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治理中的组织与权力--北京市“村居型”社区案例研究
概括北京市近年来在基层社会治理方面
概括北京市近年来在基层社会治理方面
北京市近年来在基层社会治理方面做出了重要努力和取得了显著成就。
首先,北京市加强了社区治理体系建设,建立了基层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社区治理模式。
通过选聘社区居民代表、完善社区决策机制、加强社区服务等措施,有效提升了社区居民的参与度和满意度。
其次,北京市重视平安建设,实施了一系列安全措施,有效遏制了犯罪活动。
通过加强公共安全宣传教育、加强治安巡逻力度、强化社会秩序管理等措施,使得城市的治安环境得到改善,居民的安全感大大提升。
此外,北京市还注重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通过建立健全信用信息采集和共享机制,对居民的守法行为进行记录和评价,并以此作为衡量信用度的重要参考标准,形成了诚信守法的社会氛围。
在基层社会治理方面,北京市还注重推进社会公平正义。
通过完善社会救助制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加强弱势群体关爱等措施,推动社会的公正和平等,实现了更加包容的社会发展。
总体来说,北京市近年来在基层社会治理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
通过加强社区治理、推进平安建设、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和推进社会公平正义,北京市不仅提升了社会治理能力,也为居民创造了更好的生活环境和社会氛围。
村改居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路径探析——以北京市昌平区霍家营社区为例
【关键词】 社会治理共同体 集体经济 社区 基层治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固有的城乡区隔格局
更高层次的理论与实践要求。无论是城市还是
使得各种社会经济问题频出不穷,城乡一体化
乡村,基层治理路径都应遵循社会构成与发展
发展的思想逐渐得到关注。要实现城乡在规划
相互转化。正如王天夫所提到的,社会治理共
同的利益主体,同时将异质性,甚至是原子化
同体的包容性在于治理主体与客体的同一性,
的个体进一步整合与凝聚,形成风险责任共
无论是政府、社会组织,还是其他社会团体,
担、服务收益共享的包容体系。而为了实现这
都应被视为构成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社会成
一目标,就必须着眼于小规模的、利益兼容的
公共意识,能够较好地实现共同体的治理包容
实上,社会治理本身蕴含的“合作与共识”与
。还有学者将社
性,提升社会风险的应对能力
共同体思想的价值追求高度吻合⑩。
会治理共同体的发展规律概括为“利益共同
那么,何为社会治理共同体?学界虽尚未
体”“制度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三重演进
达成共识,但也分别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对其内
实际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如何将社会治理共同
彩,滕尼斯意义上的“共同体”被引入了“社
体的理念应用到基层治理的实践工作中去,是
区”内涵。社区作为地理空间、公共空间成为
当下理论界与实务界都亟待思考和解决的重要
人们生活共同体的载体。自此,学界开始了一
问题。本文意在从“共同体”思想的历史沿革
系列从共同体思想出发的社区研究,这对中国
中共同体自然、亲密的气质。从社区的社会功
概括北京市近年来在基层社会治理方面 -回复
概括北京市近年来在基层社会治理方面-回复北京市近年来在基层社会治理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
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北京市注重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不断创新社会治理模式,加强社区自治,提高居民参与,建设和谐社会。
首先,北京市加强了社会治理体系建设。
近年来,北京市充分发挥地方立法权,在社会管理中加快法治化进程,制定了一系列地方性法规和政策文件,明确了社会管理的原则和要求。
北京还加强了社会组织和社区组织建设,完善社会服务体系,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和组织保障。
其次,北京市不断创新社会治理模式。
北京市积极探索“一把手抓一抓手”、“一村一干部一组织”等社会治理新模式,通过对基层政府和社区组织的重点培训,提高了基层治理水平。
同时,北京市还推行“互联网+社会治理”模式,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加强和优化社会治理力量,提高社会治理效能。
再次,北京市加强了社区自治,提高居民参与。
北京市注重发挥社区居民自治的主体作用,推动社区治理层面的决策权、管理权和服务权的下放。
北京市建立了社区治理委员会,通过居民代表大会、居民议事和社区民主监督等机制,鼓励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决策和管理,真正实现社区自治。
最后,北京市着力打造和谐社会。
北京市积极推动形成更加和谐、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加强了社区矛盾纠纷化解和矛盾预防工作。
北京市建立了全市统一的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机构,提供纠纷调解、咨询和法律援助等服务。
北京市还注重加强社会风气和文明礼仪建设,开展了一系列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活动,推动全社会形成了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
综上所述,近年来,北京市在基层社会治理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
通过加强社会治理体系建设、创新社会治理模式、加强社区自治和提高居民参与,北京市不断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为居民提供了更好的社会服务,建设了更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但同时也要认识到,北京市在基层社会治理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
当前北京城镇社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创新路径
