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战略调整背景下日本
全球竞争格局下的日本科技人才发展战略及经验启示
1 全球竞争格局与日本科技战略认知1.1当前国际关系与全球科技格局当前国际格局从美国独大的单极格局向以中美竞争为主的多极格局转变。
然而，新国际秩序的重构还需要一段相对漫长的时间，在此期间，混乱和无序将成为国际社会的常态。
随着中美综合国力差距不断缩小，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必然将日益加剧。
当前，美国成为影响世界格局的最大变量，美国在全球地缘政治敏感区域采取的新政策和新行动，对世界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科技合作带来了较大冲击。
世界大国日益重视科技发展，积极发挥科技力量对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影响，大国之间科技竞争日益激烈。
2020年全球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对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冲击严重，疫情也促使世界大国进一步强化科技自主权。
美国2020年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下滑32.9%，是自1947年公布季度数据以来的最大降幅。
全球经济衰退促使西方国家重新审视严重依赖“中国制造”的问题，加快制造业产业链回流，这将导致美欧等发达国家占据高科技产业链高端、中国处于中高端加工制造环节的科技产业分工格局被打破，使得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出口导向战略效应受到严重影响。
在世界贸易持续低迷、传统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国际环境全球竞争格局下的日本科技人才发展战略及经验启示邓子立（广东省科技创新监测研究中心，广州 510033）摘 要 当前，全球主要国家高度重视科技在经济、军事和社会治理等方面的地位和作用。
在中美战略竞争及全球疫情新格局下，日本意图扬长避短，发挥比较优势，保持中美之外“第三极”的角色。
近年来，日本提出“全球人才”战略，明确了基本方针与政策措施，健全了科技人才资助体系。
本文从日本科研经费、科研人员、诺贝尔奖获奖情况，以及与世界主要科技大国横向对比等角度，分析日本科技人才战略的特点及国际经验，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科技人才战略提出若干政策建议。
关键词 全球人才战略；科技人才战略；国际经验中图分类号 C964；D73/77本研究得到广东省省级科技计划项目“‘三评’背景下广东省科技人才评价制度优化研究”（项目编号：2019A101002114）支持。
拜登执政以来美日同盟的新发展
国际关系与地区形势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Regional Situation拜登执政以来美日同盟的新发展徐海娜拜登政府上台后继续坚持对华全面遏制打压战略，修复并强化与盟友关系，希望借此维护和重塑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
在此过程中，日本被置于特别重要的地位。
日本出于拓展自身利益和提升影响力的考虑，对美国重塑全球联盟体系的战略安排给予积极回应，在印太战略及乌克兰危机中均成为美国得力的战略帮手。
在此背景下，美日同盟持续强化，其行动方向呈现一系列新特征，需要给予高度关注。
拜登政府修复并强化美日同盟拜登政府执政以来，基本继承了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对华战略定位，继续将中国视为“最严峻的竞争对手”。
与特朗普政府不同的是，拜登政府坚持以同盟关系为基础对中国进行全面遏制，重建美国的领导力。
无论从经济和科技实力衡量，还是从地缘战略意图以及意识形态契合度等角度考量，日本都是美国的“全球盟友之选”。
为了推动日本在印太战略中积极发挥作用，拜登政府在安全防务、经济、科技多个领域深化对日合作。
第一，重新强化美日同盟关系和共同战略利益。
近年来，美日同盟关系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变化过程。
冷战结束后，美国重新定位美日关系，加强了日本在其亚太战略中的“中心地位”。
奥巴马政府执政时期，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进一步突出了美日同盟的作用。
但特朗普政府上台后采取了具有“孤立主义”倾向的“美国优先”政策，淡化盟友关系，提出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美日同盟的战略中心地位被弱化。
拜登政府上台后，采取了与特朗普政府截然不同的战略，希望通过重新加强同盟关系推行其与中国全面战略竞争的部署。
日本以其地缘战略地位和经济科技实力，成为美国当前在亚太地区最为倚重的盟友。
拜登执政后选择时任日本首相菅义伟作为其会见的第一位外国领导人。
在2021年日本新一届政府轮换之际，拜登在岸田文雄胜出当天旋即表示，美国高度重视美日同盟，这是印太地区和世界和平、安全与繁荣的基石，期待与日本新首相共事，继续加强合作。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视野下的美日同盟转型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视野下的美日同盟转型■ 赵明昊／文当前，美日同盟正进入冷战后第三轮战略调整期，前两次分别由20世纪90年代初的第一次朝核危机和2001年的“9·11”事件促成。
而此次调整则以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特别是军事上的战略调整为大背景，主要应对中国崛起。
美国希望开掘和利用日本的军事实力，服务美在该地区军力配置的重新调整，以及“海空一体战”、“联合作战介入”等新军事概念的实施。
美国希以美日同盟为基轴，大力推动二战后美在亚太地区建立的“彀辐模式”同盟体系向“网状模式”的同盟伙伴体系转型，力图提升对中国的军事遏制能力，对朝鲜半岛、南海等热点问题和突发事件的应对能力，以及对该地区总体安全态势的塑造能力。
在本轮美日同盟调整中，日本则力图紧抓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机遇”实现“借船出海”，通过夸大安全威胁“倒逼”国内各派同意修改和平宪法，为行使“集体自卫权”消除障碍，力图以“进攻性防卫”替代“专守防卫”，突破军费开支限制，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无核三原则”，强化所谓“机动防卫力”，最终谋求日美同盟“对等”化和日本的“普通国家”化。
