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政治信任相关问题的探索与思考_陈佳鞠

２０１２年６月第１４卷增刊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Ｊｕｎ．２０１２

Ｖｏｌ．１４Ｓｕｐｐ

ｌｅｍｅｎｔ

对政治信任相关问题的探索与思考

陈佳鞠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北京１００８７２

）［摘　要］作为公众与政府良性互动的集中体现，政治信任历来是一国政治体系存续和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政治体系获取其合法性的社会心理基础。从上个世纪７０年代开始，政治信任就成为国外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我国自改革开放后，伴随着社会的快速转型，各种问题层出不穷，国民的政治信任下降严重，老百姓都变成了“老不信”，这便导致国内学者也产生了对政治信任的研究兴趣，但由于起步较晚，研究内容及成果均很有限。本文通过分别阐述政治信任和政治合法性这两个概念的含义，进一步分析了两者之间的密切联系，

并先后把政治信任作为因变量和自变量，探索了影响社会公众对政府政治信任程度的因素以及政治信任对一国政治社会发展的影响，最后在实证领域尝试着对笔者所属群体—

——中国当代大学生的政治信任状况进行了分析。［关键词］政治信任；政治合法性；影响因素；价值；中国大学生

［中图分类号］Ｄ６３－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５１１Ｘ（２０１２）０Ｓ－００４０－０

５［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１－１２

［作者简介］陈佳鞠，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学生，研究方向：社会学。

一、政治信任与政治合法性

所谓政治信任是指在一个政治系统内，权利相关者对公共权力结构及其权力执掌者的信任和支持，或者说是民众期望政府或政治系统将运作产生出与他们的期待相一致的信念或信心。政治信任有着多层次的内容：从宏观层面而言，它是指权利相关者对国家政权的支持和合作；从中观层面而言，它是指权利相关者对国家政治体制、法律制度的认可和支持；从微观层面而言，它也指权利相关者对公共权力执掌者的信任和合作。政治信任对于一个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如果公民对于国家公共权力结构及其执政者保持着良好的信任和合作，则可以有效降低国家治理的行政成本，甚至在政府出现决策失误时也能够得到权利相关者的谅解和支持。反之，

政治信任的缺失则容易造成权利相关者对公共权力系统及其权力执掌者的政治冷漠、政治抵制，甚至政治抗争，导致国家政权的动荡和社会发展的停滞。

所谓政治合法性（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简言之就是统治集团的正统性和正当性，具体来说是指权力客体对权力主体的忠诚、拥戴和认可，也就是统治、政府或政权能否在社会成员的心理认同的基础上进行有效运行。可以说，人类进入政治社会以来的政治史就是一部权力主体向权力客体证明其占有政治权力合法性的历史，即一部政治权力不断“任何一种政治系统，如果它不抓合法性，那么，它就不可能永久地保持住群众对它所特有的忠诚心。”处于蒙昧状态和奴隶社会时期的人类，往往

将合法性基础与血缘、超自然力量和神权相结合，鼓吹“君权神授”

。近代以来，民主日益深入人心，个人权利与自由日益受到人们的尊重，公共权力的合法性问题变得更为突出也更为普遍。因为“当公民和精英人物都相信权威的合法性时，要使人们遵守法规就容易得多，所以事实上所有的政府，甚至最野蛮、最专制的政府，都试图让公民相信，他们应当服从政治法规，而且当权者可以合法地运用强制手段来实施这些法规”。可见，最强大的统治者也不会强大到足以永远做主人，除非他把自己的强力转化为权利，把服从转化为义务。

而在求证合法性的过程中，政治信任无疑是整个合法性立体结构的逻辑起点和社会心理基础，政治信任可以说是政治系统合法性基础的重要来源。马克斯·韦伯指出：“没有任何一个统治自愿地满足于仅仅以物质的动机或仅仅以情绪的动机、或者仅仅以价值合乎理性的动机作为其继续存在的机会。毋宁说任何统治都企图唤起并维持对它的合法性的信仰。

”而这种合法性信仰就是政治信任。正如戴维·伊斯顿所说：“不断灌输合法感或许是控制有利于典则和当局的散布性支持规模的唯一的最有效的手段。一个成员可能因许多不同的缘由而愿意服从当局并遵守典则的要求。然而，最稳定的支持还是源于成员相信，对他来说，承认并服从当局、遵奉典则的要求是正确的和适当的。”政治信任从最根本上来说，是对政治制度、政治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认同和依赖。国家依赖政治信任来整合民众，政权依赖政治信任来维持其运转，政党依赖政治信任获得执政地位。因此，只要有政治信任，国家就会稳定，