当前北京城镇社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创新路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基础建设是达成这一宏伟目标的重要举措。
随着社会转型的逐步深入,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思想观念的不断交流、交融、对抗,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社会矛盾和风险高度集聚的时代。
社会群体利益的多元化以及不断增长的政治参与需求,使单纯依靠政府力量统筹协调各方利益关系的管理模式捉襟见肘,此外,依靠自上而下的行政权力的社会化管理模式也难以保持稳定与提升活力之间的良好平衡。
于是,社会领域开始脱离政治、经济领域,逐步发展成为一个相对独立和自主的空间。
从“管理”到“治理”,是观念创新和深刻变革的体现,相比于“控制”,“治理”更强调平等、互动、协商和博弈,超越原有官僚制的对抗格局,更具有现代化的意味。
一从治理到社区治理体制创新:城市社区治理体制创新的理论脉络(一)治理与城市社区治理1995年,全球治理委员会在《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中对治理的界定:“治理是或公或私的个人和机构经营管理相同事务的诸多方面的总和。
它是使相互矛盾或不同的利益主体得以和解并且选择联合行动的持续不断的过程。
它涵盖了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机构和规章制度,以及各种非正式制度。
而这一切由人或机构或同意,或他们的利益和他们的权利授予。
”[1]与过去政府通过从上至下的强制性国家权威,通过制定政策并强力推行,对社会大众事务实行单一向度的控制不同,“治理则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
它主要通过合作、协商和共同目标来管理公共事务。
治理基于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相互认可的基础上的协作。
它的力量是多维的,相互的,而不是单一的和自上而下的”[2]。
社区治理是将治理的先进理念引入社区管理中的成功实践。
社区治理就是在多元复合的社区内部,政府组织、社会服务组织、市场组织和社区自治组织以及居民个人等各类利益主体,共同完成和实现社区社会事务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过程。
[3]从治理的角度看,城市社区治理是社区居民与其他主体共同促进、参与和协调的过程。
城市社区治理中的组织与权力
城市社区治理中的组织与权力作者:刘娴静来源:《学理论·下》2014年第01期摘要:在“村居型”社区内部存在的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村民委员会三大治理主体,在参与社区治理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以各自利益为结点的网络。
论文以北京市海淀区西三旗街道前屯社区为个案,描述三元治理主体各自在社区网络中参与社区权力的分配和效能,分析社区内外不同性质权力主体之间的矛盾冲突以及这些冲突产生的原因以及如何建构并维持社区内外的各权力主体之间的有效协调与合作,从而实现中国城市基层社会的稳定秩序与和谐。
关键词:“村居型”社区;组织;权力;社区治理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3-0061-04一、研究的缘起城市社区是城市社会和空间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市的基本细胞和城市发展的缩影。
自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城市化的进展,城市社区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首先,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促使原来城郊的地域变成城区范围,城市的人口向城区集聚,城市社区的数量和规模随之增加;其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区内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更趋完整,社区的现代化水平上了新台阶。
然而,城市经济体制的变革和城区地域面积的扩张,引发了城郊地区居民职业结构与生存方式的主要指标向城市社区转型,由此产生了城市社区农村社区的并存,在城郊存在着一个个自然村落。
这种村落在基本素质上仍缺乏城市社区的内涵特征,我们称之为“村居型”社区。
20世纪90年代,中国政府主管部门正式提出了社区制建设的思路,社区建设才受到各界的普遍关注,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议题。
城市社区研究也才大规模地展开。
不过,这时研究大都从宏观上阐述城市社区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其治理对策,研究者已逐步注意到城市社区建设的动力机制和治理模式;但是由于尚未对社区结构做出深入的描述和分析,缺乏理论研究和深入思考,更不用说对“村居型”社区研究进行探讨。
在我看来,缺乏对当代经验研究正是社区制理论难以进一步深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城市社区组织与权力研究的理论模式及批评
城市社区组织与权力研究的理论模式及批评摘要:组织与权力是城市社区治理中两个最重要的变量。
对中西城市社区组织与权力的前人研究进行了描述并做了理论分析,在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中组织与权力出现的理论解释模式主要有:国家与社会理论;基层政权建设理论;“社区制”理论。
关键词:组织;权力;理论模式;批评;社区已有的中外城市社区治理的文献中,对组织与权力虽有涉及,但比较集中地进行专题研究的尚不多见。
但是“不管最终关注的焦点是什么,对城市的正确理解都需要跨学科的研究”。
①因此,这可能是政治学、社会学乃至政治社会学研究中一个新的研究视点。
对已有的、与本文主题研究密切相关的有影响的文献进行检视,对城市社区组织与权力的主要理论模式进行分析并提出自己的见解,可能有助于本文将研究进一步深化的可能性。
一、已有的研究与理论的检讨对城市社区组织与权力的研究起源于西方。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纽约的社会学家罗伯特·林德和海伦·林德夫妇(Robert S.Lynd,and Helen M.Lynd)对门奇市(Monice)——位于美国印第安纳州境内的一个被林德称为“中镇(Middletown)”的普通小城市——进行长达18个月的实地调查。
林德夫妇以这个约3.8万人的美国社区为特定对象,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这一特定社区的变迁进行动态的综合研究。
