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国时期罽宾来华僧人与长安佛教

陈 寒　

（福建师范大学 社会历史学院　，　福建 福州 350007）　

摘 要：十六国时期的关中地区，在前秦、后秦的相继统治下，出现了一个佛教蓬勃发展的局面。在此过程中，罽宾来华僧人在毗昙学（以说一切有部经、律、论为主）的传译方面出力极大，对汉地洞悉印度佛教理论体系，乃至在全国范围内出现弘法的高潮起到了直接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罽宾僧人；二秦；佛教　

中图分类号：B9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72X(2004)01-0103-05

收稿日期：2003-11-23　

作者简介：陈寒(1973—)，男，江苏锡山人。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世界上古史、佛教史的教学与科研工作。　

一　

十六国时期，中国北方陷入了纷乱的局面。而西北关中地区由于远离中原战地，且少数民族统治者政治较为清明，故往往能够保境安民，促进地方社会经济的进步，同时他们往往实行较为开放的汉化文化政策，使国内民族矛盾趋于缓和，文化事业得以蓬勃发展。其中以关中地区的氐族苻氏前秦和羌族姚氏后秦(简称“二秦”)政权较为典型。

前秦苻坚任用汉人王猛参掌机要。王猛为相十六年，“宰政公平，流放尸素，拔幽滞，显贤才，外修兵革，内崇儒学，劝课农桑，教以廉耻。”这种政治上的清明，使“关陇清晏，百姓丰乐，自长安至于诸州，皆夹路树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旅行者取给于途，工商贸易于道” [1] (《晋书・苻坚载记》)。正是以国内的稳定发展为基础，苻秦才能够逐步地统一了中原，达到势力的全盛。此后，崛起的是羌人建立的后秦政权。姚兴即位后，继承了其父姚苌在关中的基础，向西扫荡了关陇一带的前秦残余割据势力，向东夺取了东晋的洛阳地区，从而使版图南至汉川，东逾汝、颍，西控西河，北守上郡，成为十六国后期国力比较强盛的政权。姚兴一方面在军政上依靠姚羌军事集团和天水大族如尹氏，另一方面采取放免奴婢、严明律法、大兴儒学等措施以改革内政，安定民心。姚兴“立律学于长安”，并亲自“听断疑狱，于时号无冤滞”。他还“每于听政之暇，……讲论道艺，错综名理。……于是学者感动，儒风盛焉”，“诸生自远而至者万数千人。”[1] (《晋书・姚兴载记》)这些措施客观上有利于汉族先进文化的保存和发展。同时，二秦政权分别在僧人释道安、鸠摩罗什的主持下，延揽西方僧人、设立佛经译场、大规模译经讲法，掀起了一个自佛法传入汉地的第一个弘法的高潮，而在此过程中东来的罽宾僧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

早在贵霜帝国时代，通过编纂《大毗婆沙论》，说一切有部的理论体系得以确立，并在印度西北部得以发展。其中东派(罽宾一系)首先得势，形成毗婆沙论师一派，得到贵霜的支持，取得了代表整个有部的地位。毗婆沙，即毗昙之学，指佛经中的论藏。但罽宾地区由于地域相对封闭，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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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较为传统，故集中全面地保存了小乘说一切有部自传的经律论三藏，因此在佛学上具有极高的价值。然而不久后，印度西北部佛教的发展即因白匈奴的入侵而被打断。

白匈奴(Hephthalites)，一般认为是和大月氏混血的匈奴人。中国史书称之为厌哒、滑国，印度文献称之为“胡纳”(Huna)。到五世纪中叶，厌哒人游牧于乌浒河(即阿姆河)流域，力量逐渐强大。五世纪末，白匈奴占领了北印度大片领土，从而彻底导致了印度笈多王朝的全面分崩离析。公元500年左右，厌哒进兵健陀罗，灭小月氏，取代贵霜王朝而成为中亚强国。厌哒向南以旁遮普为根据地而东取笈多王朝领地直至马尔瓦(Malwa)，向西屡败波斯萨珊王朝，向东与柔然汗国争夺西域(狭义)，控制了塔里木盆地南北道诸城邦。

