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司马迁的王道德治思想

浅谈司马迁的王道德治思想
[摘要] 司马迁作史，是并不是历史资料的汇抄和事实的堆积，而是要阐明自己的思想和理想。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表述了一个重要的意思：《史记》之作，是要继孔子作《春秋》，并指出《春秋》的大义，树立王道德治思想。

王道德治是司马迁心目中的理想政治。

司马迁认为王道治天下是政权长治久安的根本。

[关键词] 司马迁；王道德治；思想
引言
《春秋》为王者提供了治理天下国家的历史经验，司马迁认为《春秋》为后代圣王立法提供了文化范本。

司马迁在《史记》中表述了对孔子的王道德治思想的推崇，认为《春秋》为后代圣王立法提供了文化范本。

司马迁对王道德治思想的推崇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

司马迁旨在继《春秋》，作《史记》，通观历史，考察历史的盛衰成败，改进古代王道德治思想，创立新的圣王之法，为社会提供一套新的人伦准则。

最终达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个作史目的。

一、王道德治思想产生的历史根源
孔子作《春秋》说，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十二诸侯年表》、《儒林列传》、《太史公自序》等篇章中均有记载。

他对孔子作《春秋》的目的阐述得很明确。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提及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

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

是非二百四十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矣。

’”①分析孔子作《春秋》的目的可知，孔子生活在春秋末年，当时周王室衰微，政权下移，各国臣弑君、子弑父现象屡有发生，国家的权力掌握在卿大夫、家臣手里。

不仅如此，各诸侯国之间还进行争霸战争，战争使周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大一统政治局面不复存在。

更严重的是西周的王道政治——礼乐制度遭到破坏，王道中断。

这才是孔子真正的忧虑所在。

孔子作《春秋》，是为了拨乱反正，使“乱臣贼子惧”，以恢复周代王道政治。

由此可知，《春秋》是孔子以史书的形式来寄托自己政治理想的工具，有着浓厚的政治含义。

孔子为救世而周游列国，宣传王道，但是都不被各国诸侯重用。

晚年的孔子受获麟的激励而作《春秋》。

《春秋》笔法严谨，辞约指拨，字里行间蕴含了许多“义法”，孔子就是通过这些义法来评价历史和现实。

更重要的是孔子在《春秋》
中为后代圣王制定了一王之法，《春秋》的“王法”施行之日，就是王道社会的重建之时。

司马迁认为孔子修《春秋》的用心，是为了明王道，辨人事是非，劝善而惩恶，继承周代传统，实现最大的王道。

《春秋》为王者提供了治理天下国家的历史经验，“《春秋》辨是非，故长治人。

是故……《春秋》以道义。

拨乱世返之正，莫近于《春秋》。

”②按照司马迁的看法，《春秋》就是王者的“治人”之学。

司马迁尚“德”思想的阐释是承接着儒家思想的。

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重星共之。

”③在这里“德”就是指“德政’夕，而“德政”实现的基础首先是修身，是讲仁义。

“仁者爱人”，将爱人之心推及国政方面便是“德”。

所谓王道，是儒家学派对上古三代帝王政治的概括，它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概念，包括礼乐教化、天下一统、君臣纲常等多方面的内容，但它的核心则是仁民爱物的德治思想。

礼乐等制度形式可以随时代的变化而损益，但是王道德治思想则是适应中国封建社会任何朝代的文化哲学。

《史记·太史公自序》说：“维三代之礼，所损益各殊务，然要以近性情，通王道。

”④王道是司马迁心目中的理想政治。

司马迁以王道标准来评价历史与现实的政治，承担起“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文化使命。

二、司马迁推崇王道德治思想的原因
（一）父亲修史的影响
司马氏父子著述《史记》的宗旨，就是要上继孔子《春秋》。

这个学术宗旨最初是由司马谈确定的，《史记·太史公自序》载司马谈遗嘱，提到“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废，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

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

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⑤司马谈心目中的《太史公书》，是要从孔子《春秋》绝笔之年写起，以展现王道由中断到接续再到中兴的历史过程，论载在这个过程中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的辉煌业绩。

司马迁为此认为“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

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⑥司马迁在此表示，他深知父亲对自己的殷切期望，决心通过述史来继承孔子删述六经的事业，让司马氏的《太史公书》能像孔子《春秋》一样，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王之法。

司马迁父子所理解的五百年之运的嬗递是周公制礼乐、孔子作《春秋》和司马氏著述《史记》，这表明司马氏父子不仅仅从孔子巨大盛名的表层上上承孔子和周公，更重要的是
在王道文化传统的深层上上承孔子和周公，从中可以看出司马氏父子远大的文化学术目光和宏伟的抱负。