美日同盟调整的战略背景美日同盟的此轮调整是在美日两国大力推动国家安全战略转型的大背景下展开的，体现了美日两国战略界人士和政策精英关于国家安全战略的若干新思维，其战略含义与动向不可低估。
美国大战略正日益表现出“离岸平衡”取向。
随着2009年奥巴马政府上台并于2011年宣布正式结束伊拉克战争，以及在数年内从阿富汗撤军，加之起始于2007年年底的金融危机对美国的实力地位造成的显著影响，美国的全球战略正进入新一轮争论期和调整期。
[1]总的取向是，一方面，选择“新自由国际主义”路线，强调21世纪的美国国家安全目标应着眼于重建“自由国际主义”的世界秩序，通过与他国达成“新契约”，更加灵巧地综合运用权力和规则，重塑和维护所谓开放的、以规则为基础的(rule-based)全球体系，在美国实力陷入相对衰落的情况下延续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
日本失去的十年
日本失去的十年上世纪60－70年代，日本经济经历了黄金发展时期，经济高速增长，出口大幅提升，积累了大量的贸易顺差，其中主要是对美国的顺差。
80年代之后，日本与美国的双边贸易摩擦不断加剧，贸易战逐渐升级到汇率战，美国认为是日元低估造成日本对美的巨额贸易顺差。
在美国的压力下，1985年，五国集团（G5）签订了著名的“广场协议”，日元被迫大幅度升值。
其后，由于日本宏观政策的失误，日本遭遇了严重的资产泡沫，并于90年代初破灭，此后日本进入长达十年的经济萧条。
图一：日本经济增速的超级L型一、80年代日本的政治经济格局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之后，日本经济的封闭性、管制性受到了当时国际社会的极大批判。
日本在70年代开始了经济结构调整、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改革，但是进程缓慢。
80年代之后，日本出于自身需要和国际压力的考虑，经济改革、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进程加快，日本政治经济面临三个重大的战略调整。
一是政治国际化。
日本政府一直希望通过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政策协调行动，扩大国际影响、提升国际地位，实现其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的理想。
1983年，曾根康弘提出了日本的“大国思维战”战略，并把对美关系作为这一战略的基石。
二是金融、经济自由化、国际化。
20世纪80年代之后，日本放弃了战后一直延续的封闭和管制，逐步放宽了利率限制，修订了外汇与外贸管理法，开放了日本金融市场，并积极拓展日本银行海外业务。
1985年，日本政府发表了《关于金融自由化、日元国际化的现状与展望》公告，推进了日本利率市场化、金融业务开放、资本流动自由化和日元国际化等进程。
三是经济结构调整。
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国际社会要求日本开放国内市场、改变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呼声日高，日本的经济增长模式由“外需主导型”向“内需主导型”转变的压力渐升。
日本政府也认为，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不可持续，日本必须扩大内需，以缓和与国际社会的关系。
简言之，80年代中期，日本面临着三个重大的战略转变：一是由“管制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转变；二是由“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的转变；三是由“外需主导型经济”向“内需主导型经济”的转变。
日美关系之同盟悖论
国际政治学之日美国家利益分析史孟雄政教二班 2014213932日美关系之同盟悖论日美关系并不和谐。
甚至是陷入了一种”同盟悖论”。
这也体现了日美的国家利益的复杂性。
具体表现在安全保障领域的相互依赖，经济贸易领域的相互竞争和战略选择领域的相互猜疑。
相互配合包括两国相互需要和相互配合，日本需要美国保护，美国需要日本分担防卫责任。
相互竞争主要源于两国经济缺乏互补，因此摩擦是结构性的，TTP之争是两国战后经济摩擦的继续。
互相猜疑主要表现在战略选择方面，旧金山姌和之后，美国虽然结束了对日本的直接占领，但一直使用着冲绳军事基地，日本受到了控制。
日本的民族主义者一直想摆脱美国寻求自主外交。
一、相互依赖相互配合最近主要表现在两者的西南诸岛防御问题和解禁集体自卫权问题上，尤其是日本积极配合美国的战略调整，同时增强自己的防卫能力，目的是避免被美国抛弃。
（1）相互需要：在二战后美国对日的非军事化改造和和平宪法的制定让失去武装力量的日本为了国防利益不得不依靠美国，日本不能发动自卫战争意味着国防安全的真空，在关于解禁集体自卫权修宪方面对美国言听计从，然而美国不满足于日本提供军事基地的形式，要求更多军事协助，应麦克阿瑟要求日方组建了自卫队，后冷战结束美国收缩防线，日本土美军减少，美国更加注重日本对中国的海军能力、新式战斗机进行重点应对，其防卫重点应在西南诸岛，美中应保持某种自由空间。
（2）相互配合：日本防卫需要美国，美军事基地也需要日方承担责任，然而日方对美方的其他分担任务要求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消极态度。
美国方官员认为日本应用有拦截通过该区域攻击美本土的导弹的能力，现实是日方因为触碰到解禁集体自卫权问题对此无法做到，美国保证过日本领海之外不受攻击，这就形成了不对等的同盟关系。
二、相互竞争从“同盟悖论”角度看，日美之间的相互竞争现象也反映了两国关系的复杂性，主要表现在两国经济领域的竞争关系和不断出现的经贸摩擦。
结构性的经济的不互补导致这种摩擦。
战后日本军事战略调整的主要脉络及
制；在国家防卫上采取依靠美国的政策，于1951年9月8日签订《日美安全保障条约》，首相吉田茂评价其为“集体防卫思想的产物”，对于没有国防力量的日本只能签订此类条约保护自身安全。
然而，事情很快出现转变，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失利为日本重新武装制造了时机，美国为填补在东北亚的安全真空，对日本的再军备采取纵容的态度。
1950年8月10日，日本创设警察预备队，迈出了再军备的第一步。
同年，日本的海上军事力量也得到大规模扩充，海上保安厅由原来的8600人，扩充至16600人，舰船数量由1948年成立时的45艘扩充至200艘，总吨位由1.7万吨变成8万吨，短短两年总吨位增长超370%。
此后，日本再军备进入快车道，日本政府于1954年通过《自卫队法》，允许日本拥有海陆空三军，日本的武装力量大幅提升，自首相吉田茂评价《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为“集体防卫思想的产物”面。
