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卷九十·乌桓鲜卑列传(5)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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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典》与《后汉书》不同视角下的杜佑政治、边防思想-2019年文档

《通典》与《后汉书》不同视角下的杜佑政治、边防思想

杜佑（735―812），字君卿，唐代政治家、史学家，在顺宗、宪宗两朝位居宰辅，久任理财大员，在中国古代史学家中极为罕见。关于杜佑的政治、经济、军事及史学思想，前人与学界业已评述颇多，毋需多论。本文仅从其著作《通典》出发，选取《边防十二》中的乌桓、鲜卑部分内容，与南朝刘宋史学家范晔所著《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内容比对，探析杜佑的政治、边防思想。

一、以史为鉴，经世致用

杜佑生活的唐王朝，历“开元盛世”，经“安史之乱”，盛世不再，各种矛盾爆发。政治上，藩镇割据、宦官专权与朋党相争造成朝政腐败日甚，中央政权孱弱无力。经济上，长期战乱使中原地区的生产遭到极大破坏，朝廷控制的户口锐减，赋税不足，财政拮据。同时为应付军费和官僚机构开支压力，苛捐杂税与横征暴敛层出不穷，造成社会下层骚乱不断。而对外方面，吐蕃、南诏、回纥等政权也在西北、西南等边地不断侵扰，给唐王朝带来很大威胁。面对困局，杜佑作为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殚精竭虑，力图在历史总结中寻求解唐王朝于危难之际的良方，其忧国忧民之思想，尽显于耗时36年于贞元十七年（801）撰成的《通典》巨制的字里行间。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杜佑的丰富阅历与宽广厚重的学识积淀令他具备超越同时代大众群体的忧患意识与反思应策，也更多地从吸取过往历史经验教训的角度出发思考如何处理朝政与社会问题。针对当时内部藩镇割据、边境外族祸乱的实际状况，杜佑在军事上坚持“强干弱枝”的兵制准则，力图削弱地方藩镇势力，增强中央军政实力，扭转中唐中央政府的颓势；在政治上则强调“计熟事定，举必有功”的对外态度，对于唐朝与少数民族政权的边境纠纷主张怀柔为主[1]，而非一味顺应边镇统帅要求付诸武力。对唐宪宗元和元年（806）一次党项、吐蕃联合进犯唐朝西北边境的处理意见即是杜佑相应军事、政治理念的集中体现：

《后汉书》卷五·孝安帝纪第五

恭宗孝安皇帝讳祜，肃宗孙也。父清河孝王庆，母左姬。帝自在邸第，数有神光照室，又有赤蛇盘于床第之间。年十岁，好学《史书》，和帝称之，数见禁中。

延平元年，庆始就国，邓太后特诏留帝清河邸。

八月，殇帝崩，太后与兄车骑将军邓骘定策禁中。其夜，使骘持节，以王青盖车迎帝，斋于殿中。皇太后御崇德殿，百官皆吉服，群臣陪位，引拜帝为长安侯。皇太后诏曰：“先帝圣德淑茂，早弃天下。朕奉皇帝，夙夜瞻仰日月，冀望成就。岂意卒然颠沛，天年不遂，悲痛断心。朕惟平原王素被痼疾，念宗庙之重，思继嗣之统，唯长安侯祜质性忠孝，小心翼翼，能通《诗》、《论》，笃学乐古，仁惠爱下。年已十三，有成人之志。亲德系后，莫宜于祜。《礼》‘昆弟之子犹己子’；《春秋》之义，为人后者为之子，不以父命辞王父命。其以祜为孝和皇帝嗣，奉承祖宗，案礼仪奏。”又作策命曰：“惟延平元年秋八月癸丑，皇太后曰：咨长安侯祜：孝和皇帝懿德巍巍，光于四海；大行皇帝不永天年。朕惟侯孝章帝世嫡皇孙，谦恭慈顺，在孺而勤，宜奉郊庙，承统大业。今以侯嗣孝和皇帝后。其审君汉国，允执其中。‘一人有庆，万民赖之。’皇帝其勉之哉！”读策毕，太尉奉上玺绶，即皇帝位，年十三。太后犹临朝。