他们在亲自参与地方生活的基础上,进行大量的整理历史文献、编纂统计资料、访谈、问卷调查等研究工作,详细地记录了中镇人的重要谋生手段,住房与家庭、子女教育、闲暇时间的利用、宗教生活、参与社区活动等广大方面的生活及其变迁,并分析了中镇这一社区生活的特点及其变化的原因。
1929年,他们研究的名著《中镇—当代美国文化研究》(Middletown—a study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Culture,1929)出版。
在此书中,他们对这个社区内居民的日常生活和各种社会活动进行了详细的客观描述,并且解释了社区生活的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
街道社会工作党组织建设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2 2个 街道 共设 委员 1 8 6人 ,分别 来 自街道 机 关、社 任覆盖式 。街道党工 委领导 下社 会工作党组织 ,落实 区党 组织、“ 两新”组织和辖区单位 。西城 区 1 5个街 社 区、“ 两新 ”组 织 、流动 党员工 作站 ,以网络化 管
委 褥奄
执 政 党 建 设
制 ,并不断向乡镇 扩大延伸 ,逐步实现街道 、乡镇社 社 会建设布 局在街道层面 的配套改革 。在这项创 造性 会工作党组 织全覆盖”的要求 ,为全面推进街道 、乡 探索 中 ,全市各 区、各街 道把街道社会工作党组织建
镇社 会工作 党组织建设指明 了方 向。总体而言 ,这项 设作为基层基础工程 ,着力抓组建 、抓规范 、 抓 载体 、 工作进展顺 利 ,前景广 阔。
( 三 )特 点
几个特点 :
一
,
抓 队伍 、抓保 障,重点做 了五个方面 的工作 :
( 一 )优 化组织 设置 ,构建 社会 工作 党组织 管理 从区情 、 街情 出发 , 各 区、街优化组织设置模式 ,
从街道社 会工作党组织建设情况看 ,呈现 出以下 体 系。
是党 组织具 有充分 的代表性和社会性 。按照整 因地制宜地建立社 会工作 党组织体系 ,并设立社会工
20092011年每年举办全市街海淀朝阳等区街道社会工作党组织通过共驻共建党工委书记办事处主任轮训班全市局级社会建设街道社区党建联席会协调会等形式落实重专题研讨班全市两新组织负责人培训班全市大部署以社区两新组织为主体的学习实践科社区建设示范培训班不断将街道社会工作党组织建学发展观活动贯彻落实党中央全会精神国庆安保设引向深入
概括北京市近年来在基层社会治理方面
概括北京市近年来在基层社会治理方面近年来,北京市在基层社会治理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作为中国的首都,北京市承担着重要的责任,积极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的改革和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作出了重要贡献。
首先,北京市加强了社会治理网格化建设。
以网格化管理为核心,市、区两级政府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建立了多级网格化管理服务体系,实现了基层治理的精细化、专业化和信息化。
通过网格员的日常走访、督导和服务,有效解决了基层社会矛盾和问题,提高了居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其次,北京市不断加强社区建设。
社区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载体,北京市积极推进社区治理创新,建设全面、立体、高效的社区治理体系。
通过设立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居民议事会等机构,有效强化了社区服务功能,提高了社区居民的获得感和参与度。
另外,北京市注重加强社会组织和志愿者队伍建设。
社会组织和志愿者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北京市积极鼓励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参与社会治理工作。
通过优化政策环境、加强培训和引导,社会组织和志愿者的数量和质量得到了大幅提升,为实现社会治理的共治共享提供了有力支持。
此外,北京市加强了基层社会治理的信息化建设。
通过建设信息化平台、推行数字化管理,北京市实现了社会治理信息的快速采集、传递和共享。
这不仅提高了社会治理的透明度和效率,还为政府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推动了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进程。
北京市还注重加强基层社会治理队伍建设。
通过加强培训和育人机制建设,北京市大力培养了一支专业、高效的基层社会治理干部队伍。
这些干部在基层坚守岗位,深入了解社情民意,解决了许多涉及群众利益的问题,为社会治理稳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总的来说,近年来北京市在基层社会治理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通过加强网格化管理、推进社区建设、加强社会组织和志愿者队伍建设、推进信息化建设等一系列举措,北京市实现了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和发展,为打造人民满意、法治有力、社会和谐的城市作出了重要贡献。
北京市街道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践与思考
一
是 明确 了街 道 办事 处综 合
临的新形势 、新需求 ,北京 市积极 在 目前 的体 制下 ,“ 看 得 见 的管 不 管理 的职能 ,确 定 了街 道 办事 处的
, 且 中间 的 职 责和 地位 ,实现 了街 道 办事 处工 推 动街道社 区管理体制改革 。改革 了 ,管得 了的看 不 见 ”
3 2
■蚕 墨嚣 基 酲蚕 臃
重量 冒 啊 ■
办事机构 ,把原来街 道办事处那些 “ 条 ” 承 担 的职 能 都 并 到 “ 块” 中 ,缓 和原有 的 “ 条块分割 ”的矛
盾。
三、北京市街道社区管理体制
改革实践面临的突出问题
从 目前 的实 践 来 看 ,北 京 市
城市管理基础薄弱的特点 E t 益 凸
和责任清单 ,政府要 依法行政 。对 只有政府转型 ,才能为社会释放 空 市场机制等 。政府转型与社会 重建
公 共事务重新界定 ,根据公共事务 间 、资源和权力 ,社会才可能重建。
的程度 、性质做 出划分 ,从而 明确
两者合作 以及 自上而下 、自下而上
另一个是社会重建 。需要思考 的改革 的结合 可能是社 区治理 的一
主要有两个 大背景 。一是政 府职能 衔接 问题 大量存 在 。 转变 和单位 体制 的解体 ,大量 的社
作 重点向城 市管理 转移 ,建 立了融
北京探索赋权街道的社会治理新模式
北京探索赋权街道的社会治理新模式作者:来源:《群众》2019年第06期街道是城市管理和社会治理的基础平台。