此次调整界定了日本面临的威胁内涵，即敌国的侵略能力和侵略意图，并公开指出苏联就是日本的“现实威胁”。
对日本自卫队提出了保卫日本和应对大规模自然灾害等两大任务，并不再一味较刻板地追求与“现实威胁”保持对等的抗衡能力，而是积极建立一支均衡发展、编配合理，具有灵活机动、便于扩充特点的军事力量。
第二次调整的主要标志是日本在1983年发布的年度《防卫白皮书》中提出“前方阻止”的战略方针。
在其新的作战指导上，日本修改了以往在本土阻击敌军的要求，而是认为应在公海上进行截击和歼灭；在军事建设上，列装P-3C反潜机、SSM岸舰导弹、OTH超视距雷达等，极大提升海上年11月，日本时隔二十年后第一次修订了《防卫计划大纲》（“95大纲”），1997年9月发布了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导方针》。
2000年9月，研制推出“有事法制”等。
日本强调为应对“多元威胁”，应将自卫范围扩大至西太平洋地区，将防卫重点从北部地区转向西南方向，并增加军事远程投送能力，加强对周边事态的干预能力，具有鲜明的主动先制色彩。
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及原因分析
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及原因分析美国对日政策的目标及其实现方式是随着各种形势的发展及各种因素的变化而变化的。
影响战后初期美国对日政策转变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国际形势的发展是美国调整对日政策的最直接和重要的原因，美、日的国内因素也是促使美国转变对日政策的重要原因。
1、冷战与美国对日政策主导思想的变化。
战后初期，美国在远东试图利用中国对抗苏联和共产主义的扩张，在占领日本最初的2年中，基本上采取了严厉的改造政策，其目的是把日本改造成一个民主国家，使之不再成为美国和世界和平的威胁。
冷战的发展却促成了美国对日政策的调整和转变。
丘吉尔的富尔敦演说拉开了冷战序幕，“杜鲁门主义”的诞生则标志着冷战的全面展开。
国际形势的发展使美国更加关注和重视苏联影响的扩张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扩大，这种重视甚至达到恐惧的程度，“到1948年，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几乎已经牵涉到国际上的每一个问题”。
中国、朝鲜、菲律宾、马来亚、越南等亚洲国家的革命形势对美国的政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美国不得不对其远东战略进行调整了！随着中国内战的蔓延，特别是1947年后半期以后国民政府的败退，美国已不再看重这个即将被内战摧垮的国家的战略价值，日本在美国远东战略中的价值才凸显出来。
对日政策的调整涉及到对日媾和、美国占领军的撤离、美国在远东和日本的地位等许多问题。
早在1946年2月，美国国务院就已正式开始考虑对日媾和及缔结和约问题，他们当时虽并不看好中国的形势，但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还是充满期望的，蒋也在非常卖力地打内战。
这样，美国对日政策重点还是彻底改造日本，国务院远东司在1946年底1947年初起草的对日和约草案（“博顿草案”）对日本的非军事化、战争赔偿以及战争清算问题仍做出了比较严格的规定。
到1947年以后，国际形势促使美国政府考虑加快调整对日政策，国务院、陆军部和占领当局之间展开了一场关于美国对日政策的争论。
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是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以及各方辩论的深入而逐步完成的。
日本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高速腾飞下与美国的关系
日本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高速腾飞下与美国的关系——追随下的抗争背景：二战后日本经济遭受重创，国际地位也一落千丈，但是在美国的帮助下进行了一系列的战后改革，使经济的到了一定的复苏。
这也使日本实际上变成了美国的追随者，不论是经济或是外交方面都对美国人亦步亦趋。
从1951年美国在旧金山召开了对日媾和会议，签订了《旧金山和约》，然后1952年美国结束了对日的公开占领，日本取得了形式上的独立，但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继续受美国控制，演变为旧金山体制。
旧金山体制是对日本民族尊严的嘲弄和挑战，但是，它使日本置于美国的军事力量保护之下，得以安心地走发展经济的道路。
（日美安全条约，新日美安全条约）（朝鲜战争的军事订单，为与苏联对抗对日本大量援助）（中国以及其他受害国对日本的战争赔款竟然豁免，这让日本没有任何负担，虽然日本战败，但是本国的基础设施并没有遭到毁坏，工业的基础依然存在）因素造就了它奇迹般的经济发展历程：实施解散财阀、农地改革、劳动立法等三大民主改革，1946 年采取对经济复兴具有重要意义的“倾斜生产方式”。
由于当时的能源中心是煤炭，产业“粮食”是钢铁，为了全面恢复生产，首先需要倾全力于增产煤炭与钢铁。
“倾斜生产方式”就是选准煤炭与钢铁作为恢复经济的突破口，首先将依靠美国援助，从美国进口的重油优先投入钢铁生产，接着将增产的钢铁优先投入煤炭生产，再将增产的煤炭投向钢铁生产，通过钢铁业与煤炭业的相互促进与共同振兴来带动电力、化肥、交通等其他产业部门的发展。
1952 年朝鲜停战之后，由于美国不再从日本大量采购战争物资，致使日本经济一度陷入短暂的不景气，但此时日本经济已经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企业得以依靠其资本积累扩大设备投资，实行产业的合理化，提高国际竞争力； 1956 年发表的《经济白皮书》宣称：“现在已不是战后了”。
这句话一时成为流行语，甚至被后人认为是日本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时代的“宣言”。
从1955 年到1973 年将近20 年期间，尽管增长率年年都有变动，但平均年增长率持续保持在10％以上。
战后日本的军事战略
战后日本的军事战略摘要：:二战结束后,日本在国际社会的监督下被迫进行了非军事化改造,“国家永远放弃拥有军队和交战权”的条款被写入日本国宪法。
然而,日本在战败后不久就开始了重整军备的步伐,特别是在冷战结束后,其军事实力的发展更是咄咄逼人。
这不能不引起人们对日本军事战略的关注和对其依附性的研究关键词：日本，军事二战前的日本是一个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国家活动的中心是对外扩张，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都为这一中心而服务，使日本成为“武装到牙齿”的庞大的战争机器。