九月庚子，谒高庙。辛丑，谒光武庙。六州大水。己未，遣谒者分行虚实，举灾害，赈乏绝。丙寅，葬孝殇皇帝于庚陵。乙亥，陨石于陈留。

西域诸国叛，攻都护任尚，遣副校尉梁慬救尚，击破之。

冬十月，四州大水，雨雹。诏以宿麦不下，赈赐贫人。

十二月甲子，清河王薨，使司空持节吊祭，车骑将军邓骘护丧事。乙酉，罢鱼龙曼延百戏。

浅析“保塞蛮夷”

作者：张怡

来源：《青年与社会》2014年第17期

【摘要】《史记·匈奴列传》中有“侵盗上郡葆塞蛮夷”的记载，其他汉代史籍中也提到了“保塞蛮夷”，关于“保塞蛮夷”的研究不多，但是存在一些分歧。因此，文章通过对与“保塞蛮夷”有密不可分关系的“保塞”方式的探讨，进而探讨“保塞蛮夷”这个群体。

【关键词】保塞；保塞蛮夷

在汉代史籍中有“葆塞蛮夷”一词，《史记·匈奴列传》载：“至孝文帝初立，复修和亲之事。其三年五月，匈奴右贤王入居河南地，侵盗上郡葆塞蛮夷，杀略人民。”文献中“葆塞”又作“保塞”。“葆”字之意与“保”同，有“守”意。“塞”是中央王朝在势力所及的边境地区设立的以自然天堑（如河）和人工军防设施（如长城、县城等）相结合的与边疆民族政权间的边界或边界上的军事设施。在汉代，与“保塞”相似的还有“守塞”一词。“守塞”可以同时用于汉人和其他少数民族身上，如《汉书·韩安国传》中王恢曾言汉武帝“遣子弟乘边守塞”，《后汉书·马援列传》中出现有“守塞诸羌”。汉代所谓“保塞”，主要针对居住于边塞附近的少数民族或与汉朝有政治往来的周边民族政权而言。

关于“保塞蛮夷”的研究成果不多，但是存在一些分歧。颜师古认为“保塞蛮夷，谓本来属汉而居边塞自保守”。《后汉书·马援列传》记载，“建初二年，金城、陇西保塞羌皆反”，李贤注注：“羌，东吾烧当之后也，以其父滇吾降汉，乃入居塞内，故称保塞”。现代学者廖伯源先生探讨汉代边疆政策时，指出李贤的说法过于片面。他举为“外臣”的呼韩邪单于之例，说明居于塞外近边也可称为“保塞蛮夷”。林永强先生考证汉代“葆部”的社会治安功能时，也认为“保塞蛮夷”可以居于塞内或塞外。刘瑞先生分析秦、西汉时期的“内臣”和“外臣”时，指出“保塞蛮夷”应属于“内臣”，是纳入郡县制管理范围的“蛮夷”，作为“内臣”的“保塞蛮夷”应该居住在塞内。朱圣明先生在两汉“保塞蛮夷”考论中，指出“保塞蛮夷”是一个专称，与具有“保塞”措施的蛮夷不同，强调“保塞蛮夷”是居于塞内。因此，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汉代“保塞蛮夷”这一群体就有必要进行探讨。

神秘古国乌桓解密

乌桓——胡风浓烈的王国

乌桓，亦作“乌丸”、“古丸”、“乌延”，为东胡系统的古代民族之一。语言与鲜卑相同，属东胡语言的分支，无文字，刻木为信。东胡盛时，与鲜卑同为其重要成员。秦汉之际，活动于饶乐水一带。东邻挹娄、夫余、高句丽等，西连匈奴，南与幽州刺史所部相接，鲜卑居北，乌桓居南。