目前,北京市委、市政府正式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街道工作的意见》,解决“全市如何抓街道、街道自身怎么发挥作用”问题,在加强黨建引领基层治理、街道体制改革、保障和改善民生、街区更新、社区治理和保障机制六个方面,提出30条改革措施,努力把街道社区打造成为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家园。
赋予街道辖区规划参与权等“六权”街道是城市的基本单元,是城市治理体系中承上启下的重要枢纽,是抓落实的“最后一公里”。
街道办平时承担的责任较多,但有时权责不统一容易造成“管不了”。
《意见》突出强调要向基层“赋六权”,具体包括:一是辖区设施规划编制、建设和验收参与权,二是全市性、全区性涉及本街道辖区范围的重大事项和重大决策的建议权,三是职能部门综合执法指挥调度权,四是职能部门派出机构工作情况考核评价和人事任免建议权,五是多部门协同解决的综合性事项统筹协调和考核督办权,六是下沉资金、人员的统筹管理和自主支配权。
在此基础上,着力提升街道统筹能力、服务能力、管理能力和动员能力,充分体现出责权统一的原则。
大部制改革后街道可直接开展执法在街道实际执法过程中往往会涉及多个部门,过去执法队伍分散在各个职能部门,食药、城管、工商等部门相互独立,不利于形成合力,联合执法普遍存在难以磨合等问题。
《意见》明确街道作为执法主体可以直接开展执法工作,提出进一步推进行政执法权限和力量向基层延伸、下沉。
通过推行街道大部制改革,整合现有站所、分局执法力量和资源,组建街道综合行政执法机构,将街道原来“向上对口”的20多个科室,精简为6个内设机构、1个街道综合执法队以及3个街道所属事业单位,逐步实现“一支队伍管执法”,真正解决拆除违法建设、僵尸车清理、无证无照整治、群租房整治、市级挂账重点地区整治等多项“看得见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见”的“老大难”问题。
街区更新吸纳多方意见近年来,北京市加大街巷整治力度,推进疏解整治促提升,居民生活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北京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总结
北京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总结
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其基层社会治理工作一直备受关注。
在过去的一年里,
北京市加大了对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的投入和力度,取得了一系列显著成效。
首先,北京市在基层社会治理工作中注重了群众自治的重要性。
通过建立和完
善社区自治组织和居民委员会,鼓励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管理和决策,增强了社区自治的活力。
同时,北京市还加强了社会组织的参与,鼓励各类社会组织发挥作用,共同参与社会治理工作,形成了政府、社会组织和居民三方共治的局面。
其次,北京市在基层社会治理工作中注重了法治建设。
通过加强法律宣传教育
和普法活动,提升了居民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
同时,北京市还加大了对违法行为的打击和整治力度,维护了社会的公共秩序和安全稳定。
另外,北京市在基层社会治理工作中注重了服务民生的重要性。
通过加强社区
服务设施建设和社会服务资源整合,提升了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
同时,北京市还加强了对特殊群体的关爱和帮助,让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社会的温暖和关怀。
总的来说,北京市在基层社会治理工作中取得了一系列显著成效,为构建和谐
稳定的社会环境做出了积极贡献。
然而,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基层社会治理工作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
相信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北京市的基层社会治理工作一定会取得更加辉煌的成绩,让每一个市民都能享受到更好的社会治理服务。
民有所呼 我有所应——北京市社区治理的实践与思考
社区治理与美好生活——北京篇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北京市社区治理的实践与思考王杰秀**王杰秀,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摘 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坚持“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是各级党委政府的政治任务。
本文系统地梳理了近年 来北京市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要求,实施党建引领“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探索情况,总结提炼了北京市的经验成就,形成了几点启ZK 。
【关键词】北京市 街乡吹哨 部门报到 基层社会治理近年来,北京市紧紧围绕“答好”坚持和 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新时代特 大城市基层治理的有效路径这张“考卷”,牢 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坚持“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政策,采取了一系列创新举措,推动首都基层社会治理开创了 新局面、实现了新发展,有力地增强了市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一、领卷:北京的使命与任务北京作为首都,中央高度重视、社会高度关注、群众高度期待。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两次视察北京并发表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系统阐述了关系首都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问题,为首都建设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特别是总书记对首都功能做出新的战略定位,希望北京建设成为全国政治中心、 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承担好为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工作服务、为国家国际交往服务、为科技和教育发展服务、为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服务等重要职能,并强调“建设和管理好首都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直接为首都发展治理“出了卷、命了题”,明确了北京的使命与任务。