（二）司马迁作史的理想
司马迁以《春秋》喻《史记》，表明他的创作宗旨是继《春秋》，就是要写一部政治伦理道德全书，用以“辨是非”，“善善恶恶”，给人们提供榜样和借鉴。

同时，司马迁根据孟子、贾谊等人所说的五百大运来推算，从公元前551年孔子诞生到当代，已经接近五百之数。

他深信当时正是受命圣王兴盛的时代，汉武帝就是那位五百年才出现一次的圣王。

他决心要发愤努力，做圣王时代的名世者。

正是这种辉煌的人生理想激励了他作史要上继孔子《春秋》的宏伟抱负。

《史记·太史公自序》载司马迁答壶遂之问：“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

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

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

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

”⑦这就清楚地说明，司马迁作《史记》是适应汉家“更化”的需要而著述。

（三）司马迁所处的时代背景变迁
司马迁作《史记》就是基于适应秦汉大一统社会的历史使命而做的，就像他父亲司马谈临终遗言里说的那样，“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其惧焉，汝其念哉！”⑧司马迁最初作《史记》的主题是歌颂汉家盛世，但是随着汉武帝后期社会矛盾的剧烈激化，司马迁及时调整了著述构思，将写作重点转移到批判现实关注民生上面，由此，他批评汉武帝多欲，也并不认为汉武帝的功业一无是处，司马迁的赞颂与批评，均是顺民之欲的立场出发，总结历史的经验，警告为政者要顺应历史时势办事，以德为治，建立巩固的统治。

在经济上，由于内兴功利外伐四夷而导致财政巨额赤字，采取一系列与民争利的方式聚敛财富，结果弄到“海内虚耗，户口减半”⑨的地步。

在封禅方面，不遵循古帝王向上天汇报受命成功之义，而是把封禅与追求仙人仙药、长生升天等混同一起，使得报答天命的庄严的宗教活动失去了意义。

由此“可以看出汉武帝在所有的方面都背离了王道原则，司马迁以王道评判现实政治，以期汉武帝政治回归到王道的轨道上来。

”⑩司马迁的王道德治思想反映了西汉新兴地主阶级奋发向上的精神。

三、司马迁对王道德治思想的超越性
司马迁接受孔子《春秋》所创立的王道思想，并依据这一理论建构了“本纪”、“世家”中的德治理想，同时以王道文化为标准考察“王迹所兴”，即从王道的
落实与背离看帝王政治的盛衰情形。

司马迁高度评价历史上实行王道的帝王政治，认为实行德治是帝王政治兴盛的根本原因，是帝王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唯一途径。

夏禹、商汤、周文三王的成功、先秦两汉时期帝王政治的两座高峰——成康之治、文景之治，都是实行王道德治的结果。

与此相反，如果违反了王道德治原则，施行残民以逞的暴虐政治，就会导致帝王政治的衰落与灭亡。

但是司马迁抛弃了《春秋》的一字褒贬，而全方位记载社会各阶级、阶层及各种类型人物，全方位反映社会生活，惩恶劝善，贤贤贱不肖，为后王立法，为人伦立准则。

司马迁在极力推崇儒家德治时，并非一味盲从，全盘接受。

他对儒家德治也敢大胆怀疑；对其消极方面，也予以无情的批评。

秦不讲德治而兴，鲁讲礼治而亡，引起了司马迁的思索。

司马迁对王道德治思想的理解进行了改进。

同时融入了道家的思想和法家的思想，其王道德治思想的理解对前世的王道德治思想有超越性，充分显示出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精神。

结束语
司马迁著《史记》，以继《春秋》为己任，推崇《春秋》和孔子思想，在史学上继承光大孔子的学术思想，成一家之言。

《史记》反映出司马迁对王道德治思想的高度赞扬。

司马迁王道德治思想的阐释是承接着儒家思想，司马迁赞同孔子著《春秋》可以拨乱反正，以王道文化系统匡正现实的政治思想，表明司马迁深明道德伦理政治化的价值，王道德治是司马迁心目中的理想政治。

司马迁通过著《史记》弘扬王道德治思想，最终达到“通古今之变”，发挥历史的鉴戒作用。

注释
①②④⑤⑥⑦⑧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
③程树德.《论语集释》第一册，《论语·为政》.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61页.
⑨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33页.
⑩陈桐生.中国史官文化与《史记》.中国史研究,1994版.
参考文献：
[1] 安平秋、张大可、俞樟华主编.《史记教程》.北京：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
[2] 刘宁.《史记叙事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3]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4] 程树德.《论语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
[5] 马卫东主编.《历史学理论与方法》.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