乌桓，东胡的后裔

公元前206年，匈奴王冒顿单于消灭了东胡人联盟。东胡人中的一支向北败退，来到科尔沁草原的中心地带的乌桓山下定居，这就是乌桓。《后汉书?乌桓传》记载：“乌桓者，本东胡也。汉初，匈奴冒顿灭其国，余类保乌桓山，因以为号焉。”

其实，早在东胡人来到乌桓山之前，乌桓已经存在，是东胡部落联盟中的一个部族。

乌桓没有文字，使用东胡语，开始时比匈奴落后，没有国家政权，还遗留不少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痕迹。他们实行收继婚和抱嫂婚，父亲和兄长死后，儿子和兄弟可以娶其继母和嫂子，伯叔母与侄子、叔父与侄媳之间甚至也可通婚。

东汉军制浅论（十）：护乌桓校尉（附渔阳营）

东汉军制浅论（⼗）：护乌桓校尉（附渔阳营）（2）护乌桓校尉（附渔阳营）

护乌桓校尉对接的是乌桓和鲜卑的事务。从军职上来说，校尉低于中郎将，但两者的官秩是⼀

致的，均为⽐⼆千⽯，基本属于平级。不过，将军（包括中郎将）领军，校尉领部，军候领

曲。（关于军、曲、部、屯等，在后⽂军队的组织结构部分详解。）所以，使匈奴中郎将属下

军队规模可能⼤于护乌桓校尉属下。

乌桓和鲜卑均为古东胡族中的⼀⽀，其活动范围皆位于汉朝的东北部。《后汉书·乌桓鲜卑传》

中说，乌桓和鲜卑是因曾居住在乌桓⼭和鲜卑⼭⽽得名。（关于族名的由来和这两座⼭的位

置，史学界还未有定论。或在⼤兴安岭北部⼀带。）

西汉初年，乌桓和鲜卑为匈奴冒顿单于所破，随后向匈奴⾂服，和匈奴⼀起成为汉朝北部边境

的⼼腹⼤患。汉武帝元狩四年，霍去病孤军深⼊，⼤破匈奴左贤王，匈奴单于远遁漠北，乌桓

内附。汉武帝将其迁⾄上⾕、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塞外。鲜卑与乌桓接壤，与西汉

⽆甚交集。

东汉光武帝初年，匈奴强盛，⼜带领乌桓和鲜卑侵扰边境。建武⼆⼗⼆年，匈奴内乱，乌桓乘

乱击之，匈奴被迫北迁。建武⼆⼗五年，乌桓部族⾸领郝旦率部族九百⼆⼗⼆降汉，光武帝命

其迁居⾄东北边郡之内，招募愿意归附汉朝的乌桓族⼈。司徒掾班彪上疏建⾔，请设护乌桓校

尉。光武帝从之，于上⾕郡宁县（今张家⼝市万全区⼀带）设护乌桓校尉府，并命护乌桓校尉

府和鲜卑互通往来。

（此处据《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建武〕⼆⼗五年，辽西乌桓⼤⼈郝旦等九百⼆⼗⼆⼈率

众向化，诣阙朝贡，献奴婢⽜马及⼸虎豹貂⽪。……时司徒掾班彪上⾔：‘乌桓天性轻黠，好为

丝绸之路与北魏平城

ＳｕｍＮｏ．１８Ｏ
【中外关系史研究】
丝绸之路与北魏平城
王银田
（暨南大学文学院，广东广州５１０６３２）
［摘
要］西汉时鲜卑与草原丝路已有接触，东汉魏晋以后，鲜卑尽据匈奴故地，占有草原丝路亚洲部
匈奴故地，东西万四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 ” 。
已据有蒙古高原大部，西临今北疆地区，势力范围已接近西域和中亚，原来匈奴人占有的草原丝路已多为鲜卑人所据。至魏晋，鲜卑一度曾具有东端通过高句丽与朝鲜半岛，西端直接连接中亚的客观条件。这一时期鲜卑人甚至曾到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５０７２（２０１４）０１ — ０１３９—１２
“ 丝绸之路” 是一个动态概念，其具体的行
进路线和东方的起点往往随着朝代更迭，地方割据势力的消长，以及不同时代政治、经济中心的转移而有所变化。在中国境内，丝路的起点西汉为长安，东汉为洛阳，公元五世纪时则
［作者简介］王银田（１９５７一），男，山西大同人，暨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汉唐考古研究。