作为二战元凶的日本虽遭惨败，但战争机器并未被彻底摧毁。
二战后美国独占日本，虽对日本进行了系统的改造，但这个改造却对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和军国主义分子起到了保护作用，在美国的支持下，日本在战后不久便开始重新武装，并持续地、有计划地逐步推进。
(一)极力向国际社会推销其“普通国家”的政治理念,主张打破国际禁忌、修改和平宪法,恢复日本作为一个正常国家所应享有的一切权力,包括自卫权、交战权、海外出兵权……,为其介入地区争端、干涉他国事务寻找法理依据。
二战结束后,日本的国家愿望曾一度表现出和平主义倾向,但国内右翼势力的沉渣泛起和国外霸权主义者的强横干涉却无时不在冲击着这股和平潮流,使日本一步步走上了重整军备的道路。
基于其固有的排外心理和“种族主义”优越感,也为了迎合美国的霸权需要,日本不仅迅速恢复了自己的军事潜力,调整了战略部署,而且也在确立了经济大国地位后积极向政治、军事大国迈进,显露出狂热的“地缘政治野心”。
尤其是90年代以来,随着新日美同盟关系的建立,日本不但将敌视的目光投向中国,威胁中国的国家安全,而且私欲膨胀,再一次唤醒了对“重建大东亚共荣圈”的迷恋,试图与美国联手重绘东亚的政治版图,构筑亚太新秩序。
1954年7月,在美国的授意、支持下,日本公然违背和平宪法,突破国际禁忌,以“自卫队”的名义复活了海陆空三军,重新走上了武装自雄的战前老路。
日本对外战略调整的主要目标是
日本对外战略调整的主要目标是日本是一个岛国，一直以来在对外战略中注重维护自身的安全和稳定，并与国际社会保持紧密联系。
然而，随着全球形势的变化和国际环境的调整，日本对外战略也面临着调整的需求。
战略调整的主要目标是确保国家的战略利益、维护国民安全以及促进地区和全球的和平与稳定。
首先，日本的对外战略调整的一个重要目标是确保国家的战略利益。
作为一个自卫国家，日本致力于保护自身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特别是钓鱼岛等争议岛屿的安全。
面对中国和韩国等邻国的不断冲突和紧张局势，日本采取对外政策的重要目标是通过外交手段和多边合作来解决争端，并与周边国家建立稳定的关系。
此外，日本还注重通过经济合作和外交努力促进本国的经济发展，确保国家在全球市场的竞争优势，同时与其他国家建立互利共赢的合作关系。
其次，日本的对外战略调整的另一个重要目标是维护国民安全。
日本一直是亚洲地区的重要安全保障力量，与美国建立了密切的安全合作关系。
日本希望加强与美国以及其他盟友之间的合作，通过军事技术交流、情报分享等途径来提高自身的国防能力和反恐能力。
与此同时，日本也在加强自身的防务能力，提升海空军力量，建设更加强大和现代化的自卫队，以应对来自各种威胁的挑战。
此外，日本还希望建立稳定的地区与全球合作伙伴关系，以促进地区和全球的和平与稳定。
作为一个亚洲大国，日本在区域经济、贸易和安全等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
日本一直积极参与亚太经合组织（APEC）、东盟地区论坛（ARF）和东亚高峰会议等多边机构，推动地区合作和经济一体化进程。
此外，日本还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人权保护等全球性议题，并与其他国家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等全球性挑战。
总之，日本对外战略调整的主要目标是确保国家的战略利益、维护国民安全以及促进地区和全球的和平与稳定。
通过建立稳定的关系与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合作，日本致力于解决争端、维护领土安全，同时提升国防能力和防务能力，确保国家的安全。
另外，日本还通过加强区域和全球的合作，推动经济一体化和共同发展，促进地区和全球的和平、繁荣与稳定。
七八十年代日本经济
二战之后日本作为当时的“世界工厂” 经济迅速崛起，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在八十年代甚至传出了日本将超越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美国，坐上世界第一宝座的传言。
当时有美国报纸评论：世界上唯一侵略过两次美国本土的国家就是日本，第一次偷袭珍珠港，第二次就是八十年代日本经济。
当时大量日本商人控股美国银行，收购美国企业。
当时华尔街很多企业背后的老板都是黄皮肤黑眼睛的日本人。
七八十年代日本经济迅速发展的原因。
1.在冷战的背景下，美国为自身战略角度出发，开始大力援助日本，帮助日本快速崛起，共同牵制苏联以及正在发展中的中国。
为此美国为日本提供了大量的物质基础。
2.日本二战结束后，将自身的发展中心进行了重新制定，改变国策重点发展经济，借鉴计划经济，为日本的崛起创作了根本的条件。
3.日本重视现代化教育，积极实行科教兴国战略，参与了第三次科技革命。
背景当时国际上的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前苏联正在进行冷战，在每一方面都进行着竞赛。
美国考量全局，放松了对日本的经济及科技等方面的封锁，并且帮助日本快速发展，想利用日本扩张在东亚的势力以此达到牵制前苏联的目的。
同时在1955年到1975年，发生了越南战争，美国和社会主义国家各保一方。
在此期间日本获得了大量的军事基础物质订单，战争给日本的经济发展创造了机会。
启示日本经济七八十年代得到迅速发展，开启了日本经济，金融全面自由化，国际化的序幕。
日本经济快速发展归功与一些外部力量的帮助，但主要是凭借对机遇的把握，适时的改变政策发展科技，才获得了成功。
但众所周知，在这之后，日本遭遇了泡沫经济的冲击，造成了日本经济的大倒退，九十年代后进入了平成大萧条时期。
日本的经验告诉我们：第一，汇率的调整并不能阻止经济的泡沫化；第二，尤其在CPI的稳定时期，我们更应该担心资产的泡沫化；最后，我们应处理好眼前的经济繁荣与经济的长期持续健康发展之间的关系。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视野下的美日同盟转型
二 Ｉ 三轮战略调整期， 前两次分别
由 ２ 世纪 ９ 年代 初 的第 一次 朝核 危 ０ ０ 机 和 ２０ 年 的 “ １” 事 件 促 成 。 ０１ ９・ １
美 日同盟调整的战略背景
美 日同盟的此轮调整是在美 日两
国大力 推动 国家 安全 战 略转 型的大 背 景 下展 开 的 ，体 现 了美 日两 国战 略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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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 巴马会 见 时强 调 ， 日美 同盟 仍是 日 本安 全 和繁荣 的基石 ，并确 定要 尽 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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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外 ，“ 全 相 互 依 赖 ” 的 日益 安 深化 要求 美 国与他 国和非 国家 行 为体 开展 更加 深入 、更 加 制度化 和 多层 面 的安 全合作 。 对于美 国如 何 实现领 导 ，应 采取 “ 原 则 的多 边 主 义 ”和 “ 道 德 的 有 有