政权就会正常运转，执政党就会巩固自己的地位，哪怕出现社会危机、困难乃至灾难都容易被克服与战胜。

二、影响社会公众对政府政治信任度的因素

（一）政府本身

政府自身的可信度是政治信任的基础，换言之，社会公众是否信任政府首先取决于政府自身是否可信。理性选择学派认为，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基于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同样，制度理论也认为，政治信任程度的高低取决于公民对政府绩效的理性评估。因此，政府绩效是政治信任的前提，一个表现拙劣的政府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赢得公民的信任的。然而，在很多时候，政府的绩效已经足够好了，可社会大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却依然低下，究其原因，就在于公民不仅期望政府履行特定的工具性职能，而且希冀政府维护社会正义、公平与机会均等。换言之，政府的公正性有助于政治信任的提升。斯泽托姆普卡认为，政府的公正性和政治信任受到以下结构性因素的影响：（１）规范的确定性与公正性；（２）机构的透明度；（３）社会秩序的稳定性；（４）权力的责任性（即如果政治机构的权力是有限的，并且受到其他机构的审查和监督，那么权力滥用的风险就较小，从而有利于信任的萌发）；（５）权利与义务的公正仲裁；（６）责任与义务的执行力（即如果公民们相信政府部门能够制裁机会主义者，那么他们就会感到更加安全，进而产生对政府的信任）；（７）对个人尊严、人格与自主的认同与保护。不难看出，在这些结构性因素中，制度因素是最为根本的。制度及其构成规则从两个方面提升了政治信任：对被信任者（政府）而言，制度及其规则提升了它们的责任性和可信度；对信任者（公民）而言，制度及其规则为他们提供了规避信任风险的保障措施。

毫无疑问，制度规则调节着不同领域中的社会关系。尽管规则不可能规范所有的社会关系，但它却可以为社会信任（进而为政治信任）的培育奠定基础。良好的制度不仅有利于社会大众明确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而且有利于提升他们的信任倾向。从单个社会公众的角度看，正是制度的规范意义、执行效力及其道德合理性使他们意识到，其他公民同他一样接受了相同的规则和价值，从而有利于社会信任和政治信任的培育。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制度要么使信任变得不可能，要么使其成为不必要。因此，制度孕育信任的前提在于制度本身必须具有合理性。如果制度允许撒谎、无法确保合同实施、有失公允、屈服于特权或者无力扶助弱势群体，那么体系性不信任就会滋生。在这种情况下，公民们的不信任并非源于被信任者的不可信，而是在于制度不能实现其规范性价值。制度必须保持公正、不偏不倚，它必须鼓励社会公众诚实守信并且有能力对违反制度的行为进行制裁，同时，制度必须对弱势群体进行适当的倾斜。惟有如此，制度及其支撑的政治框架才能为政治信任的孕育提供生长的土壤。

（二）社会公众

社会公众是政治信任的主体，他们的个体特质无疑会对政治信任程度产生基础性的影响。面对相同的政府绩效和政府行为，不同的公民会表现出对政府不同的信任程度。之所以会出现这些差别主要是因为受到诸如个体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社会地位、经济地位、价值观以及宗教信仰等多种因素的影响。除了上述客观因素的影响，个体的价值观以及政治参与程度则直接决定了社会公众对政府的政治信任程度。

个体的价值观是影响社会公众对政府政治信任度的重要因素之一，因为个人的价值观取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个体的信任倾向。例如，英格尔哈特曾指出，与怀抱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公民相比，那些怀抱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公民表现出对政府更多的不信任，因为公民们不再祈求政府确保其生存（既有的安全状况被视为理所当然），相反，他们会以更高的标准来衡量政治精英和政治机构。同样，那些怀抱权威主义价值观的公民会表现出更高的政治信任。

个体的政治参与程度是影响个体信任倾向以及政治信任度的另一因素。长期以来，社会公众的政治参与被认为是培育公民政治技巧、塑造合格公民的重要途径。例如，考夫曼就曾指出，民主参与将有利于改善公民的“思考能力、情感以及行动”。具体而言，社会公众的政治参与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影响其政治信任程度：其一，政治参与有利于培育社会公众的规则意识和宽容意识。政治参与的过程就是社会公众与众多不同于己的陌生人遭遇、互动、交流和妥协的过程。他们之间不仅利益各异，而且在背景、社会地位等方面也迥然不同。因而，要在政治参与过程中实现自身的利益，公民们必须学会相互尊重、相互宽容并遵守规则，而这无疑为公民信任倾向的培育奠定了基础。其二，政治参与有利于提升社会公众对政治共同体的自信心和乐观精神。公民参与政治活动可以提升其影响政治过程和政治结果的自信心，使其产生“主人翁”意识，进而提升其对整个政治共同体的信任。与之相反，那些没有参与政治活动的社会公众则会感到自己没有途径影响政治过程，从而会产生某种无助感和挫败感，进而产生对政府的不信任。

（三）经济发展状况

一国的经济发展状况是一国政府执政能力最具体、最有力的一个体现。一国经济良性发展、社会财富不断积累、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自然有利于社会大众对本国政府信任程度的提高。而经济发展状况中的社会财富的分配状况也即贫富差距的大小则是影响社会公众对政府政治信任度的最直接因素。

一个国家社会财富的分配越平等，其社会民众的政治信任水平也就越高。当收入差距被拉大时，政治信任水平就会下降。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能够在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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