汉代丝织业试说

吴方浪;吴方基

【摘要】This is an important period about the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of city silk industry during the Hart Dynasty, the scale of silk is large and division of work is fine, and the luxury production of silk features apparent- ly. There are a lot of city silk markets during Han Dynasty; the trade of silk was flourishing in market. The con- sumption of silk to the monarch of the urban poor are very large during Han Dynasty, the significant of consumer groups have showed differencely, the consumption of special silk is a signal of Political identity and a status sym- hol. The production of city luxury silk mak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andicraft industry support or opposes this trend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late. Meanwhile during Han Dynasty, the rationality about the production structure of the Han Dynasty silk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urban markets function greatly, led to the progress of other industries, thus promoting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city.%两汉是中国古代丝织业发展的重要时期,其生产规模大、分工细,且表现出明显的奢侈品生产特点。汉代市场丝织品数量多,贸易兴盛,上至君主下至城市平民对丝织品的消费都比较大,在消费群体上表现出明显的等级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尤其表现在对特种丝织品的消费上。汉代奢侈丝织品的生产使得当时手工业向背本趋末的方向发展,同时,丝织品生产结构的合理性在很大程度上又促进了城市市场功能的完善,带动了其他行业的进步,进而推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

匈奴——精选推荐

匈奴

北⽅游牧王朝匈奴族的消亡的原因

选题的理由：

关于匈奴的话题，在中国绝不新鲜，但是却⼀直充满着神秘的⾊彩，介绍匈奴的书籍却寥寥⽆⼏，随⼿捡来⼀本书，翻来覆去⼤概总是那⼏句话：“匈奴，其先祖夏后⽒之苗裔也，⽈淳维。唐虞以上有⼭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转移。”

研究匈奴历史，有利于解决整个古代北⽅少数民族历史上的重要问题。后起的北⽅各族，在游牧经济类型，⽣产组织与军事组织合⼀，及其兴起时⼤体上处于由原始⽒族末期向奴⾪制社会过渡等⽅⾯，都与匈奴差不多。匈奴是我国古代多民族国家中的⼀个民族成员，它的历史就是我们祖国历史的⼀部分。在它长期发展的发展过程中，与中原汉族接触频繁，深受汉族的先进封建经济⽂化的影响，⽽它的经济⽂化也同样影响了汉族。它的历史活动和⽂化创造，对祖国的历史、⽂化曾经作出了贡献，尤其在开发⼤漠南北，把⼤漠南北那些分散、落后的⽒族加以统⼀，为后来整个⼤漠南北统⼀于中原政权奠定了基础这些⽅⾯，贡献更⼤。

研究的现状：

匈奴史内容复杂，⽽⽬前国内外学术界研究、出版这类专著⼜不多，有关匈奴的许多的问题，⾮但远远未能解决，甚⾄有的还没有接触或尚在探索中。在国内，对匈奴的研究，开展较晚。匈奴的专著，解放前未见，解放后也是⽐较少的。匈奴史的研究，在国外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了，较早的专们著作有⼗⼋世纪法国⼈德基涅的《匈奴、突厥、蒙古与西⽅鞑靼的通史》。苏联考古学家科兹洛夫领导的研究⼩组，对蒙古诺颜⼭匈奴葬的考古发掘，对研究匈奴很有意义。⽇本学者内⽥吟风的《北亚西亚研究·匈奴篇》论⽂集，这部论⽂集对于匈奴的源流、制度、⽂物、西迁和⼈种类型均有论述，对南匈奴亦有专章。奥地利学者鄂图·敏岑海尔芬著的《匈奴⼈的世界》及由德国学者法朗兹·奥尔⾊姆主编、⽽有⼗多位学者参加编写的五⼤卷《匈奴史》，是七⼗年代匈奴史的鸿篇巨制。虽然这两本著作主要是讲西迁后的匈奴，但对于学习和研究西汉前的匈奴，亦有参考价值。

