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

“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

时间：2009年07月24日| 文章来源：《中国远程教育》（资讯）2005.11 | 【字号:放大缩小】《陆九渊集·语录》中有这样一段话:“或问先生: 何不著书？对曰: 六经注我！我注六经！”

自此之后，经过后人的不断阐释，“六经注我”和“我注六经”被当作两种不同的治学方式的象征，逐渐成了名言。

古人所谓“治学”，大概相当于目前的“研究性学习”，应该算得上学习的高级阶段。我们知道，“六经”就是儒家的六部经典: 《诗》、《书》、《礼》、《乐》、《易》、《春秋》（因《乐》散佚，故又称“五经”），而“注”则是中国古人做学问的一种特殊方式，即“注释”、“注解”或“评注”等等。因此，照字面来看，所谓“六经注我”就是以“六经”来为我的思想做注解，它强调的是作者（“我”）的主观思想的至上性，即便是“六经”也要以我为中心；所谓“我注六经”则指作者（“我”）要充分尊重“六经”的客观真实，务必克服自己的主观偏见，力求接近“六经”中的真实内涵。

陆九渊（1139－1192），字子静，号象山。南宋哲学家、教育家。

很显然，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治学方式，也可以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治学风格。从学术史的角度看，偏重于“六经注我”的学者大多特立独行、敢于“自说自话”、自创体系，因此显得“别无依傍”；而偏重于“我注六经”的学者则喜欢寻章摘句、皓首穷经，比如一辈子研究一

个人或一本书，喜欢埋头于别人的著作之中。按照李泽厚先生的说法，这就是“思想家”和“学问家”的区别，或者“哲学家”和“哲学教授”区别。

从学习的角度看，属于“我注六经”的学习者不乏其人，特别是在我们中国。这些人总的来说喜欢学习，但就是迷信书本和老师，对书上的话和老师的话深信不疑，即便老师或者书上说错了话，也认为一定是“微言大义”，非要给出一种恰当的解释不可；表现在问题研究或问题解决上，就是强调“无一字无来处”，喜欢引经据典，不敢大胆地提出自己的见解或解决问题的办法。因为中国一直有“师道尊严”的传统，再加上集权主义的文化土壤，这种现象可以说是很普遍的。中国人那么重视“六经”，解释“六经”的书以至于“汗牛充栋”，就是一个证明。

当然，属于“六经注我”的学习者也不在少数，这在西方国家尤甚。这类学习者独立性强，绝不迷信书本和老师，能够从自己的切身体会出发提出自己的见解，敢于向书本和老师“叫板”，即便引经据典，也是以我为中心，有时甚至不惜“断章取义”地加以发挥，以便“为我所用”。如从西方哲学史来看，虽然古希腊以来的哲学家们也喜欢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进行注解，但大都属于“别子为宗”，敢于自创体系，实际上也的确形成了各式各样的、色彩斑斓的不同哲学派别和哲学体系。显然，这和中国人从孔子开始的“述而不作”的治学传统迥然不同。

但话说回来，我们也不能过分夸大“六经注我”和“我注六经”的区别。有时候，太过强调“为我所用”，有造成“让古人替自己说话”的可能，像属于今文经派的康有为所著《孔子改制考》，即因此嫌疑而为时人所诟病。而“我注六经”呢，也不是没有价值，而是一切学术研究和一切学习活动的基础和前提，因为“凌空蹈虚”毕竟不是好事。因而，“六经注我”和“我注六经”在治学层次上实在没有高低之分，而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具体说来，“六经注我”不是靠它所解释的对象，而是靠它所提出的观念、问题获得思想价值；“我注六经”以接近历史真相为主旨，虽然有一定的限度，但却具有学术史、资料史的价值。

而从事实上看，即便是历史上明确主张“我注六经”的学者，也很难真正地恪守这一原则，主张“六经注我”的学者亦然。这是因为，任何学术研究和学习活动都不能避免自己的主观介入，按照解释学的说法，都有自己的独特“视域”；按照建构主义的观点，都有自己的“前见”。因此，虽然解释者声称什么“我注六经”，但实际上却是言人人殊，莫衷一是，结果反而是“六经注我”。同样地，那些主张“六经注我”的人，有时看上去是在“别出机杼”，但要想完全地“逃出历史”也是有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由此可见，我们不能单纯地从表面上来理解“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的关系。一方面，“六经”作为原典、文本或者老师的话、书本上的话，它固然告诉人们一种知识、一种信仰、一种生存样式；但另一方面，“经为写心之书”，它本身也是一种解释，是圣人、老师、作者、他人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存在”而提出的“一孔之见”。因此，正确地对待“六经”和一切文本的态度是: 尽量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它的内涵，同时根据自己的识见、立场和需要进行“创造性地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