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区域经济研究三十年

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区域经济研究三十年刘红军近三十年是中国史学繁荣发展的三十年，也是魏晋十六国史研究繁荣发展的三十年。

三十年来，魏晋十六国史研究的队伍不断扩大，研究深度不断加深，水平不断提高，出版、发行的著作也不断增多。

在这个大背景下，关于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区域经济的研究也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就。

河西地区由于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以及河西走廊在军事和中西交通上所占的十分重要的地位，历代中央王朝和地方割据政权都十分重视对河西地区的开发，虽然其经济的发展随着政权的更替有高低起伏，即使在同一王朝或政权的统治下，前后也有兴衰差异，但在历史长河中，河西的开拓和发展始终是河西社会经济的主旋律。

而魏晋十六国时期经营河西地区诸政权又采取外和诸邦、内励农桑的举措，从而为河西地区创造了安定的社会环境。

以此为前提的农牧业、手工业、商业、人口、城市迅速发展，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程度加深，同时又与西域的交往不断加强，河西地区经济出现多元化的发展局面。

一．农牧业对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区经济的研究中，农牧业经济是各位学者研究的重点。

出版和发表的著作也较多。

有吴廷桢、郭厚安《河西开发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赵向群《五凉史探》(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贾小军《魏晋十六国河西社会生活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柯友根《试论十六国时期社会经济的缓慢发展》(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3)、符丽明《魏晋十六国北朝对河西的农业开发》(北朝研究1990.2)等。

柯友根通过对十六国时期北方经济的概况研究，提出这一时期虽然北方经济遭到破坏，但这种破坏是不平衡的。

他认为十六国时期经济发展可以用“破坏后又逐渐恢复，逆转时也有发展，停滞中也有发展”来概括。

但是，是总体上概括性的，并没有详细对发展状况进行探讨。

而吴廷桢、郭厚安《河西开发史》(甘肃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则从五凉政权的“保境安民”政策出发，以河西地区地处西北，免受中原战乱为前提，来说明当时河西地区经济持续发展。

同时提出，当时河西经济持续发展与河西著姓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其中，提到诸政权劝科农桑、率先恢复农村经济、轻摇役、薄赋敛等政策，促使河西地区的农牧业经济繁荣发展。

而贾小军《魏晋十六国河西史稿》(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也对该时期河西地区的农牧业发展做了详尽的研究，得出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区农牧业发展具有以维持地方性割据政权统治宗旨的地域性，同时，诸政权又与外界联系交流密切，而这种交流与联系又带有明显的“掳掠”性质。

同样的观点在其《十六国时期河西农牧业经济的新发展》(河西学院学报2008年第二十四卷第1期)中也有所体现。

有关五凉时期河西著姓经济发展的状况，及其对河西地区整体经济产生影响方面的研究，武守志的《五凉政权与西州大姓》(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4期)和陈琳国《十六国时期的坞堡壁垒与汉人大族豪姓经济》(历史研究晋阳学刊2007年第2期)。

陈琳国提出，十六国时期大族坞璧经济及其依附关系的发展对十六国封建化产生的影响，其作用不可低估。

而与此观点相近的有贾小军《五凉时期河西著姓经济发展略论》(甘肃农业2006年第9期)，他提出著姓经济在河西经济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马文涛《魏晋河西地区庄园的农副业和手工业经济模式-以嘉峪关墓壁画为中心考察》(宜宾学院学报2010年3月第十卷第3期)和孙彦《试论魏晋十六国时期的农具与农业生产-以河西走廊墓壁画为例》(《农业考古》,2010.4)，则是以河西地区出现的墓葬壁画为考察和研究对象，得出河西地区农牧业出现繁荣景象的结论。

同时又为研究河西地区魏晋十六国其它经济的发展新增了史料和论据。

其他著作如杨建新《中国西北少数民族通史-西晋十六国卷》(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齐陈骏《西北通史》(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也对河西地区农牧经济发展状况做了相对完整的论述，而高敏《魏晋南北朝经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韩国磐《魏晋南北朝史纲》(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蒋福亚《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等只是宏观的对魏晋十六国时期经济发展状况进行概述，缺乏详细的论据和详实的史料，也没有做深入的探究。

二．手工业涉及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区手工业方面的著作相对较少，除前面提到的杨建新《中国西北少数民族通史-两晋十六国卷》(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外，王晓晖在《试论五凉手工业发展的特点》(甘肃高师学报 2001年第六卷第4期)一文中提出，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区的手工业发展并未因政局的多变而停顿，而是在前代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

由于五凉特殊的形式和地位，手工业的发展出现了不平衡的局面，这种不平衡表现在各政权和各地区两个方面。

其中，前凉、西凉、北凉手工业发展水平较高，而前凉最为发达。

在手工业各部门中，纺织、建筑、冶铸业是当时最为重要的，同时造纸、酿酒、制陶等业也有较大的发展。

而此时手工业的发展地域性特征比较突出，许多手工业部门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是其发展不平衡的因素之一。