罗米拉・塔帕尔指出，白匈奴的入侵，使“北印度再次经历了来自中亚和伊朗的民族迁徙，接着是一种再调整的格局。胡纳人的到来不仅造成了政治动荡，而且推动了在后来若干世纪中仍可感到其势头的新潮流。”[2] (P72)的确，白匈奴不但对于六世纪印度社会结构，而且对于该时期北印度佛教的发展变化均有着极为重大的影响。

白匈奴人“不信佛法，多事外神”[3] (《洛阳伽蓝记》卷五)。在米喜拉库拉(Mihirakula)统治时，“乘其战胜之威，西讨犍驮逻国，……毁窣堵波，废僧伽蓝，凡一千六百所”，[4] (《大唐西域记》卷四)其势力所及之地，佛教即遭到沉重打击。又《洛阳伽蓝记》卷五载，“(乾陀罗国)本名波罗国，为厌哒所灭，遂立特勤为王，治国以来，已经二世。立世凶暴，多行杀戮。……自恃勇力，与罽宾争境，连兵战斗，已历三年。……王常停境上，终日不归。师老民劳，百姓嗟怨。”四—五世纪时的犍陀罗，以佛钵供奉为中心内容，成为僧俗共同的一大佛教中心。该地保存至今的大量佛教寺院遗址，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白匈奴人占据了这里后，采取了同以往贵霜月氏人不同的统治政策，即统治的目的是掠夺这里的财富。对罽宾的连年征战，使印度西北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遭到较大的破坏。佛教发展的兴旺，必然要以繁荣的经济，巨大的财富作为后盾。白匈奴在这里的统治，使佛教丧失了经济支持，丧失了存在的基础，从而使佛教不可避免地走向衰亡。故从五世纪上半叶起，白匈奴对印度西北地区的持续破坏，迫使罽宾等地僧人开始不断向东弘法，从而导致一个罽宾僧人入华的高潮时期出现。①

三

前秦时期，入长安译经的外国僧人主要有三人，均为罽宾人。

僧伽跋澄，意译众现，罽宾人。“毅然有渊懿之量。历寻名师，修习精诣，博览众典，特善数经。闇诵《阿毗昙毗婆沙》，贯其妙旨。”[5] (《出三藏记集》卷十三)苻坚末年，跋澄游至长安。时关中大乘尚未得以广播，而禅数之学甚为兴盛。跋澄既善数经(即阿毗达摩)，而又深谙毗婆沙，故为时所注目。苻坚秘书郎赵政博学有文才，且崇仰佛法，恳请跋澄译经。自建元十七年(381年)至二十一年(385年)，在释道安的组织下，跋澄译出《尊婆须蜜菩萨所集论》十卷，《毗婆沙论》十四卷，《僧伽罗刹所集经》三卷，共计三部二十七卷。此时，以释道安为首，初步形成了前秦的译经集体。如跋澄译经时，“凉州沙门竺佛念、外国沙门佛图罗刹传语，沙门敏智、慧嵩、秘书郎赵文业笔受，安公、法和对共校定” [6] (《开元释教录》卷三)。此一译场在前秦译经过程中不断出现，僧伽跋澄出身罽宾，故其传译有部东系毗婆沙实属必然。又罽宾亦流行有小乘萨婆多、弥沙塞、昙无德等诸部律，故跋澄“戒德整峻，虚静离俗，关中僧众，则而象之。”[5] (《出三藏记集》卷十三)。跋澄一直居于长安，至姚秦皇初五年(398年)，与竺佛念共译《出曜经》三十卷，此后不知所终。

昙摩蜱，意译法爱，众经录皆谓其为印度人。然《出三藏记集》卷十《八犍度阿毗昙根犍度后别记》载，“近自罽宾沙门昙摩卑闇之，来经蜜川，僧伽禘婆译出此品，八犍度文具也。……泰元十五年(390年)正月十九日，于扬州瓦官佛图记。”按与僧伽禘婆(提婆)同时的印度来华僧人，名为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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