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野草_中的后现代主义显征

《野草》中的后现代主义显征赵小琪内容提要　将《野草》与后现代主义联系在一起进行思考和研究,其目的无非是想揭示一种普遍的历史忽略,即:后现代主义绝非是一个时间概念,它作为一种思维态势,在每个时代极具挑战性和叛逆性的文艺作品中都有存在的可能。

我们只要仔细辨认,就能在《野草》中发现在今天被称为后现代主义的反本质、反历史的本文和话语特征。

这显示,作为一个具有叛逆意识和超前意识的作家,鲁迅在20年代就具有一种类似于后现代的文化实感和体验。

因而,尽管《野草》在表面上与西方后现代主义存在着时空背景的区别,但在人生态度和思维方式诸方面,又存在着许多隐秘的精神联系。

本文力图从对本体存在、历史客观性、连续性的怀疑的角度,来探寻《野草》中的后现代主义显征。

关键词　后现代　怀疑　本体　历史一 《野草》与复杂性和多样性有着不解之缘。

这一方面表现在《野草》思维的一个重要策略便是对既定的事物和观念进行不断的怀疑和否定,另一方面也表现在《野草》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矛盾的、令人迷惘的多面体。

从某种程度上说,《野草》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内涵最为复杂,因而也最难以解读的一部作品。

这一点从人们对它的众说纷纭中,甚至截然相反的看法中可以部分地得到佐证。

上述两点事实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方法论提示,那就是,面对《野草》研究中存在的一些云里雾里、纠缠不清的问题,我们仅仅依据既有的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价值规范与尺度已经难以得到完满的解释,但倘若我们从后现代主义的角度来切入,则极有可能获得新的发现。

因而,将《野草》与后现代主义联系在一起进行思考和研究,其目的无非是想揭示一种普遍的历史忽略,即:后现代绝非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它也是福柯在《什么是启蒙》中所说的一种态度。

事实上,后现代主义的基本内容在1890年至1945年期间作为文学和艺术的宗旨便已显征,像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的反体系、崇尚虚无、反确定性的态度,就都带有明显的后现代性。

由此可见,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思维态势,它在每个时代极具挑战性和叛逆性的文学艺术作品中都有存在的可能性。

我们只要仔细辨认,就能在《野草》中发现在今天被称为后现代主义的反本质、反历史的本文和话语特征。

这当然不是说,在20世纪20年代,鲁迅就已经有意识地在进行后现代主义的写作,而是说,作为一个具有叛逆意识和超前意识的作家,鲁迅在20年代就具有了一种类似于后现代的文化实感和体验。

因而,虽然《野草》在表面上与西方611　天津社会科学　2004年第1期后现代主义存在着时空背景的区别,但在人生态度和思维方式诸方面,又存在着许多隐秘的精神联系。

全面论述《野草》与后现代主义的这种复杂、隐秘的精神联系,非我们的学力所及,本文只是力图从对本体存在、历史客观性、连续性的怀疑的角度,依循《野草》创作的实际,探寻《野草》中的后现代主义显征。

二 在西方传统的文学观念中,人作为历史活动和理论话语的主体在文学理论和实践中具有不可动摇的中心地位。

这个大写的“人”,构成了西方自柏拉图形而上学以来最为坚固的人文主义堡垒。

即便是现代主义的反叛,也只是着力于表现主体对自我的怀疑,而并未从根本上去怀疑和消解主体的存在,泯灭自我存在的意义。

然而,至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巴尔特、福柯和拉康,则一致呼出“人的死亡”的口号,宣告了主体的崩塌和消解。

