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自由主义之中国特色

新闻自由主义之中国特色

摘要：新闻自由主义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演变和发展，其内涵也在不断的丰富和完善，然而自由主义决定于物质生产社会关系的发展水平，决定于人们认识和掌握新闻规律的水平，决定于新闻技术手段的发展水平。中国近代的历史中新闻自由主义在许多有识之士的实践中得到发展，他们借鉴西方的先进自由主义理论同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并得到运用。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萌芽于19世纪末，百年的发展使其在地位得到巩固，并且影响深远。中国的新闻自由主义首先在报业方面得到体现和发展，１９世纪末，中国处于内忧外患和列强环伺的夹缝中，许多有识之士从西方船坚炮利的表象，深入到社会政治体制和人文形态的各个层面，从而萌生了效法西方，以改变国家愚蒙闭塞现状的设想。他们认为，要救亡图存，必须利用报刊传播讯息以开发民智，从而踏上富国强民之路，便由此开启了自由主义之路。在现代各种传播媒体快速发展的今天，新闻自由会得到更好的体现，中国特色新闻自由主义也会更好更快的发展。

关键词：新闻自由民间报业中国特色发展繁荣

一、中国的新闻自由主义思潮

1897年10月，严复在叙述《国闻报》缘起时说：“《国闻报》何为而设也？曰：将以求通焉耳。夫能这道有：一曰通上下之情；一曰通中外之故。”《国闻报》的栏目为：一、告白；二、上谕及制台辕门抄；三、路透电报；四、社会；五、地方新闻。它不仅刊载国内外时事，还经常发表社论，宣传变法维新，是北方最有影响的报纸。

这一时期的新闻工作者，冲破了清朝政府的层层限制，在海内外广泛开展办报活动。除了各类政府官报陆续出台，维新保皇派和民主革命派竞相办报鼓吹各自的理念，就连教会和外商投资创办的报刊也有一定的发展，不但促进了中国近代的自由主义思潮的萌芽，并涌现出一批自由主义报人。

王韬是近代中国倡导报刊言论自由的先驱者，同时也是首位将西方自由主义理论输入这个古老帝国的新型知识分子和自由报人。他撰写专文，系统阐述自由主义办报的思想，并且主张放宽言路、准许民间自由办报，认为这才是实现民族进步的根本。“报盛行而中国振兴矣”，寄予了他对国家民族自强的殷切期望；同时，他在社论中屡屡抨击极权政治、宣传人权观念，首创“文人论政”的传统。所谓“文人论政”，指的是站在民间立场上，不依附任何党派，独立昂扬地运用自由的原则发表政见，针砭时弊。后来的办报者都秉承了这一优良传统。

１８７４年，王韬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这是中国报刊史上首家影响最大的民间报纸，在风格和编排方式上都受到英国《泰晤士

报》的影响。该报自创刊始便把批判专制、揭露罪恶，以及呼唤中国社会在思想和体制上实现根本性变革，放在了重要位置。

继王韬之后，梁启超是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上的又一个重要人物。1901年至1903年旅居日本期间，他撰写了大量的政论文章，介绍西方的哲学、社会政治和经济学说，热情颂扬西方为争取自由和宪政的人物，同时发表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政治哲学论文《新民说》，这是当时最具震撼力的“自由主义政纲”。《新民说》中专门有一节“论自由”：“自由者，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无往而不适用者也。”捍卫个体自由与倡导民主，是梁启超新闻自由主义思想的两大主要核心。

１９１２年初，梁启超在天津创办了《庸言》报。《庸言》的取名，体现了梁启超独立自由的办报思想，他解释说：“庸之义有三：一训常，言无奇也；一训恒，言不易也；一训用，言其适应也。”［2］庸言，实乃平允之言，实用之言，独立之言。梁启超还提出：夫报之所以有益于人国者，谓其持论之能适应乎时势也；为其能独立而不倚也；谓其能指陈利害，先乎多数人所未及察而警告之也；谓其能矫正偏颇之俗论而纳诸轨物也；谓其能补多数人常识所未逮，而为之馈贫粮也；谓其能窥社会心理之微，针对发药而使之相说以解也；谓其对于政治上能为公平透亮之批评，使当局有所严惮也；谓其建一议发一策，能使本国为重于世界，四邻咸知吾国论所在而莫敢余侮也。