此外，郭厚安《河西开发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从总体上将魏晋十六国时期手工业的发展状况进行了概述，虽然提及的手工业部门较多，但由于篇幅有限而不尽详实，而其它著作只是粗略的提及，并没有进行更深层次的探究，故关于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区手工业方面的发展状况还有待我们发现和研究。

三．商业从商业的角度来研究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区经济发展状况的文章较多，但其观点大致可分为两种。

一种认为，魏晋十六国时期由于各民族间杀伐相继、社会动荡，河西地区的商业活动基本处于不发达或停滞衰落状态，既是有贸易活动，也主要是以农产品为主的初级产品的交换，总体水平不高。

持此类的观点的代表性学者为朱和平，其著作为《试论十六国时期的商业及其特征》(许昌学院学报2006年第10期)。

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魏晋十六国时期的河西地区，商业发展出现前所未有的盛况，商人的队伍也十分复杂。

商品化农业中的种植业成为商品的主要来源，长途贩运日益成为商品的主要流通方式，而且由于豪族大姓的参与和各政权统治阶级的重视，商品中的高档消费品数量增加。

商业性城市也大量发展起来，城乡联系紧密，城乡商业网络以及中外交往日趋完善和频繁。

此外，当时还在商业交流频繁和商品集中的地区设有专门供商品交易的场所和管理机构。

持此观点的有郭厚安《河西开发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贾小军《魏晋十六国河西史稿》(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等。

而赵向群《五凉史探》(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蒋福亚《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李清凌《魏晋十六国北朝西北经济的经济开发思想》(宁夏社会科学2006年3月第2期)等也有所涉及。

另外，关于魏晋十六国时期的其它著作中也涉及对该时期商业发展状况的探讨。

如张河生《十六国时期的货币探讨》(甘肃钱币专辑1992年增刊)等。

四．人口、城市魏晋十六国时期是民族大融合和交流的时期，随民族间的交往与融合程度的加深，河西地区的总体经济出现多元化发展，人口也随之增多。

近年来有关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人口的研究已取得了显著的成果，相关论文有高荣《十六国时期的河西人口》(西北人口2003年第2期)以及部分已出版的书刊杂志等。

据高荣先生研究表明，魏晋十六国时期的河西人口已大大超过汉代鼎盛之时。

但是，在此百年的时间里，河西人口既不是固定不变的，也不是稳定增长的。

如前凉时期由于战乱和饥荒，出现人口剧减的状况。

不过，由于河西走廊当时社会秩序相对安定，经济丰饶，成为中州人士避难之地和流民移徙之区，故河西人口繁盛，当时河西民众除汉族外，还有诸多少数民族，如资虏、卢水胡、鲜卑等少数民族，而武威则是当时河西走廊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

而关于流动人口方面的研究，流动人口的数量，各政权对其安置情况，及流动人口对河西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又是各学者研究的重点。

另外，对该时期河西著姓所萌庇下的人口研究也略见成就。

随着人口的增长，城市逐渐发展起来。

关于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区城市的发展状况的研究，除魏晋十六国史的文献记载和论述外，任重《十六国城市二题》(《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06期)一文作了深入详尽的探讨，该文通过对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区城市数量、规模以及性质的分析，得出十六国时期的城市带有浓厚的军事色彩，诸政权为巩固政权，加强对城市的控制。

一方面，在一些重要城市实行都督制和护军制，另一方面，又采取以城市代郡县的方式管理城市的论断，同时指出城市成为当时社会经济活动的中心。

在生产技术相对落后的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人口直接变现为生产力，土地的开发程度、社会物质财富的提供程度完全系于从事生产的人口和民户数量，而上述相关文章通过对河西地区人口与城市发展状况的研究得出的结论，又为研究河西地区整体经济发展提供了依据，多角度的研究和新观点的出现，相互支持，相互补证，共同构成史学界对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区域经济发展研究的丰碑。

由于笔者个人能力所限，对近三十年来有关十六国时期河西经济发展状况的回顾和评述相对简略和不全面。

然而，纵观三十年来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区经济研究趋向和成果。

笔者认为虽然在各个领域和方向均有学者涉足，并取得相当的成就，但仍存在以下不足：（一）各位学者的研究大都只是孤立的，对单一方面的研究，并没有对影响河西地区经济发展的综合因素加以探究，也没有完整的、综合性的著作出现。

（二）关于自然环境对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区经济发展影响方面的研究很少。

同时，有关游牧文化对汉族农业文化的严重挑战，两种文化撞击引起的后果方面分析研究也较少。

（三）对于同一问题的研究，由于史料和出土文物等不足，致使研究出现不同的结论和趋向，而且分歧较大，同时论述较粗略。

（四）对河西地区区域经济结构方面的综合性探析的文章也相对较少，且不全面。

综上所述，关于十六国时期河西经济方面的研究留给我们的研究空间还很大，相信随着多元化的研究思路的拓展和相关史料的出现，在各位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定会取得丰硕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