说，我们不妨这样处理：即《左传》始传于春秋末，而最后写定于战国中期以前。

《左传》成书、定型较早，是我国最早的历史学和文献学的经典注释，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解释性的著作之一。

《公羊传》是以传经者的姓氏作为书名的。

关于《公羊传》的作者及其所处的时代，历史记载不一。

唐人徐彦疏引戴宏《春秋》说序：“子夏传与公羊高，高传于其子平，平传于其子地，地传于其子敢，敢传于其子寿。

至汉景帝时寿乃（与）其弟子胡毋子都著于竹帛。

”子夏是孔子的弟子，他对生徒讲述《春秋》，其门徒公羊高继承并发挥子夏的传授，公羊高可视为《公羊传》的始创者。

结合《汉书·艺文志》得记载：“《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行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

及末世（一般指战国中晚期）口说流行，故有公羊、谷梁、邹、浃之传。

四家之中，公羊、谷梁立于学官，邹氏无氏，浃氏未有书。

”可知《公羊传》也经历了一个长达几百年的口口相传的流传、发展时期,至西汉景帝时由公羊寿与胡毋生写定，立于官学。

和《公羊传》一样，《谷梁传》也是以传经者的姓氏作为书名的。

关于作者的情况，据唐杨士勋《春秋谷梁传序疏》载：“谷梁子，名椒，字元始，鲁人。

一名赤。

受经于子夏，为经作传，故曰《谷梁传》。

传孙卿，
孙卿传鲁人申公，申公传博士江翁，其后鲁人荣广大善《谷梁》，又传蔡千秋。

汉宣帝好《谷梁》，擢千秋为郎，由是《谷梁》之传大行于世。

”可知《谷梁传》与《公羊传》同出一源，但《谷梁传》书名最早才见于《汉书·儒林传》：“瑕丘江公受《谷梁春秋》及《诗》于鲁申公，传子至孙为博士。

”而不见于《史记》，宣帝时《谷梁传》盛行。

由此可推知《谷梁传》的写定晚于《公羊传》的写定。

汉桓谭《新论》云：“《左氏传》遭战国寝废，后百余年，鲁谷梁赤为《春秋》，残略多所遗失，又有齐人公羊高，缘经文而作传，弥离其本事矣。

”《春秋》为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为传。

《春秋》三传中，《左传》最早出现，《公》、《谷》差不多同时出现。

《左传》的创始者亲接孔子的时代，而《公》、《谷》二传出自于孔门弟子之后，三传虽然都是对同一文本的注释，由于师承关系的不同，三转的侧重点却各不相同。

二、注解的内容及特色
首先以三传对同一历史事件的不同解释的比较来看看三传的注解特色。

例一、隐公元年《经》：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

《左传》对此经文的解释较长，兹录于下：
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

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

爱共叔段，欲立之。

亟请于武公，公弗许。

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

公曰：制，岩邑也，虢叔死焉。

佗邑唯命。

请京，使居之，谓之京城大叔。

祭仲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

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

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

公对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对曰：姜氏何厌之有？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