然而，由于维新派人士把开放言禁从而获取民间言论自由的企

盼，寄托在君主的开明和恩赐上，故前景的渺茫可想而知。１９１４年，黄远生接替梁启超主持《庸言》报，在梁启超要求报刊“言论独立”的基础上，提出了实现法律保障“言论独立”的思想，这是他“法治独立”、调和党争救时之策的延伸。他曾撰文指出：“……法治国之不可无党，顾诚不欲以神圣高尚政党之名词，致为万恶之傀儡也，乃觉今日必有超然不党之人，主持清议，以附于忠告之列。其言无所偏倚，或有益于滔滔横流于万一。记者诚非其人，特有志焉而已。”

黄远生曾言，“吾人造言纪事，决不偏于政治一方。以事到今日，吾人已深知一社会之组织美恶，决非一时代一个人一局部之所为。”又说：“吾曹不敢以此区区言论机关，据为私物，乃欲以此裒集内外之见闻，综辑各种方面之意见及感想。凡一问题，必期与此问题有关系之人，一一发抒其所信，以本报为公同论辨之机关”。但由于他和梁启超一样，始终把言论独立的实现诉诸当时的政治力量，把制定法律的国家权力看成是悬空却又独立的最高权力。因此，黄远生的新闻思想在当时的社会，是不可能付诸实践的。

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的兴起，引发了继维新运动后的又一次办报高潮。当时的报人普遍认为报纸是社会之公器，有“昌言时弊，指斥政府，评论约法”［６］之天职，同时也是全体国民的喉舌，以及自由发表言论的园地。此外，无论是“好政府”还是“坏政府”，都必须将它们严格地置于报纸这种“社会公器”和记者这种“社会公人”的批评和监督之下。而报刊要发挥其社会舆论监督这一功能，它本身就必须是自由的。

１９２７年，首位撰写《中国报学史》的戈公振明确指出，真正的舆论，是民主政治环护之下的“公正意志”——“民主政治，根据于舆论；而舆论之所自出，则根据一般国民之公共意志”、“言论自由，为报界切肤之问题，此问题不解决，则报纸绝无发展之机会！”而“拥护言论自由，实亦国民之天职也！”一时间，许多报人都以这一思想为报国途径，例如于右任与“竖三民”、邵飘萍与《京报》、史量才与《申报》、邹韬奋与《生活周刊》等。

然而，经济是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报刊舆论要获得真正的自由，首先必须做到经济独立。关于报刊经济独立对言论独立的重要性，主持《申报》长达22年的史量才深有体见。１９２１年，史量才在接待美国新闻学者格拉士（Ｆ．Ｐ．Ｇｌａｓｓ）访问时说，“鄙报创立至今，已四十九年，较鄙人之年岁，尚多六载。鄙人办此报，现历十年。以敝报言，如老人之身。惟全馆同人皆竞自勉，以新精神鼓运之，使向前进。现在营业收入可以供用，故可自信不受任何方面津贴，虽十年来政潮彭湃，敝馆宗旨，迄未偶迁。孟子所谓‘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与顷者格拉士君所谓‘报馆应有独立之精神’一语，敝馆宗旨似亦隐相符合。且鄙人誓守此志，办报一年，即实行此志一年也”。［8］

１９２６年，张季鸾在续办“新记”《大公报》时，实践了报刊的经济独立思想，他在社论中指出：“欲言论自由，贵在经济自存，故吾人声明不以言论作交易。”其后大公报的接任者胡政之，也秉持独立经营思想充分确保了《大公报》对自由主义的贯彻。在《大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