针对“大城市病”等首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突出社会问题,总书记2017年2月在视察北京时明确指出,要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以北京市民最关心的问题为导向,以解决人口过多、交通拥堵、房价高涨、大气污染等问题为 突破口,提出解决问题的综合方略。
北京市社区规范化建设的治理现状-成因与对策
北京市社区规范化建设的治理现状\成因与对策[摘要]新型社区建设的系列文件出台之后,北京市的社区建设迈上了新的台阶。
社区成立社区服务站之后,承接政府公共服务职能,扩大了居委会自主治理的空间,但是,自治主体单一、治理经费不足等现状没有明显的改进。
究其原因,社区规范化建设的举措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政府主导下的社区治理机制与不断膨胀的服务需求之间的矛盾。
因此,本文提出了社区“多中心治理”的对策,建议政府进一步放权,进一步引进和培育社区组织(NGO),政府应作为一个平等的主体参与对话和协商,共同满足住户的服务需求。
[关键词]社区治理社区服务站多中心治理社区规范化建设在城市社会从“单位制”向“社区制”转变的过程中,社区作为北京市社会建设的载体,承接着社会整合与社会稳定的作用。
随着社会需求的膨胀和新型社会矛盾的涌现,原有社区治理结构渐渐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为此,北京市政府出台了社区规范化建设的新举措。
一、社区规范化建设前的社区治理困境在社区规范化建设之前,北京市各个社区的自治功能受到行政职能的排挤,表现在治理主体单一、居委会行政性负担沉重等五个方面的困境。
社区并没有实现它的“题中应有之义”——自治性、公共性和参与性。
1、治理主体单一,除了居委会,很少有其他社区组织参与到社区事务中来在社区中,组织的分化程度很低,或者说,居民的自组织程度很低,治理主体单一。
虽然社区中各类组织的名目繁多,但是这些大多是临时性的、力量薄弱的机构,能够作为社区治理主体的往往只有居委会一种组织。
社区居委会在社区中存在的时间最长,也有法律的合法性支撑,不仅得到了居民的广泛认可,也和政府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因而,在传统的社区中,居委会“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社区中唯一的治理主体,承接各方面的职能和任务,既扮演了政府代言人的角色,也扮演着居民代表的角色。
2、居委会的行政性负担沉重,自主治理的空间较少作为单一治理主体的居委会,承接了地方政府交托的大量行政性负担,不堪重负,理应开展的社区自治工作往往因为时间和人手的限制而难以如愿。
行政管理论文:城市社区合作治理中的主体互动研究——以北京市丰台区社区青年汇项目为例
行政管理论文:城市社区合作治理中的主体互动研究——以北京市丰台区社区青年汇项目为例第1 章绪论1.1 研究背景及意义1.1.1 研究背景社会治理的理念自20 世纪90 年代被提出以来,经过了20 余年的发展,已经成为理论界和社会各方关注的焦点。
在不同学科的交汇融合和社会各界的多方行动的影响下,社会治理得以扩充和完善,并逐渐由管控型社会治理向合作型社会治理转换。
这一历史性变革必然体现在社会发展的每一个节点上,从宏观层面来讲,社会治理的变革体现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如国际社会关系的重塑和转变;具体到微观层面,社会治理的变革在人们生活的社区也体现的非常明显,即在社区领域内的合作治理,也可以通过每一个具体的社区实践案例而反映出来。
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对应的城市管理体制是对以居民所在单位为依据,实行“单位制”为主,“街居制”为辅的体制,而在改革开放之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城市管理建立起“社区制”且“社区制”已将传统的管理体制完全取代。
在当下社区的治理过程中,多元主体逐渐参与其中、不断探索,尽管呈现出了合作主体地位不对等,合作效率低下,合作各方之间不信任等问题,但乐观地看,由多元主体共同治理所带来的便捷和创新,又不断推进着城市社区合作治理的进程。
基于目前的背景,本文认为我们可以从一个微观层面着手研究城市社区领域中合作治理的进展——研究城市社区治理中的主体之间如何互动,以剖析城市社区合作治理,总结其规律,探究其发展。
1.1.2 研究意义在社区合作治理中,有许多问题亟待探索解决,如:哪些主体正在或将会发挥重要的作用?这些主体之间是否有一种或多种合作模式?不同类型主体之间的合作是否实现了创新社区治理方式、提升社区居民幸福指数的目标?而从行政管理的角度去反思又可以发现怎样的问题?带着这些思考,结合自身亲历,本文认为,研究我国社区合作治理主体之间的互动有着重要意义。
在各大城市都在日益比拼综合竞争力的背景下,社区却一直是政府关注的弱项。
北京社会治理-朝阳区探索法治、自治、共治型社区治理模式
北京社会治理朝阳区探索“法治、自治、共治”型社区治理模式(2010~2014)从管制到管理、从管理到治理,这一转变与创新,既是对当前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带来诸多新问题、新挑战的主动适应,也是对未来社会领域发展模式和发展理念的一种超前谋划。
简单来说,治理就是一种政府与社会通过建立合理有序的规则相互协商、共同处理公共事务的过程,它强调的是公共事务的处理要经过多元主体的协商、符合多元主体的利益、体现多元主体的意志,最终使多元主体达成一致。
这种发展理念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也是当前及未来我国社会领域发展进步的必然选择。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中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要求,既是对治理理论的积极借鉴,又是我们党和国家对社会发展和社会建设规律认识的新飞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实践总结和必然选择。
近年来,全国各地围绕社会领域的发展理念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创新,并取得了显著成绩。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社会治理的新要求,积极推动社会领域发展理念由“管理”向“治理”转变,全国各地进行了进一步的创新与实践。
北京一方面作为全国特大型城市的典型代表,其在社会领域所面临的问题更突出、更聚焦、更有代表性,北京社会领域的探索与实践对于全国都有借鉴和示范意义;另一方面北京作为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其在社会领域的实践创新具有前瞻性和引领性的特点。
因此,我们特意围绕北京社会治理模式进行重点研究。