除障碍 ，力图以 “ 进攻性防卫”替代 “ 专守防卫” ，突破军费开支限制 ，修
府 的新 军事 战 略更加 强调 安 全环 境 的 复杂性 ， 注重强 化联 合作 战部 队 的 “ 全 谱 ” 能力 ，构 筑具 备灵 活性 、敏 捷性
二战后美国对日本重建的战略与应对
二战后美国对日本重建的战略与应对二战后的美国对于日本重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
战后的日本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而美国作为胜利国之一则承担了制定日本重建的战略。
美国的战略和应对不仅直接影响着日本国内的重建，也对整个亚太地区的发展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一、背景和战后局势二战结束后，日本经济几乎完全被摧毁。
在经历了战争的漫长岁月之后，日本国内都已经精疲力竭，人民处于非常困难的生活环境中。
此时美国作为胜利国之一，其对日本重建的战略方针成为了实际上的主导力量。
由于美国在二战中曾经打败了日本，因此美国的重建政策被官方认为是“接管”日本经济和政治的必要手段。
但是，美国并不想过分扭曲日本的文化和政治制度，这也就导致了美国对日本的约束需要非常的严格。
二、美国对日本重建的政策在制定日本重建的政策方面，美国采取了很多的措施。
其中，一些值得注意的措施包括如下：1. 舆论教育二战期间，日本媒体一直以鼓吹民族主义和军事扩张为主导，因此扭转日本媒体的论调非常重要。
美国政府通过出版和广播来改变日本人的舆论和意识形态，以此来避免任何未来可能的战争发生。
2. 采取联合作用美国在对日本的重建中采取了全球联合的战略。
美国政府与其他国家在战后重建过程中合作，以获取更多的资源和经济援助，以确保在短时间内实现日本的经济重建任务。
3. 经济援助计划为了重建日本的经济，美国开始向日本提供大量的经济援助。
这些援助主要用于重建工厂和其他基础设施，以增加日本的工业生产，并重振其经济。
此外，美国为了帮助日本恢复经济和走向现代化，还开展了农业改革、教育改革等重大改革计划。
三、美国对日本政策的影响美国对日本的战略方针和政策对于日本社会、文化和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以下是其中的一些具体影响：1. 文化影响美国对日本的政策和战略方针导致了日本社会和文化的重大变革。
在日本战后重建的过程中，日本政府采取了很多的措施来改变日本社会和文化的传统。
这些措施包括提高教育水平、推进妇女就业和平等权利等。
日本偷袭珍珠港的背景是什么
日本偷袭珍珠港的背景是什么美国作为近代史上一大列强，少有国家能够对其领土构成威胁或是直接攻击。
二战中最著名的一次便是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它是继19世纪中墨西哥战争后第一次另一个国家对美国领土的攻击。
以下是店铺为你精心整理的日本偷袭珍珠港的背景，希望你喜欢。
日本偷袭珍珠港的背景时代背景1941年12月7日，日本帝国海军偷袭美国，轰炸了夏威夷珍珠港的战舰和军事目标。
350余架日本飞机对珍珠港海军基地实施了两波攻击，投下穿甲炸弹，并向美国的战列舰和巡洋舰发射鱼雷。
美军毫无防备，他们在爆炸的巨响中醒来，仓促进行自卫。
整场先发制人的袭击在90分钟内结束，彼时，日本炸沉了四艘战列舰和两艘驱逐舰，炸毁188架飞机，受损的建筑、船只和飞机则更多。
攻击中约有2400名美国人丧生;另有1250人受伤，这是对美国一个巨大的震骇。
攻击过后，日本正式向美国宣战，次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了著名的“国耻”演讲，他随后签署了对日本帝国的正式宣战声明。
几日之内，纳粹德国与意大利向美国宣战，而美国也迅即予以了宣战回应。
日本背景1939年，日本拟定了两个作战取向，分别为“南下”“北上”两个作战计划。
日本起初看重苏联丰富的战争资源，拟定了入侵苏联，占领西伯利亚。
1939年5月至9月，日本按计划，向位于中蒙边境海拉尔以南200公里的诺门罕地区的苏蒙联军发动了大规模试探性战略进攻。
双方动用了数十万精锐部队和先进军事装备，在杂草丛生、沙丘连绵起伏的荒原上进行了一场长达4个多月激烈的交锋。
日本由于军事思想和战术技术落后，遭到了自日俄战争以来首次最惨重的失败。
“北上”吃了败仗后，进攻苏联占领西伯利亚的梦想化为泡影，就掉头策划“南下”，夺取更大的战争资源(石油)等，以便日后吞并世界储备后继资源。
南洋，当时有英国，荷兰，美国的殖民地，这就给日本南下的计划增加了困难。
同时由于日美两国奉行完全对立的东亚政策，日美在东亚必然发生利益碰撞。
1940年春夏南进论在日本有过两次高涨。
日本战后经济崛起的原因
日本战后经济崛起的原因日本战后经济崛起的原因日本战后经济崛起的原因一、美国实施全方位的扶植的政策，是日本经济崛起的原因之一。
1、对日政策的全面调整：根据“杜鲁门主义”的战略，美国原想通过扶助蒋介石并使之统治中国，再以它为据点进行反共的战略。
由于形势的变化，特别是中国革命的胜利，使美国远东的战略而破产。
于是，日本在美国的亚洲战略中变得重要起来，即美国打逄使日本替代原来拟想中的蒋介石政权，而成为其亚洲的反共据点，为了实施这一新战略，为了遏制社会主义苏联和中国，美国重新调整了对日政策，放宽了对日本的惩罚，即从削弱日本，转为扶植日本。
建设“远东工厂”就是最好例证。
为了遏制苏联和中国革命的胜利，1948年1月美国提出了一个占领日本的新方针——“建设自主国家”，这个所谓的“自主国家”，实际上只不过是美国在亚洲的“远东工厂”的代名词。
为了建设“远东工厂”，美国积极制定使日本早日自主的方案，主张解除对多数军需工厂的指定赔偿，为了实现日本的复兴，美国力主缓和战争赔偿，允许日本保留赖以恢复生产特别是军工生产的资设备基础。
建设“远东工厂”的重要一步就是使日本尽快摆脱战后的通货膨胀和粮食危机，美国于1948年12月，提出了“稳定经济九原则”，1949年2月还派底特银行董事长道奇到日本担任占领军当局的最高财政顾问，对日本经济进行整顿，制定了“道奇计划”把“稳定经济的九原则”加以具体化。
道奇的紧缩财政措施实行后，通货膨胀被抑制住了，日本经济也稳定下来。
开始向自由经济过渡。
2、侵朝战争的“特需”订货战后美国为了争做世界霸主，1950年6月发动了对朝鲜的侵略战争。
这场战争给日本的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日本立时成了美烟的后方军需物资供应基地和武器、军械的修理厂。
日本由此得到了大量的“特需”收入，高达36忆美元。
这些“特需”极大地刺激了日本经济的迅速恢复。