巴尔特反对把作者看成文本意义的主宰者,并且把这种否定视为“一种反神学活动,一种真正革命性的活动”①。

福柯则依据他的“知识型”理论,明确指出,在知识和社会发展上,由于“知识型”决定了知识、社会和人,因而人的本体已经化解为虚无,价值已经成为碎片②。

如果说现代主义在反对柏拉图的本体存在的理性主义基础的同时,又用种种盲目的理智无法穿透的存在取代了自明的和可以理解的存在,那么,福柯和巴尔特等后现代派则认为,不仅世界的本质并非理性可以解释和把握的,而且现代主义倡导的非理性的内容,也未必就是世界的本原或人的本质,因而,世界的中心就是无中心,世界的目的就是无目的,生存于这个无中心、无目的的世界中,人不应像现代主义者那样企求一个让主体驻足的永恒的家园,而应以流浪为目的,流浪者以四海为家而永远不在家,他徘徊在一片没有地界的莽原之中,表面上的个人主义空间已被无所不在的社会权力网络穿透得千疮百孔,个体的想象力在权力之网监禁、吞没之下化为一个空壳,完全丧失了创造和再创造的能力。

后现代主义的这种本体存在怀疑论,虽然比较远地偏离了西方人文理性主义的中心范式和阐释原则,但在内在精神上,却与遥远东方国度里的鲁迅的《野草》的思维路径和诗学精神极为切近。

鲁迅在《野草》中表现出的对本体存在的怀疑意识,是客观与主观、时代与个人交汇融合的生成物,它既是时代生命意识的共同反映,又是鲁迅自己独特的生命感受。

作为一种时代现象,“五四”后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亲眼所见的历史沉沦中对于自身行为的意义产生了深刻的怀疑。

对于鲁迅来说,他的本体怀疑意识不仅是以上时代意识的折射,而且也来自于被他自我发现的黑暗的人生经验和独特的生命感受。

由于兄弟失和与不幸婚姻的刺激,写作《野草》时期,鲁迅的怀疑与否定精神从对社会客体扩展深入到创作主体,进入对包括自身在内的本体存在的反思层次,反思使鲁迅日益明白:“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③。

较之写作《摩罗诗力说》时期那个梦想成为“动吭一呼、闻者兴起”的个人主义英雄的鲁迅,这时的鲁迅由于发现了自我与传统那种纠缠不清无法摆脱的联系,因而对本体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充满着怀疑和否定。

与同时代的大部分作家相比,这种怀疑和否定的深刻性和超前性在于,它不仅揭示了本体存在的无方向性,而且也揭示了本体存在的他者性和无意义性,从而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表现出了一种类似于后现代主义式的怀疑精神的彻底性。

在《野草》中,这种浓厚的本体怀疑意识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本体存在的无方向性。

如果我们用“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对后现代主义文本中的个体存在进行概括的话,那么,这种概括对于《野草》中的个体存在就同样也是适用的。

在《野草》中,个体存在是如此的荒谬,他甚至于不知道自己叫什么,从哪里来,“从我还能记得的时候起,我就一个人。

我不知道我本来叫什么。

我一路走,有时人们也随便称呼我,各式各样的,我也记不清楚了”(《过客》)。

这样一个失去记忆的“流浪汉”,当然没有耶稣“救世主”似的俯视人世的胸襟,也没有尼采“超人”似的卓绝飞扬的气概。

他只得跄踉走出,“将在不知道的时候独自远行”(《影的告别》);他衣履破碎,像乞食者(《狗的驳诘》)在一条四面都是灰尘的路上漫游,对确定的终极目标茫然不知:“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墓碣文》)。

在沮①②③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418页。

Dits etécrits,II,1970-1975,Editions G allimard,1994,“les prolenellde la culture,un débat F oucault-pleti”,19721巴尔特:《作者之死》,转引自《20世纪文论述评》,文联书店1986年版,第162页。

丧、绝望之中,“流浪汉”只得“向黑暗里徨于无地”(《影的告别》)。

未来、理想的彼岸,这些现代主义文学中的主题话语全部被置于怀疑和否定之后,《野草》中的“流浪汉”就不得不沿着四面都是灰土的路进行着德里达所推崇的那种以无目标为目标的永世的飘流。

