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国公法》在中日之间的受容的对比考察

《万国公法》在中日之间的受容的对比考察作者：朱志敏

来源：《大观》2016年第04期

摘要：至19世纪中叶为止，中国一直是以东亚地区为中心的大国。对于当时的清政府来说，最初对西方国家的国际法产生兴趣的契机，可以说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随着国门的打开，与西方国家的接触越来越多，他们对国际法的理解和认识也越来越深刻。

关键词：万国公法；中日；受容

尽管如此，清政府对国际法的态度，也不能说是积极的。当时第一部国际法著作《万国公法》之于他们来说，也不过是在同西方国家交涉时的手段而已。在同对方交涉时，引用对方的法律条例，来驳斥和拒绝对方，而《万国公法》正好提供了这样的理论依据。相对地，当时的日本就显得积极很多。其实，中日两国走向近代化的契机，可以说都是通过“西洋冲击”开始的。对于中国来说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而之于日本来说则是1853年的佩里来访事件。对于“西洋冲击”这样的外部压力，中日两国分别是采用了何种的对应手段，又是如何处理的，搞清楚这个问题的话，可以说对两国的历史来说能有一个更深入的理解。而对于国际法的受容，也正可以反映出两国的态度和处理的区别吧。因此，本稿从两国对《万国公法》的受容入手，展开并分析当时两国应对“西洋冲击”的态度。

一、《万国公法》在中日两国的受容过程

（一）中国的受容过程

鸦片战争的结果，使得中国和西方列强的外交形态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常驻北京的西方国家的大使馆得到了清政府的认可。同时清政府也设立了总理衙门来处理外交事务。从前的对外交涉机构毕竟只停留在临时的机构的层面上，这次的制度化和常态化也充分反映了清政府对待外交的态度的变化。而掌管总理衙门的以恭亲王等人为代表的“求和派”，也通过与西方国家的和平外交，将以往的“实力”外交手段转化为“交涉外交”手段。

在这一背景之下，对于国际法的需求变得非常迫切。通过美国大使瓦徳（J.E.Ward）的介绍，丁韪良的翻译稿得到了总理衙门的肯定，并在当时的美国大使柏林格姆的推荐下，成功发行成公共刊物。丁韪良着手翻译《万国公法》是从1862年开始的，在总理衙门的协助之下，耗时2年完成并公开发表。《万国公法》作为中国第一部系统地介绍西方国际法的著作，对中国的外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日本的受容过程

《万国公法》在中国发表后，不久便传播到东亚的各个国家，被广泛地传阅着。在日本，国际法的受容可以说有以下三个过程。

第一，佩里来访之后，国际法通过日本幕府和美国的条款交涉得到日本上层的认识。最初日本幕府对于国际法可以说一无所知。但是，通过与西方国家的交涉，逐渐意识到国际法的存在并慢慢吸收的国际法的知识。

第二，丁韪良的《万国公法》的传播。

丁韪良的《万国公法》在中国刊登之后，不久就传到了日本。当时活跃于明治维新的人们对于《万国公法》的引入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此后，江户幕府的洋学教育机关、研究机关，以及松江、延冈等藩派也对《万国公法》进行翻刻，同时还出了脚注本等。随着国际法的普及，人民已经不单单满足于《万国公法》一本著作。同时，《万国公法》对原著的删减以及其晦涩的用词也被人们所诟病。因此一些法学家，通过直接翻译惠顿的原著（《万国公法》的原著）来更加了解国际法。

第三，通过从欧洲留学归来的日本留学生的普及。

日本幕府派出自己的留学生到欧洲进行访学。这些人归国后对于欧洲近代的知识的普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中一个贡献就是国际法的普及。他们通过翻译许多欧洲法学家的著作从而使得日本对国际法的认识得到质的飞跃。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1862年派往荷兰的留学生西周（1829～1897）。

二、《万国公法》之于中日两国的意义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万国公法》之于清王朝来说，只不过是在同西方国家交涉的工具和手段而已，通过利用西方自己的法律条款，来驳斥他们的违法行为。然而，他们并不把西方的国际法应用到自身的管理上，因此清政府及其朝贡国的关系并没有受到国际法的约束，从而发生改变。即是说，《万国公法》之于清政府来说只是一个维护对外关系的手段而已，其并没有全面参与到国际关系改善的意图。因此可以说清政府对待“西洋冲击”的态度上是十分消极的。

另一方面，近代的日本不仅一直以来受到中国儒学的深刻影响，形成了“华夷秩序观”，同时在岛国地理环境的影响下逐渐衍生出另外一种以日本本国为中心的“日本型华夷意识形态”。在受到“西洋冲击”之后，它转而学习西方国家，提出“脱亚入欧”的论调，希望能够参与到西方秩序中。这样对外交涉的多样性，充分体现了日本吸纳外来文化的积极性。因此，当《万国公法》传到日本以后，日本掀起了一股学习国际法的热潮。而从国际法在日本的传播过程来看，日本与清政府不同，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是十分积极的。

作者简介：朱志敏（1985-），男，湖北武汉人，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日语系2012级，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