给日本经济注入活力，带来了国内的“消费景气”。
无怪乎日本垄断资本家称朝鲜战争为拯救日本经济的“及时雨”，就连日本经济学家，不论学术观点如何，也不得不承认美国的侵朝战争是“救助日本经济之神”。
美国“西软东硬”重返亚太 挑动日本调整海洋战略
面对美国“ 重返 亚太 ” 战 略 的这 一 新特 点 ． 二 战 以后 一 直 仰 美 国人 鼻 息 的 日本 目前 已经 显 露 出 了 将 要 调 整 其 海 洋 战 略 的迹 象 。主 要 表 现 在 以下 几
栏目 主持人 张 伟 电 子邮箱 Ｚ Ｗ ３ ０ ０ １ ９ １ ＠ １ ２ ６ ． ｃ ｏ ｎ ｒ 求 知 ／ 月 刊２ ０ １ ３ １ ２ ６１
一
是在坚 持 美 曰军事 同盟 的基 础 上强调 日本 在
部 分地 区安全 事 务中 的主导权 。为了将 美 国 的终 极 军事 支持 变 为 日本 的 “ 安全 保 底 ” 策略 ． 日本方 面 花
展更加 带 有“ 时 代特征 ” 。有种 种迹 象表 明 ． 美 国“ 重 返 亚太 ” 战略调 整后 ．将 执行针 对 西太平 洋 地 区的 “ 西 软东 硬 ” 策略 ． 其 实 美 国 的西软 东 硬 策略 并 不 是
地 区 的安全 目标
海 上对 立引 向岛 上对立和 空 中对 立 三 是 在 南海 问题 上实 现 日美 “ 意见 合 流 ” ． 拉 拢
南海 周边 声索 国共 同对抗 中国 。由于受 到经 济持 续
不景 气 的影 响 ，财 政上 曰益捉 襟见 肘 的美 国希望 拉 上 日本这 样 的铁杆 盟友 共 同“ 应对 ” 南海 争端 等地 区
什么新 的东 西 所谓 “ 西软 ” ． 就 是在 西边 南海 问题 的 “ 处理 ” 上
大 力气 对 美 国 国会 亲 日议 员 团体 展 开 “ 游说 ” 工作 ． 推 动美 参议 院通 过涉钓 鱼 岛提 案 。然而 。 在 美 国“ 安
全保 票 ” 尚未 完全 到手 的情况 下 ． 日本部 分政 治 势力 就 拿 中 国军舰 穿越 琉 球群 岛 中 间 的公海 来 说 事儿 ．
日本政治大国战略
浅析日本政治大国战略关键词: 政治大国战略每一个国家都随着国情变动战略，而所有战略都根源于国家利益需要。
二战中,日本认为自己需要的是土地,资源,而这些为的是让日本成为领土意义的大国,战败后,日本战略转向经济,认为自己需要的是经济繁荣,成为经济大国,80年代, 日本认为自己需要的是成为政治大国.一、政治大国战略提出的背景1945年，日本战败，整个国家经济陷入崩溃边缘。
其后，在以美国为主的外力下，日本开始了国家改造和经济复苏。
经济恢复期（1945—1955年）。
1949年基本稳定了通货膨胀，经济开始恢复，1953年接近战前水平。
1960年开始，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
高速增长期（1955—1973年）。
18年间国民生产总值（GDP）增加了12.5倍，人均国民收入增长10倍多，年均增长9.8％。
1966年追超英国，1967年追超法国，1968年追超西德，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仅次于美国，成为亚洲新巨人，引起全球经济界的注目，被称为“世界经济奇迹”。
1974—1991年中速增长期。
受两次石油危机的打击，日本经济进入中速增长期。
靠贸易立国的日本经济被迫加快产业结构的重组和调整，重化工结构转向知识密集型产品结构。
1982年11月当选为首相的中曾根康弘，于翌年接连发表了关于争当政治大国的言论。
1983年7月，中曾根康弘说要在世界政治中加强日本的发言权，不仅增加日本作为经济大国的分量，而且增加作为政治大国的分量。
”这是日本首相首次用“政治大国”的概念代替“国际地位”的提法。
目前是世界经济大国。
受到企业效益恢复的刺激，设备投资逐渐复苏，雇佣及收入环境正在逐渐得到改善。
由于企业的推动，日本经济复苏的前景越来越明朗。
1999年8月，执政的自由党党首小泽一公布了其《日本宪法改正案试案》，对第九条增加"不妨碍日本对第三国的武力攻击先例自卫权及其为此保持战斗能力"的内容。
二、政治大国战略的表现1．政治表现——以修改宪法为重点，突破战败国的法律制约。
战后初期美国对日政策的三次调整研究(1945-1955)
战后初期美国对日政策的三次调整研究（1945-1955）战后初期美国对日政策的三次调整研究（1945-1955）引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作为战败国，经历了一系列战后重建的挑战。
作为战争的胜利者，美国负责制定并实施对日本的政策，以促进和平、稳定以及日本的经济复苏。
然而，在1945年至1955年的十年间，美国对日本的政策经历了三次重要的调整。
本文将详细研究这三次调整，并探讨其背后的原因和影响。
第一次调整：占领期（1945-1952）战争结束后，美国占领了日本。
在这个时期，美国的对日政策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政治重建、军事裁军以及经济重建。
政治重建方面，美国致力于向日本灌输民主价值观，并推动日本形成一个民主的政府体系。
通过制定新宪法，取消军国主义和封建制度，并保障公民权利和言论自由，美国帮助日本恢复了政治上的稳定。
军事裁军方面，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削弱日本的军事实力。
通过解散日本的军队以及清除日本军部的影响，美国试图避免日本再次威胁国际和平。
经济重建方面，美国通过援助计划，帮助日本重建了被战争破坏的基础设施和经济体系。
美国还鼓励日本开放市场，并通过投资和技术支持，促进了日本的工业发展。
第二次调整：冷战时期（1952-1953）在1952年，美国与日本签订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宣布对日本的占领结束。
这标志着战后初期日本恢复了主权和国际地位。
然而，在冷战的背景下，美国对日本的政策发生了调整。
美国开始将日本视为一个重要的冷战盟友，并将其纳入美国的亚太地区战略中。
在冷战期间，美国继续在安全领域提供援助。
美国帮助日本建立了自卫队，以增强其防卫能力，并保护日本免受共产主义势力的侵犯。
此外，美国也继续支持日本的经济发展。
美国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和贸易机会，促进了日本的经济复苏，并在经济上与日本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
第三次调整：经济奇迹时期（1954-1955）在经历了前两次调整后，日本经济开始迅速增长，被誉为“经济奇迹”。
杜鲁门总统领导美国战胜日本
杜鲁门总统领导美国战胜日本杜鲁门总统是美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领导人，他的领导力和决策能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得到了充分展现。
在他的领导下，美国成功地战胜了日本这个顽强的敌人，为世界和平做出了巨大贡献。