《后汉书列传乌桓鲜卑列传》文言文原文及翻译

原文：

俗贵兵死，敛尸以棺，有哭泣之哀，至葬则歌舞相送。肥养一犬，以彩绳缨牵，并取死者所乘马衣物，皆烧而送之，言以属累犬，使护死者神灵归赤山。赤山在辽东西北数千里，如中国人死者魂神归贷山也。敬鬼神，祠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及先大人有健名者。祠用牛、羊，毕皆烧之。其约法：违大人言者，罪至死；若相贼杀者，令部落自相报，不止，诣大人告之，听出马、牛、羊以赎死；其自杀父兄则无罪；若亡畔为大人所捕者，邑落不得受之，皆徙逐于雍狂之地，沙漠之中。其土多蝮蛇，在于令西南，乌孙东北焉。

乌桓自为冒顿所破，众遂孤弱，常臣伏匈奴，岁输牛、马、羊皮，过时不具，辄没其妻子。及武帝遣骠骑将军霍去病击破匈奴左地，因徙乌桓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塞外，为汉侦察匈奴动静。其大人岁一朝见，于是始置护乌桓校尉，秩二千石，拥节监领之，使不得与匈奴交通。

昭帝时，乌桓渐强，乃发匈奴单于冢墓，以报冒顿之怨。匈奴大怒，乃东击破乌桓。大将军霍光闻之，因遣度辽将军范明友将二万骑出辽东邀匈奴，而虏已引去。明友乘乌桓新败，遂进击之，斩首六千余级，获其三王首而还。由是乌桓复寇幽州，明友辄破之。宣帝时，乃稍保塞降附。

及王莽篡位，欲击匈奴，兴十二部军，使东域将严尤领乌桓、丁令兵屯代郡，皆质其妻子于郡县。乌桓不便水土，惧久屯不休，数求谒去。莽不肯遣，遂自亡畔，还为抄盗，而诸郡尽杀其质，由是结怨于莽。匈奴因诱其豪帅以为吏，余者皆羁縻属之。

光武初，乌桓与匈奴连兵为寇，代郡以东尤被其害。居止近塞，朝发穹庐，暮至城郭，五郡民庶，家受其辜，至于郡县损坏，百姓流亡。其在上谷塞外白山者，最为强富。

后汉书卷九十·乌桓鲜卑列传(6)原文

后汉书卷九十·乌桓鲜卑列传(6) 自此以后，都护偏何等人来见祭肜，请求让自己出力建功，祭肜就要他们攻打北匈奴的左伊育訾部，杀了二千多人。以后偏何连年出兵进攻北方的敌虏，回军时总是拿了敌人的首级到辽东接受赏赐。三十年，鲜卑部族首领于仇责、满头等人率领部族到京城朝拜庆贺，仰慕汉之德义，归顺朝廷。皇帝封于仇贲为王，封满头为侯。当时，渔阳境内的赤山乌桓歆志贲等人多次入侵上谷。永平元年，祭肜再次贿赂偏何，进攻歆志贲，打败并杀死了歆志贲，这样，鲜卑的部族首领都来归顺，一起到辽东接受赏赐，青州、徐州两个州每年给他们钱二亿七千万，以此作为常例。明帝、章帝两代，鲜卑人守保边关，没发生什么事。

和帝永元年间，大将军窦宪派右校尉耿夔击败匈奴，北单于逃走，鲜卑人因此搬迁占据了匈奴人居住的地盘。匈奴留下来的部族还有十多万个邑落，他们都自称鲜卑人，鲜卑由此逐渐强盛。九年，辽东的鲜卑人进攻肥如县，太守祭参因遭受挫败获罪，下在狱中而死。十三年，辽东的鲜卑人入侵右北平，接着进入渔阳，被渔阳太守打败。延平元年，鲜卑再次入侵渔阳，太守张显率领几百人出边塞追赶敌人，兵马掾严授劝阻说：前面的道路艰险阻隔，敌人的力量很难估计，最好暂且构筑军营，先派轻装骑兵侦察敌人动静。张显的意气非常强盛，他很恼怒，想杀掉严授。因此就进兵，结果遇到敌人的伏兵出