蔓难图也。

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而于己。

公子吕曰：国不堪贰，君将若之何？欲与大叔，臣请事之；若弗与，则请除之，无生民心。

公曰：无庸，将自及。

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至于廪延。

子封曰：可矣。

厚将得众。

公曰：不义不匿，厚将崩。

大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夫人将启之。

公闻其期，曰：可矣。

命子封帅二百乘以伐京。

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

公伐诸鄢。

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

书曰：郑伯克段于鄢。

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

不言出奔，难之也。

而《公羊》传是这样解释的：
克之者何？杀之也。

杀之，则曷为谓之克？大郑伯之恶也。

曷为大郑伯之恶？母欲立之，已杀之，如勿与而已矣。

段者何？郑伯之弟也。

何以不称弟？当国也。

《谷梁传》的注解如下：
克者何？能也。

何能也？能杀也。

何以不言杀？见段之有徒众也。

段，郑伯弟也。

何以知其为弟也？杀世子母弟目君，以其目君。

知其为弟也。

段，弟也。

而弗谓弟，公子也，而弗谓公子，贬之也。

段失子弟之道矣。

贱段而甚郑伯也。

何甚乎郑伯？甚郑伯之处心积虑，成於杀也。

于鄢，远也，犹曰取之其母之怀中而杀之云尔，甚之也。

然则为郑伯者宜奈何？缓追逸贼，亲亲之道也。

“郑伯克段于鄢”在经只有一句，在《左传》则洋洋数百言，对经文所记之事作了详细地描述，也对整个事件作了评论，以表明作者的历史观。

《左传》本为解经文字，因长于叙事，又含有史的成分，以史解经，它开创了叙述式历史解释模式的先河。

这种模式对中国各种史书都产生了影响。

《谷梁传》、《公羊传》，两传逐字逐句地阐释《春秋》文义，且训解都用问答式进行，层层深入，分析细密。

两传阐释经意重在揭明行文之意即所谓“笔法”（《春秋》文辞简短，每一记事中一字以褒贬，世称“春秋笔法”）为主。

《公》、《谷二传队“克”、“段”以及“克段”的地方、“鄢”的用词动机的分析就是对《春秋》“一字以褒贬”的微言大义的探求。

总之，《左传》解经以叙事见长，《公羊》、《谷梁》于相关的史实记载不够详备，而重于注释经文字句，推阐《春秋》的“微言大义”，三传的解经体例不同。

其次，三传对同一史实的记述及理解不同。

《公羊传》、《谷梁传》都认为共叔段为郑伯所杀，而《左传》的最后结局是“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

例二、隐公元年《经》：元年春，王正月。

《左传》：无传。

《公羊传》：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

春者何？岁之始也。

王者孰为？谓文王也。

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

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

何成乎公之意？公将平国而反之桓。

曷为反之桓？桓幼而贵，隐长而卑，其为尊卑也微，国人莫知。

隐长又贤，诸大夫扳隐而立之。

隐於是焉而辞立，则未知桓之强必得立也。

且如桓立，则恐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

故凡隐之立，为桓立也。

隐长又贤，何以不宜立？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

桓何以贵？母贵也。

母贵则子何以贵？子以母贵，母以子贵。

《谷梁传》：虽无事，必举正月，谨始也。

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功志也。

焉成之？言君之不取为公也。

君之不取为公，何也？将以让桓也。

让桓正乎？曰：不正。

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

隐不正而成之，何也？将以恶桓也。

其恶桓，何也？隐将让而桓弑之，则桓恶矣。

桓弑而隐让，则隐善矣。

善则其不正焉，何也？春秋贵义而不贵惠，信道而不信邪。

孝子扬父之美，不扬父之恶。

先君之欲与桓，非正也，邪也。

虽然，既胜其邪心、以与隐矣。

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与桓，则是成父之恶也。

兄弟，天伦也，为子受之父，为诸侯受之君。

已废天伦，而忘君父，以行小惠。

曰：道也。

若隐者，可谓轻千乘之国，蹈道则未也。

《公羊传》反复申说隐长而卑，桓幼而贵，而桓之所以贵，是因为其母贵，又说隐、桓“其为尊卑也微”，但桓与其母的身份，隐、桓二公的关系，有没有说清。

《谷梁传》以为隐公让位于桓为不正，又说先君欲传位于桓公是“邪心”，见解虽与《公羊传》不同，但同样略于事实，解释不得要领，含混不清。

倒是《左传》在经文前有一“无经之传”，以传的形式交代了历史事件的背景：
传，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继室以声子，声子生隐公。

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故仲子归于我。

生桓公而惠公薨。

是以隐公立而奉之。

经，元年春，王正月。

可以看出，《左传》解经，据事直书，主要以事实说话，在这一点上要胜于《公羊》、《谷梁》。

《公羊》、《谷梁》以事解经，多不及《左传》，有学者认为其原因在于占有资料的多寡不同，《左传》作者离《春秋》时代不远，有系统的历史资料为依据；《公羊》、《谷梁》后出，对某些史料未能把握，因而未能后出转精。

但《公》、《谷》两传在经意的阐发方面，却有独特之处，二者致力于在《春秋》的字句之间探求圣人褒贬的“微言大义”，这是其解经宗旨。

而且提出了与历史、政治有关的哲学问题，涉及了一点历史观、宇宙观的问题，因而就有了一点哲学诠释的因素。

而这一点又是《左传》所缺乏的。

《公羊传》对《春秋》“微言大义”的阐扬表现为：
1、“大一统”的政治理论萌芽
《春秋》每年纪事首冠以“王”，称“王正月”,表示尊奉王室，但尚未提出明确定主张，《公羊传》对此做出了创造性的解释：“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在开篇就提出“大一统”的思想，这可以说是《公羊传》的解释经典的首要宗旨，这一思想体现在各个具体史实的解释之中。