1. 背景介绍第二次世界大战是20世纪最具规模和影响力的战争之一。
日本入侵东南亚及太平洋地区，对美国构成了严重威胁。
杜鲁门总统在此时胜任美国总统职务，承担起领导国家赢得这场战争的重担。
2. 军事策略调整在杜鲁门总统的领导下，美国制定了有效的军事战略，以应对日本的入侵。
首先，美国采取了岛屿跳跃战略，即避免直接与强大的日本军队对抗，而是选择一些战略价值较高、易于控制的岛屿作为战略目标，逐步推进向日本本土的进攻。
此外，美国还对军队进行了大规模扩充和现代化改革，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
3. 制海权的确立杜鲁门总统认识到制海权对于战争的胜利至关重要。
美国发动了一系列海战，以确保对太平洋的控制权。
其中，中途岛海战是重要的转折点，美军凭借出色的指挥和装备，成功击败了日本航空母舰，为后续行动提供了有利条件。
4. 纳粹德国的战败在杜鲁门总统的领导下，美国与其他联盟国共同打击了纳粹德国。
纳粹德国的战败削弱了日本的盟友，为美国在太平洋战场上获得更多资源和军事优势创造了机会。
5. 原子弹爆炸杜鲁门总统面临严峻的决策，在战争即将结束时，美国开发并使用了原子弹对日本发起了毁灭性打击。
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迫使日本无法继续战斗，并促使其最终投降。
6. 杜鲁门总统的领导风格杜鲁门总统以其坚定的决心和果断的决策而闻名。
他能够充分利用军事情报，并与军事将领保持密切联系，确保最优战略的制定和实施。
他还追求国际合作，与盟友密切合作，努力将战争推向胜利的方向。
7. 战争胜利的意义杜鲁门总统领导美国战胜日本的意义深远。
他通过采取恰当的军事战略和果断的决策，避免了更多无谓的牺牲，加速了战争的结束。
战胜日本意味着美国在世界上取得了巨大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影响力，成为世界的超级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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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战略调整背景下日本“全面正常化”走向探析2013年08月30日10:39 来源：《日本学刊》(京)2013年2期作者：杨伯江字号打印纠错分享推荐浏览量内容摘要：美国政策因素与中国和平发展一道构成驱动亚太局势的两大自变量，也是影响日本战略走向与空间的主要外部因素。
奥巴马政府“重返亚太”，加剧了地区大国博弈，也为日本推进战略转型提供了重要机遇。
在其第二任期内“亚太再平衡战略”面临调整的预期、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中美和中日关系的两面性以及美日之间利益与立场的差异，决定了美国“重返亚太”对日本战略影响的复杂性。
日本将在充分借助美国政策的利好作用推动“全面正常化”转型的同时，战略上趋利避害，加紧自主防务能力建设，以强化政治自主、预留未来空间。
关键词：美国战略调整；重返亚太；日本“全面正常化”；美日同盟作者简介：杨伯江，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D83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7874(2013)02－0003－13一、美国“重返亚太”及其失衡“重返亚太”是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外战略最重大的一次调整。
按官方设计全面覆盖外交、经济、军事以及文化、意识形态等多个领域。
但2010年后在与东亚安全局势的互动中，实施过程明显偏移。
(一)从“重心东移”到“战略再平衡”冷战结束之初，美国全球战略重心的东移即露端倪。
1993年7月，入主白宫刚半年的克林顿即提出“新太平洋共同体”构想。
1995年2月，美国国防部发表《东亚安全战略报告》，强调东亚对美国的重要性日益上升，已成为美国三大战略相互交织的“战略链”。
1998年11月美国防部《东亚太平洋安全战略报告》重申“重视亚洲”的战略思路，强调重心东移的方向不变。
但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打断了这一进程。
小布什在八年总统任期内专注于反恐和伊拉克战争，特别是到执政后期，“忽视亚洲”成为民主党及众多智库对其外交安全政策的主要攻讦点。
奥巴马政府上台后，美国战略重心东移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亚太战略目标也重归“防止地区大国或国家集团崛起、挑战美国主导权”的原点。
2009年7月，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出席东盟地区论坛时高调宣布，美国将“重返亚洲”，加强在该地区的存在和参与。
2010年1月，希拉里就美国亚太地区政策发表演讲，进一步将重返的范围从亚洲扩展到亚太，强调“美国的前途与亚太地区的前途紧密相连”①。
2011年11月，奥巴马在澳大利亚议会发表“太平洋轴心”演讲，强调亚洲对美国经济复苏至关重要，美国将集中精力应对即将到来的“亚洲世纪”；宣布美国将把军事重心从中东转向亚洲，把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定为“最优先议程”。
奥巴马宣称，在如今伊位克战争结束之际，我已经要求国家安全团队将亚太任务列为最优先议程。
削减国防经费绝不会影响到在亚太地区的任务。
美国在这一地区长期的利益意味着，我们将长期致力于这里。
②2012年6月，美防长帕内塔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宣布到2020年，美国战舰的60％将部署在太平洋。
“再平衡”重在军事，是对重返战略的进一步充实和具体化。
(二)提升倚重区内盟国安全作用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目标及政策框架涉及经济、军事等多个方面，志在“全面重返”。
2011年11月希拉里在《外交政策》杂志撰文《美国的太平洋世纪》，就如何实现重返归纳了六条“关键方针”，实为政策路径设计：(1)强化双边军事同盟；(2)深入发展与新兴大国的关系；(3)加大参与地区多边组织；(4)拓展贸易投资；(5)加强军事存在；(6)促进民主人权。
③但实际上，2010年以后，随着东亚地区热点问题轮番发酵，包括天安号事件、南海争端、钓鱼岛海域非法抓扣事件、延坪岛炮击等等，加之日本“3·11”复合型灾难及美国对日“友情”救援行动，美国重返的步伐早就开始跑偏。
2010年2月，奥巴马任内首份国防部《四年防务评估报告》(QDR)出台，将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定位为美国在亚太的“关键盟国”，称中国、印度的兴起“将重塑国际体系”。