击，士兵们全都逃走，祇有严授拼力死战，他身上受了十多处伤，亲手杀了好几个敌人而死。张显被流箭射中，主簿卫福、功曹徐咸都赶去救张显，一起牺牲在战场上。邓太后下策书称赞张显等人，赏给张显家中六十万钱，任命他家两个人担任郎；赏赐严授、卫福、徐咸每家各十万钱，每家任命一个儿子为郎。

鲜卑民族初探

作者：高隽敏王嘉淳

来源：《卷宗》2016年第07期

摘要：北方游牧之族大者有四：曰匈奴，曰鲜卑，曰丁令，曰肃慎。作为后起于匈奴的鲜卑民族，兴盛于魏晋南北朝之际，随着后周政权的灭亡而灭亡，其部众遂同化于中国，融入于汉，成为汉民族的一支来源。

关键字：鲜卑；北魏；孝文帝；拓跋部

1 鲜卑族源及族称问题

鲜卑族，属于东胡一支，后汉书日：“乌桓、鲜卑，本东胡也，冒顿灭其国，余类保此二山，因名焉。”《三国志·乌丸鲜卑传》亦载到：“乌丸、鲜卑，即古所谓东胡也。”而所谓东胡，是以匈奴为参照点，将居其东者称为东胡，《山海经.海内西经》里解释：“东胡，在大泽东。”

关于鲜卑族称来源，《史记·匈奴列传》中有记载“燕北有东胡，山戎是也”因此，鲜卑又被称为山戎。而《史记》引《续汉书》曾记载：“鲜卑实其本名”，因此“鲜卑”是其自称，在满洲语中“鲜卑”即为“祥瑞”之意，是作为中国境内少数民族对自身生存发展的一种期许，以吉祥字词命名本名族，期望得以神佑。其“鲜卑山”亦是鲜卑民族作为征服高山的一种自豪，非因其部落活动于此山附近而将部落与山同名，吕思勉也已指出“汉时之乌桓、鲜卑，盖将皆山以部族名，而非部族以山名。”目前鲜卑活动的范围之内考古已发现许多“鲜卑山”，我们也由此可以断定山名与此名族有关，而非此名族以山命名。

2 鲜卑民族概况

鲜卑民族在东汉之前不以“鲜卑”见于史书之中，大致是以“东胡”的而载，“秦始时，东胡亦强，后为匈奴冒顿所袭破。”遂鲜卑从东胡中分化而出，到东汉时形成两大分支：一支是居于蒙古草原东南地区的鲜卑人，这支鲜卑人与乌桓、匈奴、汉王朝都曾发生过紧密的关系，被称为“东部鲜卑”，通常认为是由慕容部、宇文部、段部共同构成；另一支是居于蒙古草原东北部大兴安岭地区的拓跋鲜卑，由于其远离汉王朝，因此东汉之前与中原联系不密切，史书记载亦较少，东汉时两次向南、向西迁移、发展，后建立北魏政权，这一支鲜卑人被称为“北部鲜卑”。

后汉书《应劭传》原文及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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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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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王母“生死”之辨——以不死药为中心

西王母“生死”之辨

——以不死药为中心

崔皓羽

（上海大学文学院，上海200444）

摘要：西王母所在的昆仑作为“魂归之所”，具有与地狱有别的神圣性。前者与西王母司掌厉鬼的职能相呼应，后者则赋予了西王母执掌神药的可能。另一方面，女性神、西方神、日月神三重身份又令西王母由冥神迈向了生命神。生与死以这种奇妙的方式交织在了同一位神明身上，使西王母成为神话中不死药的持有者。最初西王母的不死药有别于“尸解药”，不具有令人死而复生或死后成仙的功效，只是作为一种长生不死的神药存在。两汉时期墓葬中西王母图像的出现更偏向这位神明作为冥神而非复生神的神格。