如僖公二十八年传：“公朝于王所,曷为不言公如京师？天子在是也。

夫子在是，则曷为不言天子在是？不与致天子也。

”“天王狩于河阳。

狩不言，此何以书？不与再致天子也。

一再表示对晋文公以臣召君行为的贬责，而为周天子讳言真相。

又如文公十三年传曰：“周公何以称太庙于鲁？封鲁公以为周公也，周公拜乎前，周公拜乎后，曰：生以养周公，死以为周公主。

然则周公之鲁乎？曰：“不之鲁也，封鲁公以为周公主，然则周公何为不之鲁？欲天下之一乎周也”。

《公羊传》流传于战国，成书于西汉，“大一统”理论在战国时代反映了人们的愿望，在西汉适应了巩固封建统一国家的迫切要求，对西汉的政治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公羊传》的大一统观还表现在对民族问题的思考上。

《公羊传》主张“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诸夏”即中原地区，处于较先进的社会阶段，应该阻止处于较后进阶段的“夷狄”对中原地区的袭扰。

如宣公二十三年传：“夏六月乙卯，晋荀林父帅师及楚子战于比必，晋师败绩。

大夫不敌君，此其称名氏以敌楚子何？不与晋而与楚子为礼也”。

楚庄王迎战晋军，晋军失败又让其退走，因为楚庄王能讲礼仪，在文明与道理上远胜晋人。

所以赞许楚王“有礼”，由“夷狄”而变为君子；“诸夏”在文明与道德上衰落了，就会成为“新夷狄”，所以对出国加以贬责。

可见“夷狄”与“诸夏”的区别不在于种族，而在于文明与道德的进化程度。

2、“三世异辞”的历史哲学萌芽
“三世异辞”在《公羊传》中总共出现了三次：
隐公元年：公子益都卒。

何以不日？远也。

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

桓公二年：三月，公会齐侯、陈侯、郑伯于稷，以成宋乱。

内大恶讳，此其月言之何？远也。

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

哀公十四年：《春秋》何以始乎隐？祖之所逮闻也。

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

何以终乎十四年？曰：备矣。

异辞指用辞不同。

亲见的时代、亲闻的时代、传闻的时代，为何用辞不同？这是因为时代远近不同，史料掌握详略不同，文字处理因而不同。

这说明孔子著《春秋》，因为所见、所闻、所传闻这三个时代的不同特点，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和书法；孔子修《春秋》，起自隐公元年，到哀公十四年，才达到完备齐全。

因而，《公羊传》反复强调“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就包含着历史变异观点，即《春秋》时期二百四十二年并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可以按一定标准化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
各个阶段有各自的特点，这种变易的哲学观点，经过汉代何休的系统阐发，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

总之，在解经的内容与方法上，三传形成了明显不同的风格。

《左传》推崇孔子为史学家，视《春秋》为一部历史书，在西汉末年流传出来以后，形成了“左传学派”。

在《公羊传》中，孔子成了政治家，《春秋》被视为一部政治书，在汉初形成了“公羊学派”，特别是《公羊传》所发挥的“大一统”政治观念，奠定了中国封建时代的主导思想。

《谷梁传》着重发挥孔子以“礼”为治的政治思想，暗合了统治者的愿望，因而在汉宣帝时大行于世，形成了“谷梁学派”。

不但如此，《春秋》三传还处于我国经典解释传统的源头，并因其各自的特色而开创了我国经典解释的不同方法，反应了我国经典注释学从一开始就在内容的完备、方法的科学方面达到了可观的水平。

《左传》开创了叙述式解释模式的先河，对于后代中国各种史书的注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是中国最早的历史学和文献学的经典注释。

从解释学的角度来衡量，《公》、《谷》二传已含有了解释学的某些因素，带有哲学性的经典诠释的萌芽。

由于三传各自的独特价值，而成了后世学者研究的经典，并在唐代由解经的文字而升入经典的行列，成为《十三经》中的经书。

参考书目：
1陈苏镇《汉代政治与<春秋>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

2陈其泰《清代公羊学》东方出版社1997年。

3赵生群《<春秋>经传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4汪耀楠《注视学纲要》语文出版社1991年。

5汤一介《和而不同》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

6沈玉成·刘宁《春秋左传学史稿》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

7本文引文均出自清阮元编《十三经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