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周边经济外交(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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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周边经济外交

近年来,中国外交本着“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总体战略,依据“睦邻、富邻、安邻”的政策,与周边国家的相互依存关系不断加深,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密切联系,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塑造出极为有利的区域环境。这其中,经济外交功不可没。

一、中国经济外交的演变

(一)何谓经济外交

一提到“经济外交”,许多人的第一反应可能是“金钱外交”或“金元外交”,即用经济手段为国家谋求对外关系上的政策、军事等利益。这种看法不能算错,但并不全面。事实上,经济外交还有另一层重要含义,即以外交为手段,为国家谋求经济利益。由此看来,经济外交是经济与外交的辩证统一,既可“以经济促外交”,也可“以外交促经济”。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步伐加快,经济外交已成为各国谋求合作与发展的重要途径,日益受到重视。在不同时期,随着国际时局的变化,经济外交的侧重点也会不同,一般说来,在世界经济萧条时期,为促进经济复苏,各国政府会侧重“以外交促经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随后的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以来,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复苏乏力,或财政赤字屡创新高,或失业居高不下,或两者兼之,纷纷将经济外交的重心从“以经济促外交”转移到“以外交促经济”。

从国际上经济外交上的实践来看,日本和美国比较典型。日本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以外交为手段,而把经济增长和重新融入国际经济体系作为战略目标,美国则是以经济为手段,而把外交政策的实现作为目标。

1.日本式经济外交

二战结束后,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在政治上变成了小国,只能致力于发展经济,以吉田茂为代表的日本政治精英对此有充分认识。1952年11月24日,吉田茂在施政演说中提出:“政府准备首先进行一系列的经济外交工作,如缔结通商航海条约、通商协定,以及发展贸易。”1957年,日本政府发布外交蓝皮书,提出了日本外交的3项重要课题,即“与亚洲各国的睦邻友好、经济外交与调整对美国的关系”。这是“经济外交”概念第一次明确地出现在政府的正式外交文件中。实践证明,在政治上解决对美关系后,日本通过经济外交迅速增进了实力。此后,日本的经济总量逐渐赶超法国、英国、德国等西欧大国,并于1968年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从此,经济外交便成为日本获取商品市场、提高政治地位的重要工具,为战后日本的经济崛起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经济外交方面,日本使用的最多的是外交援助,政府开发援助(ODA)项目是其中的一个重要角色。ODA通常是援助别国的教育、卫生、基础设施等领域,但日本所援助的钱从来不是一次性支付的,在一段时间内,日本就要求受援国与它互动和接触,一旦受援国没有满足它的条件它往往不再给钱。对中国的ODA问题上,日本也是这样做的,这中间绝大部分资金都不是无偿援助的。战后以来,日本一直是把经济作为目的,政治和外交作为手段。现阶段,日本则比较明显地以经济为手段,去获取政治利益。如以大笔的对外援助寻求“入常”等;还有在中俄石油管线项目上,日本许诺向俄罗斯支付大笔资经,表面上看似乎是与中国进行能源争夺,实际上却是在拆中国的台,为的是政治和战略的收益,要遏制中国的发展步伐。

2.美国式经济外交

美国的经济外交一向是将经济作为手段来实现政治目的,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对此论述颇为透彻。亨氏断言:美国的经济能力与经济关系必须服务于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目标,即

鼓励东西方合作,遏制苏联扩张,以及促进美国的价值观传播。

亨廷顿进而认为,美国与苏联的经济关系绝不能与美国和英国、德国之类的国家相提并论。如果苏联借缓和的名义行军事扩张之实,那么美国及其盟友就别无选择,只能关闭经济缓和大门。亨廷顿强调,经济缓和与军事敌对不能长时期一起出现。对于美国这样的经济、军事霸权国家,经济更多是作为达成政治目的的手段而使用,政治而不是经济更能实现霸权统治。因此,美国的经济外交更多是使用经济援助和贸易制裁等手段来谋求政治利益,所以它的经济援助理所当然要把诸如“人权”、“民主”、“自由”等条件附加进去。甚至是掏钱帮助某些国家的反对派来推翻现政府,从中牟取政治利益。中亚一些国家的颜色革命就是如此,资金来源就是美国的国际开发署。

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实践表明,随着国家实力增长,经济外交从注重经济结果渐渐转向由外交政策目标主导。但也需注意,在不同的0发展阶段,这两种传统也能并存,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这有些类似17、18世纪欧洲的重商主义,即权力和财富都可以作为手段和目的,尽管短期内有所矛盾,但长期而言都是一个大国所需要的。

(二)中国经济外交的演进

1971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毛泽东评价说:“我们是被亚非拉的穷兄弟们抬进联合国的。”这一成就的取得,完全得益于中国的经济外交。

中国的经济外交是从援助亚非拉国家起步的。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打破帝国主义国家的封锁,中国通过对外援助和直接帮助欠发达国家建设基础设施等方式,以经济为杠杆撬动外交关系。中国对非洲进行援助,为非洲国家修建了包括举世闻名的坦赞铁路在内的一批基础设施。通过这些援助,中国赢得了非洲国家的广泛支持。后来非洲国家在中国重返联合国时,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毛泽东才会有此一说。在这个阶段,中国经济外交的侧重点是“以经济促外交”。

在整个美苏对峙时期,中国的国家战略目标是保障生存,而不是扩大权力。新中国在向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之后,对苏经贸在中国对外经济关系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其次是苏联阵营的其他国家,再次是第三世界,最后是欧美国家。1953-1971年,中美贸易甚至为零。这些事实表明,政治关系决定性地影响到国家间的经贸关系格局。在对外经济交往中如果缺乏政治意识,那么将长期面领极大的风险。

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带动了周边外交发展和中国外交格局的转向。首先是中国与日本实现邦交正常化,日本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起到了异常重要的作用。1978年10月20日,日本内阁会议批准《中日友好条约》。不久,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访问了日本。他参观了神奈川县的日产汽车公司、千叶县的君津钢铁厂、大阪的松下电器公司。之后在东京的记者会上邓小平表示,中国要借助日本的科学技术和资金,提升两国间的经济合作水平。可以说从这时候起,中国经济外交中外交为经济服务的特点已经开始显现。

中国的经济外交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而逐步展开的。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国内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随后在内政与外交的关系上改变了原来的内政为外交服务的思路,开始强调政治为经济服务,政治与经济并重,经济外交的重要性愈发突出。为了适应国内经济建设的需要,中国鼓励外交干部学习经济知识、熟悉国际经济关系,为搞活经济做贡献。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已经同亚洲经济体中的日本、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先进者建立了密切联系,此外还包括泰国和马来西亚。中国周边的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反霸以及配合美国外交战略的大前提下,非常愿意同中国发展关系,同时这也为中国拓展对外贸易奠定了基础。

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趋势加速发展。经济全球化给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中国政府认识到,只有顺应大势积极参与其中,才能赢得发展。中国加大了融入国际体系的步伐,参加亚太经合组织(APEC),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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