一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创新是北京市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任务近年来,北京市在社会建设领域积极探索与创新,逐步形成了一系列新经验、新模式,如东城区在总结原东城“万米城管网格”和原崇文“信访代理制”、“城管综合执法机制”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模式。
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模式建立了从区、街道一直到社区和网格的四级管理体系,覆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推动了部门之间的协调联动和资源整合,实现了社会服务管理的精细化、高效化。
《2024年从被动回应到主动治理_北京城市基层治理的机制创新》范文
《从被动回应到主动治理_北京城市基层治理的机制创新》篇一从被动回应到主动治理_北京城市基层治理的机制创新一、引言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市治理问题日益凸显。
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其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尤为重要。
传统的被动回应式治理模式已无法满足当前社会发展的需求,因此,北京城市基层治理正在进行一场从被动回应到主动治理的机制创新。
本文将探讨这一创新的过程、意义及实践案例。
二、传统被动回应式治理模式的局限性在过去,北京城市基层治理主要采取被动回应式治理模式,即针对问题出现后进行应对和处理。
这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决问题,但存在以下局限性:一是反应速度慢,无法及时有效地应对突发事件;二是缺乏预见性,无法提前预防问题的发生;三是资源利用率低,无法实现治理效率的最大化。
三、主动治理的必要性为了解决传统被动回应式治理模式的局限性,北京城市基层治理开始向主动治理模式转变。
主动治理是指以预防为主,通过分析研究、预测风险、制定策略等手段,主动发现和解决问题。
这种治理模式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提高治理效率,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二是增强预见性,提前发现和解决问题;三是提升公众满意度,增强社会和谐稳定。
四、北京城市基层治理的机制创新为了实现从被动回应到主动治理的转变,北京城市基层治理进行了以下机制创新:1. 建立信息共享平台。
通过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实现政府各部门、社区、居民之间的信息互通,以便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2. 强化预测预警系统。
通过加强预测预警系统的建设,提前发现可能出现的风险和问题,制定相应的应对策略。
3. 推行多元化治理。
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城市治理,形成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居民共同参与的多元化治理格局。
4. 优化决策机制。
通过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提高决策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5. 加强培训和教育。
提高政府工作人员和社区居民的治理能力和素质,使其能够更好地参与城市治理。
五、实践案例分析以北京市某区为例,该区在基层治理中积极推行主动治理模式,取得了显著成效。
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农转居”社区治理机制与类型比较——基于北京市四类典型社区的案例研究
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农转居”社区治理机制与类型比较——基于北京市四类典型社区的案例研究李岩;张小劲【摘要】“农转居”社区是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的治理重点和难点,也是推进城乡一体化和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一环.基于“政府-社会-市场”三元论视角,通过采用类型学方法,分析比较四种“农转居”社区治理类型,指出政府、市场、社会三种机制混合的“农转居”社区治理模式,有益于克服单一机制失灵带来的治理风险,实现更好的治理绩效,是未来建构“农转居”社区治理模式的优化方案.【期刊名称】《北京行政学院学报》【年(卷),期】2018(000)003【总页数】9页(P64-72)【关键词】农转居;社会治理;社区治理;政府-社会-市场;北京社区【作者】李岩;张小劲【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083;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北京100084【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D63-3引言城乡社区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一环。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城镇化进程步入最为迅猛的阶段。
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从1995年到2016年,中国城镇化率从29.04%上升到57.35%,逐年提升1个百分点以上,同期城镇人口增加了约4.4亿。
如此速度和体量的城镇化进程,促生了一个各种社会问题频发的过渡时期,而且基层社会冲突呈现出频度高、强度大、类型多样、相互关联、扩散性强等特征[1],由此也对社区治理构成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
在此背景下,如何实现基层社区的良善治理,事关民生福祉和社会和谐稳定的大局。
尤其是,伴随城乡人口的大量转移,涌现出一大批“农转居”社区。
这些“农转居”社区是城乡结合部的重要组成单元,同时也是城镇化进程中具体而微小的核心治理对象,是各类城乡治理问题的凝结点。
而且,由于在建设时间、转型动力、征地拆迁用途、后期治理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全国各地“农转居”社区的治理面貌已然千差万别,成为城乡治理中的一个相对崭新、不容忽视的领域。
中国社区治理现状及探索——以北京市社区治理为例
作者:李寒湜[1] 徐德顺[2] 王大树[1]
作者机构:[1]北京大学经济学院[2]天津大学
出版物刊名:经济研究参考
页码:28-33页