关键词：西王母；生死；不死药；尸解药

中图分类号：I206.2；B93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4630（2021）01-0025-04

生死一直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同理，未知死，焉知不死？在美索不达米亚神话中，吉尔伽美什正是目睹了友人的死亡，才决定去探寻不死的秘密。而所谓不死药，正是融汇了生与死的产物。“‘不死药’，其本身就是一个辩证的哲理概念。‘不死’的前提是‘死’，因有‘死’，才有对‘死’的否定物‘不死’出现，因有‘死’与‘不死’，联系这二者的中介‘不死药’才有了意义。”[1]262

在中国古代神话中，掌管不死药的神明是西王母。但这位女神是否自诞生之初便执掌不死药，则是一个未解之谜。目前最早记载西王母的典籍是《山海经》，所涉三处都未言明西王母是否拥有不死药。直到《淮南子·览冥训》才明确提及“譬若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2]217《文选·祭颜光禄文》注引《归藏》：“昔嫦娥以西王母不死之药服之，遂奔月为月精。”[3]但《归藏》原文已佚，似乎也无法作为明确的证据。但无论不死药是西王母先天有之，亦或是后来所得，这位神明都与生死这两种概念脱不开关系。西王母成为中国神话中不死药的归属，必有其因。

《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原文及译文

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

原文

作者：陈寿

《书》载“蛮夷猾夏”，《诗》称“猃狁孔炽”，久矣其为中国患也。

秦、汉以来，匈奴久为边害。孝武虽外事四夷，东平两越、朝鲜，西讨贰师、大宛，开邛苲、夜郎之道，然皆在荒服之外，不能为中国轻重。而匈奴最逼于诸夏，胡骑南侵则三边受敌，是以屡遣卫、霍之将，深入北伐，穷追单于，夺其饶衍之地。后遂保塞称藩，世以衰弱。建安中，呼厨泉南单干入朝，遂留内待，使右贤王抚其国，而匈奴折节，过于汉旧。然乌丸、鲜卑稍更强盛，亦因汉末之乱，中国多事，不遑外讨，故得擅(汉)

[漠]南之地，寇暴城邑，杀略人民，北边仍受其困。会袁绍兼河北，乃抚有三郡乌丸，宠其名王而收其精骑。

其后尚、熙又逃于蹋顿。蹋顿又骁武，边长老皆比之冒顿，恃其阻远，敢受亡命，以雄百蛮。太祖潜师北伐，出其不意，一战而定之，夷狄慑服，威振朔土。遂引乌丸之众服从征讨，而边民得用安息。后鲜卑大人轲比能复制御群狄，尽收匈奴故地，自云中、五原以东抵辽水，皆为鲜卑庭。数犯塞寇边，幽、并苦之。田豫有马城之围，毕轨有陉北之败。青龙中，帝乃听王雄，遣剑客刺之。然后种落离散互相侵伐，强者远遁，弱者请服。由是边陲差安，(汉)[漠]南少事，虽时颇钞盗，不能复相扇动矣。乌丸、鲜卑即古所谓东胡也。其习俗前事，撰汉记者己录而载之矣。故但举汉末魏初以来，以备四夷之变云。

汉末，辽西乌丸大人丘力居，众五千余落，上谷乌丸大人难楼，众九千余落，各称王，而辽东属国乌丸大人苏仆延，众千余落，自称峭王，右北平乌丸大人乌延。众八百余落，自称汗鲁王，皆有计策勇健。中山太守张纯叛人丘力居众中，自号弥天安定王，为三郡乌丸元帅，寇略青、徐、幽、冀四州，杀略吏民。灵帝末，以刘虞为幽州牧，