其次,是本体存在的他者性。

美国社会学家戴维・里斯曼在他所著的《孤独的人群》中,把历史划分为三种社会形式,第一种是“传统引导”的社会,第二种是“内在引导”的社会,第三种是“他人引导”的社会。

所谓的“内在引导”和“他人引导”的社会,指涉的其实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现代”和“后现代”社会。

在现代社会的语境中,责任同个体的意志自由紧密联系。

由于个体具有意志自由,因此,他不仅能进行自主选择,而且,他具有对自己行为负责的能力。

然而,在“他人引导”的后现代社会里,个体则已经丧失了这种独立、自由选择的能力。

借用戴维・里斯曼的理论来观照《野草》,我们发现,《野草》中的个体与其说具有一种“内在引导”社会的自主选择性,不如说更多地具备一种“他者引导”社会里的被他者所控制的特性。

在《野草》中,“过客”之所以走,只是出于一个不能不走的被动的理由。

“……还有声音常驻在前面催促我,叫唤我,使我息不下”(《过客》)。

这里,“声音”作为一种他者权力的化身,具有无所不在主宰一切的神秘力量,而“过客”则已沦为这种权力的工具和牺牲品。

在这种他者权威的操纵下,个体离真切的生活和存在体验越来越远,以至于在这种他者的权威的高压下,他要么去附会谬误和谎言,要么以失语的形象违心地保持缄默(《立论》)。

于是,理应作为引导者的他者权威,而今却成了个体存在的克星。

在《影的告别》中,作为个体的“影”发现在“人”的极具束缚性的权力之网中,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趋向于零,他既无法生存于黑暗,又无法生存于光明,只能在“人”的挤压下滑向必然毁灭的“无地之境”。

这里,个体被他者权威任意地抛掷着,自由、个性、人格统统都被剥去,被投进一张深不见底的他者之网之中,既看不到一丝希望的亮光,又被断绝了“独自远行”的生路,只能恐惧而绝望地看着自我身不由己地被他者所吞没和溶化,成为他者权力之网中一块没有生命活力的芯片。

再次,是本体存在的无意义性。

展示本体存在的无意义性,是后现代主义消解本体存在的又一重要策略。

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世界本不过由外在于人的物质所构成,物质的千奇百怪的偶然性状态决定着世界的存在,在这个由物质偶然性状态决定的世界中,个体是渺小和无力的,个体在社会历史中以及个体生活中的意义趋向于零①。

后现代主义这一解构策略和思维趋向,在鲁迅的《野草》中同样得到了充分的显现。

在《野草》中,对存在的根本性怀疑使鲁迅怀疑各种存在的形式。

一方面,他憎恶他者的任何方式的求乞:“我厌恶他的声调、态度。

我憎恶他并不悲哀,近乎儿戏;我烦腻他这追着哀吁,我就憎恶他这手势”;另一方面,“我”也同样不能免于求乞。

而对于求乞者来说,求乞的意义就在于布施者和布施心的存在。

因而,当布施者申明“我不布施,我无布施心”时,求乞的努力就会落空,求乞的存在意义也将丧失。

这种存在的无意义性,即使在《野草》中那些表面上看起来较为积极的篇章中也仍然有所显现。

《这样的战士》中的战士的存在和《求乞》中求乞者的存在一样,都是依托于他者的存在而显现其意义的。

然而,一个举着投枪,似乎具备尼采式的“超人”英雄气概的战士,却在“无物之阵”中根本找不到敌人。

于是,战斗成了一场没有敌人的游戏,没有了敌人的战士也终于不是战士,他在这种无对象的荒谬性境遇中,根本发现不了自我行为和角色得以产生和存在的依据和意义。

失去了行动意义依据的个体,最终便只能如《复仇》中的裸身对峙者那样,丧失尼采式的那种不证自明的人格优势和英雄气概,成为了失去行为意志的非主体的木乃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