年卷期:2015年第45期
主题词:国家治理社区治理城市研究模式智慧社区
摘要:社区是国家治理中最小的单元,也是公民参与国家治理的最直接体现。
国外在这一领域探讨并提出了美国模式、日本模式、新加坡模式等治理方式,我国在其基础上,进行了上海模式、沈阳模式的探索。
在对国内外模式充分研究和讨论后,北京市提出了“六型”社区建设方案,并获得了较好的治理成果。
本文针对北京治理模式进行分析和梳理,探讨这种模式的优点及不足,对中国社区治理提出改进意见。
以社区自治为目标创新社区治理模式--北京市朝阳区的做法
以社区自治为目标创新社区治理模式--北京市朝阳区的做法
韩子荣
【期刊名称】《中国城市经济》
【年(卷),期】2004(000)012
【摘要】@@ 一、社区自治组织的定位及其功能rn社区是城市社会的细胞,是城
市管理的基础,是党和政府加强基层政权建设的基础,也是城市政府行政管理和社会
自我管理的衔接点和结合部.依据居委会组织法,居委会的职能可以概括为民主自治、公共服务、民间调解、治安维护、政府协助和民意表达六大方面.社区居委会所具
有的这六大职能是社区功能的集中体现,其基本内涵包括五"民":
【总页数】3页(P40-42)
【作者】韩子荣
【作者单位】中共北京市朝阳区委副书记
【正文语种】中文
【相关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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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城市社区"大联动、微自治"智慧治理模式的探索与思考——以成都市C区社区
治理和服务创新实践为例 [J], 王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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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3-09-20基金项目:作者主持的北京市教委人文社科面上项目《北京市社区公共服务研究》(SQSM201210772005)研究成果之一作者简介:刘娴静(1970-),男,湖北黄冈人,讲师,博士,从事城市社区治理研究。
城市社区治理中的组织与权力———北京市“村居型”社区案例研究刘娴静(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人文社科系,北京100192)一、研究的缘起城市社区是城市社会和空间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市的基本细胞和城市发展的缩影。
自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城市化的进展,城市社区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首先,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促使原来城郊的地域变成城区范围,城市的人口向城区集聚,城市社区的数量和规模随之增加;其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区内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更趋完整,社区的现代化水平上了新台阶。
然而,城市经济体制的变革和城区地域面积的扩张,引发了城郊地区居民职业结构与生存方式的主要指标向城市社区转型,由此产生了城市社区农村社区的并存,在城郊存在着一个个自然村落。
这种村落在基本素质上仍缺乏城市社区的内涵特征,我们称之为“村居型”社区。
20世纪90年代,中国政府主管部门正式提出了社区制建设的思路,社区建设才受到各界的普遍关注,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议题。
城市社区研究也才大规模地展开。
不过,这时研究大都从宏观上阐述城市社区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其治理对策,研究者已逐步注意到城市社区建设的动力机制和治理模式;但是由于尚未对社区结构做出深入的描述和分析,缺乏理论研究和深入思考,更不用说对“村居型”社区研究进行探讨。
在我看来,缺乏对当代经验研究正是社区制理论难以进一步深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引起我对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微观研究的极度追究,“村居型”社区正是作为城市社区治理中“另类”进入笔者的视野。
二、框架与目的一项科学研究需要依据所研究的问题确定一个适合的理论分析框架,帮助我们确定研究的基本思路和理论出发点。
根据研究主题,本文的分析框架建立在“治理理论”的基础之上,其要点是:1.治理是指国家、公共组织、私人机构及社会个人等各种活动主体之间的关系,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机构和个人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
2.治理主体是多元的,在管理社会共同事务,提供公共的事务方面存在着多个中心。
它除了政府之外,还可以是其他各种公共组织、民间组织、非营利组织、私人组织、行是协会、科研学术团体、社会个人等。
3.治理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它主要是通过合作、协调、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实现对公共事务的管理,以建立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上的合作,其管理机制所依靠的主要不是政府的权威,而是合作团结的权威,其权力内容是多元的,相互的,而不是等一的和自上而下的。
4.治理强调管理对象的参与,希望在管理系统内形成一个自组织网络,加强系统内部的组织性和自主性。
作为自组织网络的管理,它有权促使公民服从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人们同意或认为符合其利益的各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
管理手段既包括政治法制的,也包括经济市场的,还包括社会的,文化的手段和采取的方式。
5.治理关系为信任与互查关系。
它指的是建立在信任与互利基础上的社会协调网络。
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城市社区制建设,随摘要:在“村居型”社区内部存在的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村民委员会三大治理主体,在参与社区治理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以各自利益为结点的网络。