高二历史期末考试分类汇编早期国家的产生与秦汉大一统的建立和巩固部编版

专题04 早期国家的产生与秦汉大一统的建立和巩固

1．（2022·黑龙江·宾县第二中学高二期末）“氏族之间掠夺战争的产生，使得氏族出现了军事首长。军事首长的财富权力与日俱增，而且由选举产生逐渐变为世袭制。”上述现象出现的根源是

A．私有制的发展B．世袭王权的萌发C．生产力的发展D．国家的产生

【答案】C

【解析】

【详解】

根据“军事首长的财富权力与日俱增，而且由选举产生逐渐变为世袭制”可知是财富权力的增长使选举产生变为世袭制，而财富权力的增长则得益于生产力的发展，C项正确；私有制的发展和国家的产生也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排除AD项；世袭王权的萌发是该现象的反映，不是根源，排除B项。故选C项。

2．（2022·湖南长沙·高二期末）下图是商代晚期青铜器四羊方尊，1938年出土于湖南宁乡县，整个器物用块范法浇铸，一气呵成，被史学界称为“臻于极致的青铜典范”，位列十大传世国宝之一。由此可知，商朝

A．青铜器体现身份等级B．有效管理了湖南地区

C．青铜铸造较为普遍D．青铜铸造技术高超

【答案】D

【解析】

【详解】

结合所学知识可知，四羊方尊用块范法浇铸，一气呵成，被史学界称为“臻于极致的青铜典范”，体现了商朝青铜器铸造技术高超，D项正确；青铜器是身份等级的象征在材料中没有体现，排除A项；四羊方尊的铸造技艺不能说明商朝实现了对湖南地区的有效管理，排除B 项；一件青铜器无法得出当时青铜铸造较为普遍，排除C项。故选D项。

3．（2022·陕西·长安一中高二期末）据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在西周幽王时期，政治更加商业化。庶人有钱，可以做官受爵；当时君子（贵族）也想做买卖，谋三倍的利息；王

蔡邕“金商门之祸”本事以及汉末士林风气探析

陈海燕

【摘要】东汉名士蔡邕于汉灵帝光和元年因上封事而入狱,后流徒朔方,这场“金商门之祸”是蔡邕政治生涯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不仅改变了他既定的生活轨道和人

生历程,同时也在极大程度上影响着他以后的人生态度和命运走向,是研究蔡邕生平、思想乃至汉末政治、社会的一个重点,然而历来众说纷纭.对史料系统分析的结果表明,“金商门之祸”不仅仅是蔡邕与权宦矛盾激化的结果,也暴露出了士大夫群体内

部的矛盾,然而,其真正根源则在于蔡邕家族与泰山党魁羊陟等人的密切关系.

【期刊名称】《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1(012)004

【总页数】8页(P101-108)

【关键词】汉末;蔡邕;“金商门之祸”;党锢;汉末士风;羊陟

【作者】陈海燕

【作者单位】西南石油大学学报中心,四川成都 610500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234.2

东汉光和元年，由于灾异频繁，灵帝召蔡邕等人至金商门崇德殿，“使中常侍曹节、王甫就问灾异及消改变故所宜施行”〔1〕。答诏问灾异之后，事态急转直下，蔡邕原本“著书东观”、“撰写十志”的朝廷官员生活被打断，三日之后，他即被谗

言陷害，诽谤中伤，继而下狱，被判以弃市，后经吕强、卢植等人极力上疏营救，得以保全性命。这就是“金商门之祸”。

“金商门之祸”是蔡邕政治生涯中的一件大事，不仅改变了他既定的生活轨道和人生历程，也在极大程度上影响着他以后的人生态度和命运走向。它是研究蔡邕生平、思想乃至汉末社会政治等方面的一个重点，历来研究者众说纷纭，观点不同〔2〕。然而，由于缺乏对文本和史实的系统分析，往往只能各成一家之说。本文意欲以较为细致的文本阅读为基础，抛开单纯的就事论事，追根溯源，挖掘其背后的历史材料，力求对“金商门之祸”的本源做一较为详尽的考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