“美国在继续担当主角的同时，必须加强与主要盟国及友邦国家的合作，以构建与维持和平安全。
”在亚太地区，“历史性的条约联盟依然是我们军力存在的基础”，美国将“同日本、韩国等盟国紧密合作，促进共同计划的执行，共享建立双边、地区性、全球性联盟的意愿，增强联合遏制和防卫能力”。
报告强调，美国“将鼓励盟国和友邦国家提高自己在安全事务中的地位”，“在地区常规多边安全合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④奥巴马“太平洋轴心”演讲也重申，“在日本，我们的联盟依然是地区安全的基石”。
纵观奥巴马第一任期，“克林顿六条”中，除“加大参与地区组织”有所斩获(美国2011年成为东亚峰会正式成员)外，“加强军事存在”、“强化双边军事同盟”特别是美日同盟进展最明显。
“拓展贸易投资”所获不多，美国与最大的“新兴大国”中国关系复杂化，竞争面上升。
美国要“全面重返”，但现实是重返得既不全面、更不平衡。
(三)重点打造东南亚与第二岛链在经济、军事各领域之间，美国的重返不是齐头并进的，就军事领域而言，对亚太地区各个次区域的重返也并非等量齐观，而是更集中在东南亚。
这是一次不平衡的“再平衡”。
美国战略精英层认为，美军自20世纪90年代初撤出菲律宾基地以来，对该地区一直缺乏足够的关注与经营，导致防务空白，这给了中国战略渗透之机。
中国选择此方向作为崛起的突破口，力量的对外拓展更多地体现于该地区。
在东北亚，恰恰是20年来朝核等安全热点的反复发作，促使美国的经营不曾中断，“美国主导的安全秩序”得以维持。
台海两岸关系自2008年后也大幅缓和，走向和解合作。
更重要的是，“在过去几十年持续紧张的局势下，我们应对朝鲜半岛和台海这两个热点的相关行为都变得范式化，这样它反而能够被人们所预测”。
“由于美国一直在做准备，所以，在这两个问题上不会出现美中之间的冲突”⑤。
相较之下，东南亚因安全局势的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成为美国重点关注及强化部署的对象。
奥巴马政府在外交上着力加强与区内国家的战略关系，包括修改小布什政府的立场，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在军事上重新强化在该地区的存在感与主导权，包括从冲绳部分撤军、回守关岛、巡防菲律宾、常驻澳大利亚北部靠近东南亚的达尔文地区。
2010年，美国QDR首次将东南亚国家明确划为三类，显示了在军事防务上对这一地区的空前重视：(1)正式盟友(菲律宾、泰国)；(2)战略伙伴(新加坡)；(3)可预期的战略伙伴(印尼、马来西亚和越南)。
美国要加强与“正式盟友”的关系，深化与“战略伙伴”的合作，同“可预期的战略伙伴”“发展新的战略关系”。
四年前，美国同类文件只是笼统地将“一些东南亚国家”定位为“潜在的战略伙伴”，更没有具体定位其防务战略角色⑥。
而在“太平洋轴心”演讲中，奥巴马特别提及，美国正日益加强在东南亚的军事存在——“与印尼在打击海盗和极端势力方面一直维持着伙伴关系，与马来西亚共同致力于防止大规模武器扩散”。
“在泰国，我们在携手实施灾害救援，在菲律宾，两国的军舰互访和军事训练更加频繁”。
美军将在新加坡部署军舰，并与越南、柬埔寨展开更紧密的合作。
奥巴马访澳期间，两国签署新军事协议，确定美军将在达尔文部署2500名海军陆战队士兵。
二、当“再平衡”遭遇“再平衡”美国“重返亚太”有其战略必然性，而且随着从阿富汗全面撤军，今后对该地区的关注度或将进一步上升。
同时，针对重返造成的“负产品”，奥巴马政府将在第一任期试错基础上，对“再平衡”进行“再平衡”，以期战略意图与政策效果的统一。
(一)军事重返与经济重返的再平衡奥巴马第一任期对亚太地区的军事重返最为强势，但也面临调整，而调整方向是与经济平衡、协调推进。
这一是由于军事“独走”并未明显增进美国的地区战略利益。
美国在军事上加大对亚太的投入，最终需要在经济上增加“产出”，进而在国内政治上有所回报。
二是在东亚地区固有矛盾激化的背景下，美国的做法等于向区内盟国发出错误信号，放任甚至纵容日本、菲律宾等在涉华海上争端中主动挑衅。
地区局势的“不可预测性”由此增加，蕴含着失控的危险。
经济商业利益始终是美国重返战略的基本着眼点。
2010年3月奥巴马提出“国家出口倡议”，矢言五年内贸易出口翻番、在国内创造200万个就业岗位。
与该倡议一脉相承的，是奥巴马政府积极推动建立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东亚地区合作出现新一轮深化，美国对由中国主导、日本扮演重要角色形成“东亚经济圈”前景的担心与日俱增，力图主导构建“亚太经济圈”，将前者覆盖其中，而具体设计就是TPP，2013年，美国将在巩固军事重返成果的同时，重点推进经济重返，而焦点是推动TPP 谈判取得突破。
TPP谈判已进行了两年多，由于门槛过高、各方利益难以协调而迟迟未获突破。
2012年11月“东盟＋6”宣布启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谈判，预计2015年底完成谈判并投入运行，其中包括六个参加TPP谈判的国家。
面对来自RCEP的挑战及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FTA)谈判的重启，美国将2013年视为“决定TPP生死的关键之年”。
为防止参与谈判方失去信心、转向RCEP，美国不仅需要展开高效的多边协调，而且需要就协议内容做出实质性让步，争取在10月亚太经合组织(APEC)首脑会议之前完成谈判，并将RCEP的多数成员拉入其中。
(二)东南亚与东北亚的再平衡经过强势军事重返，美国驻亚太地区四大基地群中，除东北亚外，东南亚基地群、关岛基地群、澳大利亚基地群均有不同程度加强。
而刚刚经历了各国政权交接期的东北亚，地区矛盾呈现新一轮激化势头，美国无法掉以轻心，需抽调相当资源强化关注与部署。
一是朝鲜半岛南北方之间、大国之间战略竞争加剧。
朝鲜发射光明星3号、实施“水平高、安全、完美”的第三次核试验，引发地区局势紧张。
韩国延长导弹射程、“罗老”号最终上天，朝韩关系紧绷。
2013年1月27日，中国与美国同日进行陆基中段反导试验，日本“一箭两星”将“雷达四号”间谍卫星和光学实验卫星送入预定轨道。
各国围绕火箭技术、导弹技术激烈角逐，日韩国内出现“拥核”声浪，东北亚地区军备竞赛蕴含升级危险。
二是以日本为焦点的岛屿之争。
日本与邻国之间普遍存在的领土争端若持续发酵，地区局势的不可控性、不可预测性将随之上升。
从美国角度看，日本“情绪化地自陷于”周边领土争议与民族主义对抗，将加剧自身的政治孤立，增大其强化地区安全作用的阻力，最终难以对美国重返亚太发挥战略支撑作用。
2012年8月中日钓鱼岛争端加剧之际，美国重要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推出《美日同盟：亚洲稳定的基石》政策报告，集中显示了美方对日本现状的这种忧虑。
⑦三是对日韩关系的悲观预期。
奥巴马政府一直力推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机制化，实现美日同盟与美韩同盟的战略对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