论文以北京市海淀区西三旗街道前屯社区为个案,描述三元治理主体各自在社区网络中参与社区权力的分配和效能,分析社区内外不同性质权力主体之间的矛盾冲突以及这些冲突产生的原因以及如何建构并维持社区内外的各权力主体之间的有效协调与合作,从而实现中国城市基层社会的稳定秩序与和谐。
关键词:“村居型”社区;组织;权力;社区治理中图分类号:C912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3-0061-04S h e H u i Y a n J i u ☆社会研究☆Theory Research学论理★★★★着经济体制与社会体制改革的深入,使城乡接合部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这种“村居型“社区主体呈现多元化,社区内外组织参与到社区权力分配中来,社区内的自治组织与非政府组织在社区制建设中发展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社区成员参与意识和民主组织意识逐步增强,政府在社区成员的广泛参与下,与民众共同推进社区的建设与发展。
这与治理理论前提完全相符。
因此,本研究试图突破纯理论研究和政策性研究的局限,通过实地调查,尽可能提供翔实地反映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的组织与权力运作的实证资料,并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加以归纳和解释,是一件确有价值的工作。
三、个案概况本研究选取北京市甲区乙街道丙社区作为个案。
丙社区隶属于乙街丁村管辖,1998年底撤乡建街道,随着农转非居民的不断增多和村民数量的减少,出于管理的需要,2000年5月组建丙社区,但新建社区没有任何经济基础,人、财、物缺乏,基于这实际情况,实行“以村带居”的管理体制:村党总支与社区党支部是垂直领导关系,社区居民委员会主任由村属公司经理兼任。
社区资金主要由丁村投入,社区经济和政府均由丁村负责考核。
社区由大屯和小屯两大部分组成,其总户数669户(常住户299户、农业户121、非农业户211户);总人口2476人,常住人口694人(村民身份263人、居民身份405人);暂住人口1782人,现有辖区单位11个。
该社区的主要特征是:1.地处城乡接合部,地域广阔,村居民混合,80%的家庭既有村民又有居民,“一张床上睡着两种人”。
社区内成员的异质化不断增加,流动人口较多,暂住人口是常住人口的2.6倍。
2.绝大多数居民原本是本地村民,因农转非变成居民,是有相同的地域历史,相同的习惯行为,相同的社会习俗,相同的思想信念和意识形成,因而具有相同的心理基础。
3.具有优越的地理优势,毗邻北京第一路,是北京北大门的“窗口”。
4.具有庞大的人力资源和较好的土地开发利用潜力。
四、权力结构与组织网络(一)居委会社区———新的权力主体与组织网络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乙街所辖行政村———丁村的大片土地政府征用,村民分几批农转非或“买断”后持身份变成居民,部分村民农转非后仍居住生活在原地,但村委会不再管他们,绝大部分的农转非居民发生问题也不知该找谁,结果是社会管理出现空档,发案率上升,引发社会秩序的动荡不安。
于是区政府和办事处决定在大屯村地域板块内组建前屯社区,实行“以村带居”体制,街道办事处和村委会对其实行双重指导(实现是领导)。
丙社区组织体系主要由四大部分组成:社区成员代表大会、社区居民委员会、社区协商议事会和社区党支部。
其他组织有社区工会、妇联,共青团以及各种协会。
社区居委会成员由五人组成,一名主任,一名副主任和三名委员。
全部由社区成员代表大会差额选举产生。
根据《乙街社区组织机构产生办法》的规定,丙社区下设人员调解、治安保卫、科教文卫,社会福利四个工作委员会,居委会成员兼任各工作委员会的主任。
现任主任刘子清,退役军人,男,47岁,中共党员,中专文化,兼任村第三工业公司经理,多次被街村评为优秀党员;副主任张汉年:男,46岁,退役军人,中共党员,原在市多家企业工作过,1995年下岗;委员邓丽红,女,23岁,中专文化,先后在市多家单位工作过;委员方瑜英,女,25岁,大专文化,在市多家单位工作过;委员王江莲,女,32岁,高中文化,1988年6月参加工作以来一直在村农业公司工作。
社区居委会工作实行“分工合作’原则,主任全面负责社区的工作,副主任担任治安保卫工作委员主任,三个委员分别担任人民调解、科教文卫,社会福利工作委员会主任。
遇有要有工作,一般由主任带队,五人一起合作完成。
社区组织实施网络化管理,即社区居委会主任———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居民小组长———门栋长———关照员。
关照员即积极分子,积极分子主要掌握每户情况,通知开会,传述精神等。
社区受街村双重领导,但社区与街道关系主要体现在社区完成政务类工作任务上,比如:社区治安,环境卫生,计划生育等,与村的关系主要体现在经济上,也就较多依赖村。
与村的沟通上,一般主要是通过例会,村管片干部布置、派人联络式电话通过以及社区主任与村干部的私人接触等。
(二)村委会———传统的权力主体与治理主体地位的延续丁村是乙街下属的对丙社区治理结构和权力资源配置有决定性影响的一个村委会建制村,由杨湖、旧港、新地等7个自然村组成,位于甲区近郊,是个典型的都市村庄,该村有土地面积717亩,其中鱼塘24亩,菜地43亩,住宅440亩,企业用地210亩,辖区内有7个片组和15个村办企业。
全村农业户540户,总人数876人,劳动力306人,党员111人,村民户籍由乙街派出所管理。
村下设三个农业公司和一个工业公司,12个党群和行政部门,8个党支部。
到2007年8月,丁村三年社会总收入17.43亿元,利润0.53亿元,税金0.39亿元,全村总资产1.0825亿元,是名副其实的亿元村。
丁村的组织体系由村委会、村代表会议、村党总支等组织构成。
村党总支对村委会和社区实施领导,处于村权力中心的村委会由村民代表选举产生,对上接受街道办事处的领导,对下领导社区居委会,起沟通桥梁作用,对社区工作和村企业运作实施指导。
村民代表由小组长,积极分子以及企业负责人组成,村民代表大会只是在选举村委会时,才有村党员总支召集村民代表开会,讨论选举事宜。
村民权力组织的设置除党总支、村民代表会议、村委会以外,还有工会、共青团、妇联,主要功能在于对村及下属社区经济生活进行管理。
作为党总支书记的权力核心,不仅控制村及下属社区的意识形态领域,而更着力于对经济命脉的控制。
村委会作为传统的权力主体,对前屯社区事务的影响非常广泛,分别在维护社会治安,计划生育、环境卫生、流动人口、出租屋管理,管理集体物业、投资社区教育,协助社区居委会开展工作、协助税收、投资社区娱乐设施等方面发挥着作用。
但其治理主体地位附属于村党总支才得以延续。
(三)街道办事处———社区事务的领导者和国家权力在基层社会的延伸街道办事处虽然不是一级政府,其部门设置却已经涵盖了城市基层政府的基本职能。
白云街街道办事处设有以下行政部门:党政办办公室(党工委办公室和行政办公室合署办公)城管科、民政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财政所、人口与计划生育办公室、监案科(与纪工委合署办公)、司法科、组干科(与党工委组织部合署办)、文化站,环卫所以及劳动服务公司和社区服务中心。
乙街道代表城市政府实施对社区服务的领导,拥有巨大的法定权威,是”村居型”社区名正言顺的治理主体。
街道在社区内部有其重大利益,这种利益可以归结为政府利益,主要包括政治利益、行政利益,经济利益等。